两名在孩提时代遭受强迫劳动的乌兹别克人讲述了该国棉花产业的黑暗历史。

2023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妇女在田里采摘棉花|铁木尔·伊斯梅尔洛夫/法新社/盖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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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级：

塞瓦拉和阿齐兹现已二十多岁，他们是1990年代至2020年间在乌兹别克斯坦棉田近200万遭受强迫劳动剥削的儿童中的两人。

阿齐兹说：“我在媒体上读到的故事并不反映现实。我自己亲眼看到了现实。”

近三十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包括儿童在内的农村居民采摘棉花，以达到国家规定的配额。苏联曾有过强迫劳动的情况，1991年后供应链崩溃，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乌兹别克曾是世界第五大棉花生产国，直到2020年，乌兹别克政府一直实行压制性的棉花垄断，并要求地方官员以及教师等公务员动员公民下田劳动。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棉花，然后在全球范围内转售获利，而这一切主要是为了少数精英阶层的利益。

2022年，国际劳工组织宣布乌兹别克斯坦棉花产业已经“不存在系统性童工和强迫劳动行为”。乌兹别克斯坦终于收获了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领导下全面改革的成果，他于2016年上台，承诺实行民主制度。废除棉花奴隶制、货币自由化、有限放宽媒体管制等改革让乌兹别克斯坦获得了《经济学人》杂志2019年 "年度国家 "奖。

然而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因摆脱强迫劳动而受到了一定称赞，但棉花经济对普通人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儿童成长和农村社区分裂的影响，仍未被人知晓。在前政权对媒体的严密控制下，任何敢于直言的人都会遭到当局的殴打和恐吓。

“每天晚上我们都饿着肚子睡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阿齐兹补充道。

塞瓦拉和阿齐兹的故事就是慢慢接受这段痛苦历史的一部分。他们截然不同的叙述传达了棉花采摘的人性一面，在剥削、社区纷争和创伤的集体痛苦中，点缀着模棱两可的情感。塞瓦拉对自己的摘棉能力感到自豪，对在阳光下野餐的美好回忆与阿齐兹的回忆形成鲜明对比。对他来说，摘棉花与他被卷入的暴力事件、目睹祖父的衰弱病体和朋友的死亡给他带来的创伤有关。

“我喜欢摘棉花，因为我很擅长”|铁木尔·伊斯梅尔洛夫/法新社/盖蒂

人权观察报告称，2012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使用童工现象尤为严重。为了应对国际压力，政府将总收成的较大份额分配给成年人和年龄较大的儿童。

塞瓦拉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喜爱方式描述了她早期采摘棉花的日子：“村民们喜欢采摘棉花。我们在阳光下野餐并一起玩耍，”她回忆道。“我喜欢摘棉花，因为我很擅长。我早上会完成我的配额，下午会小睡一会儿。”

塞瓦拉大约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收割棉花了。从2000年到2017年，她每年都会参加收割活动。起初她住在棉花种植区，这意味着她可以在一天结束时回到附近村庄的家。来自其他地区的其他孩子则更不幸：他们必须长途跋涉数十英里，在九月至十一月的收获季节被迫留在田地旁边。他们被安置在某人的家里、托儿所或空荡荡的建筑物里，每次三十到四十天。

对于阿齐兹来说，谈论棉花会唤起痛苦的回忆。他记得2006年夏天，13岁的他目睹了第三轮棉花浇水——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紧张的时刻，因为他们与同样依赖水来种植土豆、小麦和洋葱等自给作物的村民竞争。

“七月中旬，如果棉花没有第三次浇水，收成就不会好，”阿齐兹解释道。“所有农民都重视第三次灌溉。”

在为期10天的棉花灌溉期间，阿齐兹不得不昼夜不眠地骑着自行车沿着一条三公里长的运河行驶，以确保水到达他祖父的棉花农场，该农场满足国家规定的配额。

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因为村民经常打开水闸将这些水引到他们的自留地。“如果我看到有人引水，只能选择关闭供水，如果我必须揍那个人一顿，我会的，甚至会抄起棍子，”阿齐兹回忆道。

“如果是女人，她会乞求我给她水。村民们也没有水，但如果我给他们水，我就会从叔叔那里挨棍子打。当我回忆起那些时光时，我真的很讨厌自己。”

在一个狂热的夜晚，阿齐兹的祖父试图阻止别人引水，结果导致了一场肢体冲突。“我祖父反抗，那些人就殴打他。之后他病倒送进了医院。”

阿齐兹对因棉花灌溉而在社区蔓延的紧张局势感到不满。他说：“我们过去常常在灌溉时与很多人打架，人们憎恨农民，用恶毒的眼光看待他们。”

然而这种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遵守国家配额会受到惩罚，政府会没收农田，农民也会因此失去生计。

尘土飞扬，汗流浃背，身体变得很脏|铁木尔·伊斯梅尔洛夫/法新社/盖蒂

随着塞瓦拉升入中学，并最终进入大学，在田里摘棉花变得越来越难。她解释说，在她 11 至 13 岁时，老师们无法再确保孩子们去地里帮忙收割棉花，所以就让他们住在学院里。塞瓦拉和她的同学们必须自带垫子，睡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既冷又不舒服。有时收成结束后很久，他们还留在学校里，因为政府不允许他们回去。后来学校的伙食越来越差，随着冬天的到来，天气也越来越冷。不过塞维拉重申，她并不介意摘棉花，她最多可以摘100公斤棉花，大大超过了70公斤的配额。但后来由于恶劣的工作条件，她患上了肾病，一直到怀孕期间还在复发。"我在大学期间摘棉花时，我们住在一栋老房子里，那里没有浴室，只有一个厕所。我们每周都会去公共浴室洗澡，但要自己掏钱，"塞瓦拉说。"但棉布上有很多灰尘，你总是出汗，身体会变得很脏。如果你来月经，那就更难了，因为你无法清洗自己，你也不能祈祷"。

在这种不卫生的条件下，塞瓦拉不得不睡在排水沟附近冰冷的地上，这导致她的肾脏出现并发症。负责监督棉花收割的老师让她休息一天去看医生。医生劝塞瓦拉不要再工作了，因为她的身体状况很差，但这是不可能的。她回忆说："老师只让我在田里休息两天，然后又让我干活。我只能选择服用强效止痛药，但吃了会闹肚子。可老师们喜欢我，因为我干活很快。

尽管存在这些健康并发症，塞瓦拉还是责怪自己不够谨慎，并且似乎对老师对她的严厉对待没有怨恨。“这是我的错，”她说。“我应该更加小心，”她说。

阿齐兹的棉花收获经历以一场悲剧告终，这给他留下了终生的印记。

“邻近学校的一名学生在棉田里睡着了。我认识那个男孩，因为有时我们一起玩游戏，当一辆拖拉机来收棉花时，司机没有注意到男孩，从他身上碾了过去，男孩当场死亡。”当孩子们看到拖拉机车轮上的血迹时，震惊和混乱随之而来。老师们叫来了救护车和军队，而军队则以更暴力的方式回应“军队来了，殴打了老师。”

在我们交谈时，很明显阿齐兹正在努力挖掘这些恐怖场景，但他向我保证分享所发生的事情很重要。他怀疑有人受到了惩罚，也不相信男孩的家人因他的死亡而获得了赔偿。“这种事都处理得非常秘密，证据当时全部被埋得无影无踪了。”

一份新报告记录了乌兹别克斯坦棉花行业持续使用强迫劳动的情况。

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总统领导下的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成立已有七年了。随着国家变革的步伐，人们甚至开始相信一个基本自由不受任意侵犯的未来。然而随着乌兹别克政府最近对记者和博客作者的一系列迫害，一个自由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希望之窗正在关闭。

与此同时，塞瓦拉和阿齐兹的故事清楚地提醒我们，数十年来的强迫劳动不仅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会在那些不得不忍受强迫劳动的人身上继续存在。

*姓名已更改

作者：玛迪娜·加济耶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