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编辑|青梅侃史
前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量的英国女性摆脱了传统的家庭工作模式，展现了同男性一样的社会工作能力。也正是她们的努力和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胜利。
因此，战后英国女性的地位本应得到提升。可事实上，英国政府仅给予了少数女性选举权，而大多数女性在公共领域仍无法找到立足之地，最终被迫回归传统的家庭角色。
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让英国女性出现了地位倒退？
男性的敌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量英国男性被迫参战，导致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各界不再坚持“领域分离”的传统观念，而是呼吁女性为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填补劳动力空缺。在这种情况下，大批中产阶级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
其实在一战之前，只有少数获得了就业机会，从事的大多是一些传统的妇女工作，如家教、护士、纺织工、女仆等，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私人领域。
然而，一战时期，女性开始涉足男性职业领域。据统计，1914年7月，有1500名妇女进入银行工作，到1918年4月增加到37600人，同期女性汽车驾驶员从1700人增加到28900人。
不仅如此，妇女还投身需要强体力的工作，从搬运工到机器制造，从炮弹生产到前线救护，到处都有妇女的身影。据相关数据显示，1918年4月仅军工厂的女工就达到70万人。
但女性大规模涌入男性职业岗位，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因为从战场回归的男性无法找到工作，这加深了社会上男性对女性的敌视。许多男性强烈要求女性放弃工作，回到家庭，以便将工作机会让给男性。
要知道，一战的长期性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一些参战者产生了战争情绪，影响了他们战后的日常生活。
许多军人在心理上经历了奇异的变化，其中一些表现为战争恐惧症。因为战争期间，前线的男性与家人的疏远和分离，以及男性和女性在战争中经历的不同，导致前线的军人与德国人而非自己的家人产生了一种团结一致的感觉。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利德所说：“前线的军人对家人的敌意和愤怒超过了对敌人的愤怒。”
战后，尽管军人们重新穿上了平民的衣服，生活回到了战前的状态，但他们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人常常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急躁、易怒、甚至暴力的倾向。
利德曾表示：“战争是一种挫败侵略性并将敌对的行为转向内在的事实，这种壁垒战会使军人有大量压抑的情感，他们经常会采取一种幻想的形式想象自己具有攻击性，这种情感不能在战争中得到发泄。但是却会在战争结束后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
换个角度来说，妻子不再是战时稳定大后方的家长，她们失去了在家中的主导和发言权。因此，战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遭受到了削弱。
新女权主义者的倾向英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始于18世纪，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一战之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平等，反对“领域分离”，认为法律和习俗的父权制度导致女性遭受虐待和贬低。
他们主张女性不仅仅是家庭中的母亲和妻子，更是与男性一样的国家公民，应当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他们致力于解救女性脱离家庭的束缚，使女性有权参与公共和政治领域。
然而，在一战后，对男性和女性本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女权主义者内部产生了分裂。新女权主义者在认可两性差异的基础上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平等公民权协会，作为国家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后续组织，仍然致力于争取女性的选举权，但其活动范围相对有限。
在这一时期，艾莉诺·拉思伯恩接替了福西特夫人成为国家平等公民权协会的主席，她领导下的协会更加注重新女权主义的事业。
尽管拉思伯恩声称男女平等已经实现，事实上在1918年通过的《人民代表法案》只给予了极少数女性选举权，而大多数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仍未得到平等对待。在这一时期，新女权主义者转向强调妇女作为女性的需求，而不是作为男性的模仿者。
母亲养老、避孕保护法以及为女性争取的福利成为她们关注的焦点。新女权主义者玛丽·斯道克强调母亲的津贴是一项比同工同酬更为重要的需求，而其他支持者也在不同方面表达对女性需求的关切。
然而，旧女权主义者和一些平等权机构则对这些新观点提出了反对，他们主张女性应当追求与男性相等的权利，而避孕保护法的制定被视为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这些争议和分歧显示了女权主义运动在一战后面临的内部复杂性和挑战。
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主要源于对男女本质的不同理解，旧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男女生来就应该是平等的，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
相比之下，新女权主义者强调女性的独特性，强调女性应该回归到家庭，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这些观点的不同导致了对于女性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
有一些人认为，婚姻和生养孩子是女性永久的职业，强调两性关系的差异而非平等。她们为女性争取的福利也是以女性作为家庭角色为前提。
这种对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义使得新女权主义者与旧女权主义者产生明显的分歧。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时期的新女权主义已经偏离了早期女权运动的初衷，甚至与反女权主义没有太大区别。
奥利弗·白克思指出，更早的女权主义者致力于将女性从家庭生活中解救出来，而在两战之间，女权主义者却将女性重新困在家庭角色中。
这种对男女本质理解的变化和对传统观念的妥协，导致了女权运动在一战后出现的分歧和中断，使女性再次退回到维多利亚时代家庭主妇的地位。
政府的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乱了社会的和平安定，使统治阶层感到在战后恢复国内秩序的首要任务是调整性别关系。
这一调整反映在对在职女性的态度上，尽管政府曾对战时妇女的巨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甚至通过1918年的《人民代表权法案》赋予了30岁以上女性选举权，但这并没有真正意味着男女平等。
统治阶级的男性对女性在战争中所展现的能力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担心女性挑战他们的权威和地位。
政府在特殊时期允许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但这被认为是出于政治需要。随着战争结束，对女性的感激之情逐渐消失，政府甚至公开反对给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工资。女性的地位虽然相对提高，但在受教育、工作和工资等方面仍然面临不平等对待。
另一个政府拒绝女性参与公共和政治领域的原因是战后英国人口锐减。随着战争的进行，特别是强壮的男性人数减少，政府强调女性应将生育公民作为当务之急。这导致政府借此名义要求女性放弃工作，将生养后代作为她们的主要责任。
对女性而言，这种变化意味着失去了在战争时期争取的一些权利，国家的兴亡压力转嫁到了她们的个人身上，这对女性来说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政府在处理女性问题上的犹豫和飘忽态度主要根植于多方面的压力。一战期间，英国的战争经费急剧增长，导致巨额财政支出，使英国从战前的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
这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战后英国的经济复苏缓慢，海外资产减少、商船队受损，导致海外收支难以平衡。在这种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社会矛盾尖锐，政局不稳定，英帝国的解体开始显现。
失业率的上升使职业竞争更加激烈，政府除了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外，还希望恢复战前的社会秩序。为此，政府采取了将女性赶回家庭，让男性重新占领原本属于他们的职业的策略。
由于失业人数剧增，政府在女性问题上的处理更侧重于恢复社会稳定，而不是争取女性的权利。
战后经济内外交困让政府难以投入更多资源来解决女性问题，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不惜以牺牲女性权益为代价来保全整体利益。这种状况使政府在女性问题上的态度显得矛盾和不确定。
舆论的冲击尽管社会曾经对女性在战时的贡献表示肯定，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们对女性进入男性职业领域或摆脱传统家庭角色的态度发生根本性改变。战后不久，媒体人士提出要求女性回归传统家庭，恢复战前的性别秩序，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谐。
一些原本支持女性权益的杂志和报刊也改变了立场，将焦点重新放在女性的传统角色上，忽略她们在战时的贡献。
这种对女性的背离不仅体现在媒体的变化上，还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一些文学作品强调母亲角色的重要性，将女性的职业角色限定在生育与养育孩子的范畴。
同时，20世纪20年代涌现出大量强调家庭美好生活的杂志，力图强调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美好角色，并教育她们成为家务专家。这种舆论导向试图重塑社会氛围，让女性回归传统的性别分工中，降低她们争取权利的意愿。
结语：不管怎么说，一战让英国女性展示了与男性相当的工作潜力，打破了男性不可替代的观念。社会对女性的积极回应也表明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应受到传统限制。
然而，受到强大的传统势力、社会抵制、男权政治限制以及女权主义的妥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的地位最终倒退回到维多利亚时代。女权主义者在为女性争取权利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艰难，但在当时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