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发妻罗氏：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关于毛主席的结发妻子，其生平材料罕为人知，人们甚至连她的姓氏都搞不清楚。毛主席本人也从未与人谈起过她的生平和姓氏。1936年，他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也只是简单地说到：“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几乎没有想到她。”

为此，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便在她的《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书中猜测说：“毛不肯和那位姑娘有任何联系，这使新娘一家备受闲话与羞辱，直到今天，韶山人还不肯说出新娘姓什么。我们仅知道她比他大四五岁，‘容貌秀丽’。”

其实，罗氏真名叫做罗一姑，生于光绪十五年(即公元1889年)九月二十六日。她依中国旧式封建婚姻，由父母包办，于1908年嫁到韶山冲，成为毛家的大儿媳。当时韶山尚兴早婚，而且妻子往往比丈夫大几岁(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就比她的丈夫毛顺生大3岁多)，罗氏比毛主席大4岁。他们结婚时，毛主席15岁，罗氏19岁。毛主席与斯诺谈话时回忆为他14岁，罗氏20岁，不确。

罗一姑与毛主席这桩婚姻的形成，是传统的封建婚姻意识的产物。罗一姑的祖母和毛主席的祖父是亲兄妹。那时候，农村提倡亲上加亲。他们婚事首先就得到双方的长辈的赞同。罗一姑长得清秀而丰满，是操持家务的能手。毛主席的母亲文氏，身体一直不好。那时，毛家又没有女儿，急需一个能干的女人来操持家务。毛主席的父亲为人精明，罗一姑这样的女子，是他理想中的儿媳的最佳人选。这门婚事就这么订下来了。

罗氏嫁到毛家时，正值毛家人丁兴旺、家业发展顺利之时。罗氏在毛家克尽儿媳之责，帮助婆母文氏夫人干些针线女红之类的活计，颇为相得。

罗氏嫁到韶山后，身体一直不大好，有时便回娘家小住。1910年2月11日，不幸病逝，葬于韶山南岸土地冲。

有人说，毛主席曾与罗氏厮守10年，纯属无稽之谈。毛主席虽然不满意这门婚姻，但对罗 站毫无怨言。因为她更是这门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因此，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毛主席对罗一姑的亲属，总是怀着一种愧疚的心理，一如既往地给予关注。

建国后不久，一封由北京邮来的交“罗鹤楼老先生启”的信件寄往罗家。这正是毛主席的亲笔信。收信人罗鹤楼便是罗一姑的父亲。毛主席向罗府全家表示问候，并说如罗老先生身体尚健，欢迎他去北京走走。遗憾的是，罗鹤楼老先生已于1943年12月去世了。关山阻隔，毛主席不知这个情况，才有这封迟到的信件。

1925年2月，毛主席回乡搞农民运动，常去杨林一带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罗家是去杨林的必经之路。毛主席因此常去罗家。这期间，毛主席与罗老先生，还有他的侄儿罗石泉交往甚多。在毛主席的影响下，后来罗石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连罗鹤楼老先生也成了农协的积极分子。

“马日事变”后，罗鹤楼和侄儿罗石泉自然受到牵连。国民党反动派抄了罗鹤楼的家，逮捕了罗石泉，对他们进行了种种迫害。50多岁的罗鹤楼只好携家带口，远走洞庭湖区种湖田。罗石泉罚重款后，经人保释出狱，也去华容当教书先生，过着流离颠沛的日子。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才回到家乡。回家不久，罗鹤楼老先生就去世了，终年72岁。

解放后，罗石泉在家乡教小学。前面说到的毛主席写给罗鹤楼的信，因老先生已不在人世，便是由罗石泉代为复信的。毛主席收到他的信后，即给他写信：来信收悉，十分想念你们。承蒙关注，极表谢意。

1950年5月，毛岸英受父命回乡，专门约请罗石泉到他居住的毛氏公祠见面叙谈。毛岸英依乡例叫他“舅舅”，赠他鹿茸、茶叶及人民币20万元(旧币)，详细询问了他的家庭生活和身体状况，转达了父亲对他的问候。

那时，罗石泉已61岁，年老多病，家口众多。他任教的小学是族立学校，薪水没有保证，生活十分困难。岸英回京后，向父亲谈了罗家的情况，毛主席当即请人为他汇来300万元(旧币)，以解燃眉之急。弟媳王淑兰从北京回韶山负责招待所的工作后，毛主席又嘱时她：要常去罗家看看，他们都是受苦人。王淑兰记着大哥的嘱托，曾多次和九弟毛泽连去罗家看望他们，并送去大米、黄豆和豆腐干等物。

从以上的事实不难看出，毛主席当年不满意的只是那桩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而对罗一姑和罗氏家族，却没有丝毫的嫌弃之情。相反地，正是因为这桩婚姻的不幸，他对罗氏一家更加充满了关心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