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这个使用说明书的架构。 就好比我们使用手机等家电，小孩子都能很快上手，老人反而不行一样，老人有“成见”，即老人原本有自己对事物的见解和经验，他的瓶子装满了水，再想加进去，就成了不可能，而孩子是空瓶子，装水又快又好，《周易》的《传》，其实是给“有见地”的人释义的，即矫正他们和儒家思想的偏差，把他们捋顺到儒家思想上来，对小孩子反而不用这样，直接启蒙就是儒家思想，“心无杂念”，—— 有时候我们判断问题用到小孩子时候被灌输的东西，认为那就本来属于我们的“天经地义”，不会意识到“启蒙”也会被“洗脑”。 1.《周易》固化了对六十四卦的命名。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易》帛书包含了大量的有用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帛书的六十四卦中，有二十七个卦，其命名方式是和通行本的《周易》不同的，最典型的是《乾》、《坤》、《否》《姤》等通行本的卦名在帛书中对应的是《健》、《川》《妇》《狗》的名称。 马王堆墓帛书很明确是《周易》，而不是其他的《易》，它按照8X8罗列了六十四卦和卦名，没有附带卦辞和爻辞、大小彖辞象辞等内容，而是在六十四卦图像一边，附注有帛书易传诸篇是《二三子问》上下篇、《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 帛书没有按照《易传·序卦传》的顺序排列卦象，而是纵以乾艮坎震坤兑离巽，横以天地山泽水火雷风，相叠而成六十四卦。 这三处不同是西汉初年的实证，马王堆汉墓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结论：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卒。1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名章，墓主应是利仓的妻子。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仓”3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即第一代轪侯利仓本人。3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 后世学者经常为《周易》特别是《易传》部分是汉儒伪托孔子的作品。本书不参与这个争论，列出马王堆帛书《周易》这三处不同，是想说明，马王堆帛书，未为汉儒侵染：汉代易学传承据史料记载（据《史记》、《汉书》）各家易学都来自田何，他是汉惠帝时代的人物，秦颁布《挟书律》之后，田何独存《周易》，以授徒为事，西汉立为博士（在汉武帝时代之后）的今文易学，如“施氏学”“孟氏学”、“梁丘学”、“京氏学”等，都出于他的传授。汉惠帝曾到田何处学易，而此时田何的传授的《周易》社会上并没有流传，可见马王堆的帛书有可能是秦未焚毁的卜巫之书，从中可以管窥“原始”的《易经》。 为什么讲孔子对六十四卦命名？《易经》六十四卦原来是有名字的，但是命名很随意，有可能在师徒口授心传中以讹传讹，卦名只要发音相同或接近，就可以指向特定的卦，这对于占卜是足够的。但是《周易》的卦名命名很严格：因为孔子的周易“重德不重卜”，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卦德”，而这种“卦德”必须是特定的字，否则不能体现“卦德”。 比如《周易》用《乾》《坤》代表天地和男女的特征，那么就要对乾坤进行“再定义”，这就是《系辞传·文言》和《说卦传》的定义。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 ——《说卦传》 很明显，经过这样的定义，乾坤这些卦名，有了新的内涵，至少不是帛书里那些卦名（健、川）所具备的：帛书中《妇》卦对应《周易》的《否》卦，很好说明了原始《易经》对于卦名的的泛指：一是否在《周易》读pi不读fu,意思和泰相对，而帛书“妇”字显然是没有这样的意涵，仅仅有指向卦象的作用；二说明以前《易经》的传承方式不是特定的文字记载，而是口授，如果是文字，则不会出现误读“否pi”为“妇fu”。至于帛书中“狗”卦，更加说明通行本《周易》的对应卦“姤”是专门深思熟虑的定义。 卦德的提法，使得《周易》卦象的命名不可能随意，只能固定为专有名词。 2.《周易》提出了系列化的儒家思想。 本书后边专门研究孔子思想、《周易》书的性质，这里仅仅简要说明《周易》出现了以前占卜专业人士（贞人集团、史卜）不提倡、不主张，独属于儒家的思想，那么这样的思想，自当是孔子及其弟子门人加进《易经》的。 一是“尊卑贵贱”的提法。现在人们认为社会阶层分“尊卑贵贱”是客观事实，存在就是合理，仔细推敲，这是一种“人为规定”。 孔子认为“乘田”和“委吏”是鄙事，自然是认为涉及体力劳动的事情不是“劳心”，是“受制于人”的下贱事情，而我们一度还提倡“劳动最光荣”，“劳心”这种脑力活动作为“脑力”算成“劳动”而不是“剥削”，是经过一阵子争取和反复的。 庄子专门论述过战国时期人们关于“贵贱”的看法，这在孔子之后两百年，说明孔子搭建了《周易》框架之后相当长时期，不同人的“贵贱”标准是不一的，可以讨论的，甚至反驳孔子“贵贱”学说也是存在的。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庄子·外篇·秋水》 所以《周易》的基本理论支柱“尊卑贵贱”不是客观事实，是一种思想流派，通俗的话叫“一部分人的看法”。 二是创造了一系列的对比性很强、倾向性强烈的概念。 仅从《系辞传》就可以看到很多“无中生有”的定义，以下尝试举一两例：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这些“定义”是为了《周易》卦辞爻辞判断吉凶悔吝作伦理理论基础的，整个《周易》都是以这些定义作为立足点，但是这些定义不知道在当时如何面对世人推广，我们今天看到了，只觉得武断、矛盾和荒谬： 比如“圣人之大宝曰位”一个人成圣，不是看他的品德，而是由他所处的地位决定，那么圣人就是“官职高”的意思，孔子也许想不到自己后来成为“大成至圣”不符合他在这里的定义；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仁者爱人”、“克己复礼曰人”，很高大上的，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仁”的动机，才恍然大悟，儒家的“仁”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嘴上念的是佛，心里想的是当大官。 三是“德”的出现，是原始《易经》和《周易》的分水岭。 古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从现象的观察得到概念符号，即所谓形而上的抽象出概念：八卦符号，这个符号体系是随机的现象描述，概念是清晰的，界限永远是模糊的，这是从现象抽象到概念的必要损失：总把一些自然属性丢失了 当我们用符号代替自然界的现象时，我们已经似是而非了，这无可厚非，我们可以这样安慰自己：素描抓图，丢失的像素很多，但我们说画家抓住了“神韵”，它就是“像”。不像，我们可以脑补到“像”。比如画虚线，我们可以说那是一条连续的线，而不是断续的点；北斗七星之间本无任何关系，我们用想象的线把它们联系起来，说它们构成“勺子”，而不在我们文化圈的欧洲人说它是“狗熊”，我们用符号来模拟现实——这是科学研究的必须——先有现象，后有符号；文字也一样，先有涂鸦式的模拟，在抽象提炼出甲骨文或者“楔形文字”，像是本质，符号是像的象征。 孔子给卦象命名，导致了一个结果，描述全阳的卦象“乾”，逐渐成了“乾卦”的像，即乾这个人“创造”出来的独特概念，代替了原来抽象的符号。本来自然界中事物是相对而言的，即甲相对于乙多了一些“阳”的属性，比如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可以表现出“女汉子”特征，但她生理上仍旧是女人，用文字代替“像”，就会忽略掉她是女性的事实，突出强调她富有男性特征“刚健”。即文字相对于现象是 “只顾一点、不及其余。” 老子说：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从这里看出，老子认为万事万物“同出而异名”，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所谓的不同只是相对的，同是永恒的。道家反对给事物命名，“来说道者，即不知道。”一追求名分，对事物的认识就失之偏颇。——自然界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我们命名，都似水流年，运转不停，我们初来咋到，给它们命名为好的、坏的，乾坤刚柔，好比是井底之蛙把自己的见识强加于人，河伯扫荡两岸，顾盼自雄，直到汇入大海，方悟 “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 不论《易经》是文王还是周公推演的，它本身是客观性大于主观性的，因为它“简”、“ 易”，没有人为的刻意，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孔子卦德的提出，“非此即彼”，没有过度，是走极端。《变卦说》是西汉以后的人附会进《易经》，尤其十二消息卦是京房的臆造，附会“七日来复”，本质上是“卦”大于“像”，“德”大于“卦”。 所谓“德”，无论讲的多么高大上，也是儒家用来“调教”世人的“教条”：即人为规定。就好比幼儿园里老师认为“听话”就是好孩子，实际上是扼杀了孩子的天性，老师反复要求小学生“手背后坐端正”，目的只是维持课堂秩序，至于对孩子本身好不好，是放在自私的老师之后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