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帮宁
编辑|李国政
出品|帮宁工作室（gbngzs）
|编者按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殷切关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由此被称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一汽原党委副书记方劼曾总结道，邓小平的理论和政策，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最直接和最大的影响，主要在6个方面。其一，党的十四大决定，汽车工业是国家支柱产业。其二，技术引进、与外国合资经营，1978年在汽车行业开始执行。其三，允许民营生产和股份经营汽车。其四，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其五，市场经济。其六，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1994年版）。在帮宁工作室坚持的中国汽车口述历史记录中，部分呈现了上面提及的、与邓小平直接相关的内容，比如他访问日本，奠定二汽与日产汽车合资基础；提出“汽车可以合资”；视察二汽，提拔年轻干部等。1978年10月24日，邓小平访问日产汽车座间工厂。历史就这么巧合。这一年，看似不经意间伸出的两条橄榄枝，一条是邓小平访问时排列日本汽车工业第二名的日产汽车，一条是抢先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中国二汽，竟会在20多年后破土新生，结成创纪录的合作之盟。1978年11月，中国机械工业部代表团在对欧洲机械工业进行全面考察期间，临时增加到德国狼堡考察大众汽车集团的行程。那次考察引出了中国“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合资”的问题，邓小平作出指示“可以，不仅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这为后来上汽大众成立奠定了基础。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轻车简从，专程到二汽和十堰市视察。3个半小时里，他先后视察了铸造一厂、发动机厂、总装厂、车桥厂和锻造厂，观看了两吨半、三吨半越野车爬坡表演。那次考察，时任二汽厂长黄正夏向邓小平汇报了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介绍了时年39岁的王兆国和32岁的叶炎章……今天，202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们谨以这些片断记录，缅怀这位世纪伟人。本文所涉史料，分别来自于葛帮宁所著《日产在中国》（东方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拓荒》（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东风》（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部分图片来源于东风公司等相关机构，在此特致谢意。文中两位讲述者，蒋涛（1921年12月-2021年3月），曾任上汽集团咨询委员会主任，原上海市机电一局局长、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董事长。黄正夏（1921年5月-2009年9月），曾任二汽厂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蒋涛：小平批准“可以合资”上海与德国大众合资项目谈判历时6年，从1978年11月开始，直到1984年11月签约，经过30多次（谈判）。
从我自身来讲，这6年中，我的工作变动了两次：一次是1979年12月，我由工作了20多年的上海机电工业局调入上海市计委；第二次是1982年7月，调入上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每次工作变动，上海市政府都发文给相关部门，说蒋涛虽然工作有所变动，但作为项目负责人保持不变。所以到最后，我也总算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上海汽车工业能有今天的成就，应该说它的基础来自上海大众。如果没有上海大众，就不会有今天的上海汽车工业。这是汽车界，包括上海市、上海汽车行业历任领导的共识。
1978年年底，国家为解决出口创汇问题，决定引进一条轿车装备线，并且要把这条装备线放到上海，改造上海汽车厂，项目计划由国家计委提出。
对我们这些搞汽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想把上海汽车工业搞上去，但是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始终没有发展机会。现在我们等来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改变上海汽车工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
我是上海市机电一局局长，上海市委市政府确定由我来主持这个项目，并组织人员谈判。我集中了原上海汽车厂的一些主要领导，大约有20多人，以仇克和翁建新为主。仇克是原上海拖拉机汽车联营公司总经理，翁建新是原上海汽车厂总工程师。
后来也有很多同志问我，当年上海为什么和德国大众进行合作，而不是跟别的汽车企业合作？最初轿车选型，为何选了桑塔纳而不是其他轿车？
实际上谈判小组组成后，按照中央部委的指示，中汽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就向国外汽车厂发出合作信息，并邀请他们到中国洽谈。当时中汽公司汽车局局长是胡亮，机械工业部部长是饶斌。
其实我们跟德国大众谈判前，仇克就曾和美国通用，法国雷诺、雪铁龙，日本日产等一些汽车厂家接触过。但这些厂家认为，在当时条件下，中国要搞汽车工业，尤其是搞轿车工业，条件还不成熟，因此积极性都不高。
比如说，按照我们的想法，要改造上海汽车厂，需要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且还希望生产中级轿车。但许多厂家只愿意为我们提供小型车，还有些公司讲得很清楚，他们只能提供即将下马的产品。这样我们需要的，他们不愿提供，而他们愿意提供的，我们又不太想要，所以跟其他汽车厂家一直也没谈成。
选择德国大众说来也很巧，也算是个机遇吧。1978年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进行全面考察，代表团团长是周子健，时任机械工业部部长；代表团秘书长是江泽民，时任外事局局长。
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国家部委及直属企业职能部门负责人，如洛阳拖拉机厂厂长和第二重型汽车厂厂长，我是地方工业局的唯一代表。我们考察了6个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西德（德国）、法国、瑞士。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点，中汽公司通知全球各大汽车集团到中国来谈合作项目时，就有企业向中汽公司建议，如果你们要搞汽车项目，按照国际上的经验，应该采用合资的办法。
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就向邓小平请示：“我们这个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合资？”邓小平答：“可以，不仅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这样就一锤定音。
在我们去德国大众考察的头一天的预备会上，国内就把邓小平的决定通过电话告知了我。在那次会上，我就向周子健部长建议，明天要看德国大众，看了后还要座谈。我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说国家准备用合资的方法引进一条装备线，看看大众有没有跟我们合作的兴趣。
事情巧就巧在这里。参观德国大众前，邓小平批准可以采用合资的办法，同时我在预备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代表团并没有具体任务，有个目标当然更好。
第二天，我们看完生产线后，周子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时任德国大众董事长的施米特马上表态说，我们正在亚洲选择合作伙伴，现在正跟亚洲另一个国家进行谈判。他没提是哪个国家，那是商业机密。但是他又说，如果中国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也愿意放弃跟那个国家的谈判，首先跟中国合作。
施米特还表示，德国大众不仅愿意提供最先进的产品技术，而且还愿意出部分投资，用合资的办法进行合作。
我记得会议结束后，江泽民找到我，他说，蒋涛，你回去后要抓紧落实。第一，要抓紧时间向国家计委和国家有关部门汇报。第二，要抓紧时间向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请他们支持这个项目。
这就是我们跟德国大众正式合作前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很快，德国大众就派代表来华，仇克和翁建新负责接待，双方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谈判。中间的曲曲折折，既有我们的原因，也有德国大众的问题。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选桑塔纳轿车？因为桑塔纳是德国大众正在研制、还没有上市的一款中级轿车。当时我们提出了两条选型原则：一是中级轿车，而且是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中级轿车；二是这个车适用范围广，既可作公务用车、商务用车，还可用作出租车。
德国大众按照我们的要求提供了桑塔纳。他们在1982年推出了这款车，1983年我们就在国内组装，当年组装100辆，这应该说是紧跟世界先进水平。
1983年4月11日，我们为上海市第一辆现代化轿车举行了简单的交钥匙仪式。举行这个仪式有两层意义：首先，它改变了中国不能生产现代化轿车的历史；其次，从这辆桑塔纳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轿车建设进入批量生产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目前桑塔纳月产销量保持万辆以上，一年下来就是十几万辆，可以说是二十多年长胜不衰。这在世界汽车界单一车型中是极少见的现象，对我们早期参与项目谈判与选型的同志是个极大的鼓舞。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视察二汽，与黄正夏等合影
黄正夏：小平视察二汽
1980年7月20日，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7月22日小平同志要到二汽视察，时间为半天。
二汽的各个专业厂分散在周围几十公里，邓小平到后，边视察边跟我们交谈。我说，二汽复建是李先念同志批的。
我看过国务院的意见，我赞成。你们这个意见很好。说完后，邓小平反问我，其他大厂能不能干？
只要是赚钱的厂应该就可以。我回答，并向他请教，二汽是以建造军车起步的，关于二汽的发展，究竟是以军车为主还是以民车为主？
你们注意军车很好，但是从长远、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发展民品。邓小平果断地说。
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就使我们下定决心，把原来计划10万辆产能，中军车4.5万辆、民品5.5万辆的计划，大胆调整为民品占90％，军品2.5吨和5吨越野车各5000辆。
小平同志还问我们要不要组织联营公司？这种模式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搞过，当时叫“汽车托拉斯”，后来流产了。我说，我们已经开过好几次会议，准备明年就搞。
他鼓励我们要打破“小而全”，保护竞争，促进联合。“一汽、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以名优产品为核心，带动几个省区搞专业协作，把联营公司组织起来。”1981年，我们组建了全国第一家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也就是“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有的称其为“东风汽车公司”，国务院领导称其为“二汽集团”。
参观完生产线后，邓小平说，你们各方面都不错，但国外计算机用得很广，你们的计算机还少一些，要用它来帮助生产，帮助设计。要多到国外去考察，对比差距在哪里。
邓小平还问我，对厂长负责制有什么意见？
我说，就方向来看，没问题。但从实际出发，厂长不只管生产，还管生活，吃喝拉撒睡都得管。另外，好多厂长不懂业务。
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研究。他说。
我们带邓小平参观了引进的全世界最先进的一条12000吨热模锻压连续生产自动线，锻压机有6层楼房高，是德国为我们生产的第一台。这台设备是在1974年“四人帮”最猖獗时买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李先念先后批准我们引进多条重型铸造自动线、几台千吨以上的锻压机以及大量计量及检测精密仪器。
我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这台设备的引进过程：我们从德国通过散件运回国，由于二汽地处三线，外国人进不来。外国专家以为我们不能安装，引进的是一堆废铁。后来德国人想了解机器的运转情况，便请示李先念，经批准之后，派工程师来到十堰。下了车，那人一言不发，不进客室，也不吃饭，直奔车间。看到机器在运转，他非常吃惊，足足在机器前站了40分钟，然后向陪同人员了解设备的使用情况，以及我们做了哪些改进。
听完后，德国工程师高兴地说，中国人了不起，这套设备的运行让他看到了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决心、气魄和能力。晚上，他给德国工厂打电话说，运转正常，让他们放心，中国人很不错。
参观到最后，邓小平发现了王兆国。由于中央办公厅指定最多只能由3个人陪同，二汽党委最后确定接待方案由我和王兆国全程陪同。
王兆国是一步步干出来的。他原来是车桥厂的一名技术员，后来调到总厂当团委书记，然后是党委常委、厂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到车箱厂兼任党委第一书记，然后是总厂副厂长。
王兆国这个同志很不简单。我是从几件小事来判断的。他从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调到车箱厂当分厂干部，他二话没说就过去了。他没问待遇如何，不计较名利地位，也不挑条件好坏，为了全心全意搞好车箱厂，把家都搬了过去，而且他爱人当时还有病。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王兆国把车箱厂变成全厂26个分厂中第一个进入“大庆式企业”的分厂。在生产中知道酸甜苦辣咸，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知道革命和工作的困难，有胜利也有可能失败。经过这样的磨炼，他就变成了一个全面型人才，在车箱厂一干就是3年。
然后王兆国被调回总厂，协助副厂长管生产。1982年十堰下大雨，有40个车间进了水，机器被淹。我对王兆国说，这个事全部交给他负责，力争（还不敢说必须）一周内恢复生产。为了考验他，我们有意识地不帮忙，结果一周后生产全部恢复，所以他算是党委有意识培养的人才。
邓小平视察后，差不多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二汽视察过。1982年，薄一波副总理到二汽视察，他说，湖北有个“一二三”：“一”是武钢的1.7米宽幅钢板连轧机；“二”是二汽；“三”是葛洲坝水利工程。这三个大工程各有特点：武钢是全部引进，葛洲坝全部自己干，二汽是自己干加引进。
他还说，二汽在深山老林里，这么穷，这么困难，怎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知识分子呢？看来知识分子不光是要钱，他们更看重的是事业，只要有事干，有前途，有奔头，再苦也能把人才聚集起来。要是没有事情干，没有前途，钱拿不住他。所以钱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
1978年10月24日下午，日本东京郊外，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座间（ZAMA）工厂，一群身着天蓝色工作服的青年男女站在门口，挥动着手中的中日两国国旗，列队欢迎来自中国的特殊客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外交部长黄华、驻日大使符浩等一行。
邓小平此次东渡扶桑意义重大。他是应日本政府邀请，为交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而率团访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位访问日本的国家领导人。除此之外，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向日本请教学习”，探寻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之谜，“带回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
在为期8天的正式友好访问期间，当结束一系列政治日程后，邓小平还与日本经济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视察了3家日本企业的工厂，分别是日产汽车的座间工厂、新日本制铁的君津钢铁厂和松下电器产业的茨木工厂，还乘坐了新干线列车从东京到京都。
日产汽车内部刊物和录像资料记录了邓小平一行访问时的情景。其社内出版物记载：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外交部长黄华、驻日大使符浩等一行65人，10月24日下午视察了座间工厂。本公司董事长川又克二、总经理石原俊为首的相关董事接待来访。一行人乘坐电动汽车，参观了第三车体车间和第二装配车间。客人对于自动化程度先进的机器人焊接生产线表现出惊讶和兴趣。在组装工厂，客人观看了年青工人的工作情景问到：“怎样培养年青人？”还就零件提供、女性职工、工资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风趣的询问。
座间工厂于1964年12月建成并投入运营，工厂地形狭长，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400-500米。其车体工厂曾是日本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工厂，自动化程度达到96%，48个机器人正有条不紊地焊接车体。
“机器人入驻车体组装车间，对今天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当时，这是引领世界的一流汽车企业装备。比如在焊装车间，由机器人手臂把汽车铁板焊接到一起，（座间工厂）最先引进的这条焊接生产线非常罕见。”日产汽车原首席运营官志贺俊之回忆道。
邓小平副总理参观座间工厂时，志贺俊之加入日产汽车才两年。他后来通过其他渠道获知，因为珍贵和喜爱，当时这些日产汽车机器人都有名字，且大多用人们熟知的日本歌手名字命名，有的叫“百惠”（山口百惠），有的叫“淳子”（樱田淳子）。有时机器人操作出现问题，工厂里的工人们就会叫着它的名字调侃，诸如“百惠不高兴了”之类的，他们把这样的趣闻向邓小平副总理一行也做了介绍。
中国客人们对机器人操作的自动化焊接生产线表现出浓厚兴趣。看着一辆辆崭新的日产汽车驶下生产线，看着年轻的工人们井井有条地工作，他们仔细询问了如何教育培养年轻人，以及零部件提供、女性职工和工资待遇等情况。
当了解到这里月生产中小型轿车达4.4万辆——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月产量的99倍时，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来到这里，我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化。欢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现代化进行合作。”应日本朋友的提议，邓小平挥笔在日产汽车纪念册上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其夫人卓琳也题词留念。作为访问纪念，日产汽车赠送给中方一辆总统牌（Nissan President）轿车，中国方面赠送给对方一幅著名画家吴作人的水墨画《熊猫》。
后来，尽管座间工厂因日产汽车结构调整已不复存在，成为了展览日产汽车历史的座间纪念馆，但历久弥新的题词和憨态可掬的《熊猫》，则一直作为珍宝被日产汽车珍藏。
作为中国改革年代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邓小平访问团备受日本舆论界关注。东京各大报纸分别发表社论或评论，有的还推出特刊，电视台从早到晚安排特别节目。据不完全统计，欢迎邓小平访问团的仪式，每天多达2300万人收看，收视率比平时增加10倍。
正在日本研修的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汽车实习团（简称汽车实习团）迅速感受到这股舆论热潮。这个汽车实习团由一汽厂17位专业管理干部和3位翻译组成，他们自1978年5月20日至11月6日，用半年时间对日本主要汽车工业公司进行全面考察和实习式研修。
“当时日本报纸、电视台都是小平同志访日消息，我们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访问情况。小平同志参观了日产（汽车），没去丰田（汽车）参观。我们到丰田实习时，接待我们的先生还提起，对小平同志没能访问丰田十分惋惜。”汽车实习团成员、时任一汽财务处处长盛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创造性地提出“大历史观”研究视角，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他在其代表著作《万历十五年》中这样描述1587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某种程度上，1978年发生的这些偶然与必然事件，正是这种大历史观研究视角下延伸出来的橄榄枝条，其中有一条橄榄枝来自湖北十堰的二汽（东风公司前身）。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多年之后，这种偶然因素竟会成为日产汽车与东风公司走到一起的缘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