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建立起了多种外交关系，其中华夷关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西周时期的华夷关系在西周之前，中国对于四夷的观念并不明确，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知和描述。而在西周时期，中国开始意识到四夷问题的重要性，形成了对于华夏与四夷关系的基本认知。
在夏商时期，中国的夷夏关系主要表现为战争和征服。夏商王朝通过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征服，扩大了自己的疆域，但也使得中国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化和紧张化。
等到西周时期，中国开始从更加深入的层面来思考华夷关系问题。在夷夏视野下，周族的渊源也得到了更加深入的考量。
同时，周朝也与周边的夷狄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关系，包括和亲、通婚、赏赐等，这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周边夷狄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在文化方面，西周时期中原王朝和周边的夷夏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原王朝通过礼仪制度、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手段，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
周边的夷夏文明则表现出了比较多元化和自由化的特点，这些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就夷夏观念方面，西周时期的中国人对于夷夏的认知比较复杂。一方面，中国人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优越性，认为中原王朝是文明的代表，而周边的夷狄则是野蛮和落后的。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逐渐认识到了夷夏文化的特点和优点，开始通过学习和交流来吸收周边文化中的精华，推动了中国的文化发展。
春秋夷夏关系特点及成因1、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思想的出现
春秋时期是一个族群冲突频繁的时期，尤其是在周朝灭亡后，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华夷之间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冲突。
这一时期，尊王攘夷思想逐渐出现，即“以尊王之名，攘夷之实”，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2、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的华夷关系
在春秋时期，不同的诸侯国有着不同的华夷关系。比如，齐国主盟下的华夷关系比较复杂，既有盟友也有敌人，同时也存在着与夷族的贸易往来。
晋国则有着独特的华夷关系，它能够和各个部族和睦相处，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夷族；而秦、楚两国在历史上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华夏化过程。
3、春秋时期华夷观念的兴盛
春秋时期，华夷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春秋华夷之辨逐渐形成，这种区分华夷的标准主要是周代礼仪文化。华夷之辨逐渐形成，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对于夷族的认识逐渐提高，华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战国时期华夷演变态势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区域，汉族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族群。此时期的中国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诸侯国相互争霸，政治局势混乱，但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依然很强大，被周边国家和地区所瞩目。
与中原地区相比，北方地区则形成了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文化经济带。在这个地区，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游牧民族以马匹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追求自由、勇敢和荣耀，其文化特色也是体现出独特的风格和特色。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有着明显的差异。农耕文明以农业为基础，注重生产和积累，注重规矩和礼仪。
游牧文明则以游牧经济为基础，追求自由和荣誉，注重个体英雄主义和战争文化。这两种文明的差异反映在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
在华夷关系方面，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了不同的相互影响。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马术技能和箭术技巧对中国的边疆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中国的文化、科技和艺术也得到了游牧民族的传播和学习。
儒墨两家的华夷思想儒家的华夷思想主要是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得以体现。儒家认为，中国是“天下之大本”，而周边国家则是“夷狄”，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中国主导，周边国家服从中国。
儒家认为，中国应该秉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为周边国家做出榜样，推动他们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儒家也强调了文化上的优越性，认为中国的文化应该是周边国家学习的对象。
墨家的华夷思想则有所不同。墨家主张以兼爱为核心的“兼爱非攻”思想，认为国家应该摒弃战争，以和平的方式与周边国家交往。
墨家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华夷之别。墨家主张以利益为导向的对外关系，即通过贸易等方式发展和平交流，而非以武力征服他国。
儒家认为中国应该是周边国家的榜样，以文化优越性引领周边国家的发展；而墨家则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发展对外交往，以利益为导向的方式来发展交流。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儒家更注重文化传承，而墨家则更注重和平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儒墨两家的华夷思想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虽然强调了中国的主导地位，但也体现了中国应该为周边国家做出榜样的思想。
而墨家主张的和平交流，也不是要求完全摒弃武力手段，而是主张在和平基础上，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
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笼罩下华夷观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背景下，华夷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华夏族群的自我中心认知方式成为了主流。这种认知方式认为，华夏族群是天地之间的正统之民，而周边的外族则是“夷狄”，是落后、野蛮的存在。
这种认知方式不仅存在于政治上，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文化和思想的方方面面。这种自我中心的认知方式使得华夏文化在战国时期得以保持和传承。
就对外关系这一方面，战国是探索和建构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试图通过文化、贸易、政治等多种方式，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联系。
这种联系建立在中国认为自己处于中心地位的基础上，而对周边国家则是一种附庸关系。这种关系体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形成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秩序。
在这种大一统思想笼罩下，华夷观念的构建也发生了变化。华夷观念在战国时期不再是简单的种族观念，而是与政治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观念。
这种观念认为，中国作为正统之民，应该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对周边国家进行影响和建设。同时，这种观念也体现出了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认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是全世界最为优秀和高尚的。
两周华夷关系的形成和影响在西周时期，中国境内的各个族群之间就存在着资源争夺的情况。这种族群冲突的表现，不仅仅是中国境内的问题，也体现在周边地区的游牧族群之间。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到来，生存空间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同时，气候环境也对游牧族群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两周华夷之辨中，有两个重要的维度，分别是文明差异和文化差异。两周时期的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包括礼乐制度、儒家思想、书法绘画等，这些文化元素在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中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周边国家的文明也受到了中国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华夷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认知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两周时期的华夷观念，表现出了一些特征。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持有一定程度的轻视。
另一方面，中国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性，通过“使节”制度、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等方式，积极推进了与周边国家的交流。这种开放性的态度，为华夷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从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中吸收了不同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体系。同时，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参考文献：
[1]瞿林东:《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学习与探索》，1981(1)
[2]唐嘉弘:《春秋时期的戎狄夷蛮》《民族丛刊》1984(2)
[3]张鸿雁、傅兆君:《论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对近代社会民族观的影响》，《民族研究》1993(2)
[4]陈筱芳:《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