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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辽朝屯田制度的发展历史中，契丹世代居住的地方，在古时被称为松漠之地，位于今天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区与牧区交汇地带。契丹崛起时，正值我国第三个温暖期末尾。当时松漠草原植被茂密，水草丰茂。契丹族因素与非契丹族因素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辽朝屯田制度是在汉人影响下产生的，其各项屯垦措施，都能找到在汉地找到渊源。但是契丹族因素毫无疑问也对辽朝屯田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辽初契丹的自然环境适宜耕作
古代史书将契丹世代居住的松漠草原称为“辽泽”，说明契丹兴起时，契丹腹地水系发达，湖泊水洼密集。辽朝上京地区，有“负山抱海”之谓，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有众多水系。契丹人有春季钓鱼的习俗，估计就与松漠草原原本湖泊众多有关。
至于《辽史·地理志》将辽帝春季钩鱼的地点记载为距离上京较远的鸭子河畔，应当是辽中叶起松漠草原自然环境恶化，水系枯萎，皇帝将春捺钵地逐步外移的结果。辽初契丹境内水系发达，植被茂密。
于辽太宗会同十年（947年）入辽的汉人胡峤，在《陷北记》中有多处关于辽初契丹腹地植被的描述，如
“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至汤城淀，地气最温，契丹若大寒，则就温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软如茸，可藉以寝，而多异花”、“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丰美；有息鸡草尤美而本大，马食不过十本而饱。自褭潭入大山，行十余日而出，过一大林，长二三里，皆芜荑，枝叶有芒刺如箭羽”、“至大山门，两高山相去一里，而长松、丰草、珍禽、异兽、野卉”。
这说明当时契丹腹地有大面积的松林、榆林和长满奇珍异草的草场。北宋前期宋人使辽语录、诗文中也多有对辽地林木的描述。北宋路振在《乘轺录》中说：“北至上国一千里，即林胡旧地，本名林荒，虏更其名曰临潢府”。
位于辽河上游的科尔沁沙地，在晚清时期还是草原。该沙漠中保存有很多辽朝城镇遗址，也证明辽朝辽河上游的生态环境远胜于现代。可见辽朝初期，契丹腹地植被茂盛，水量充足，自然环境宜耕宜牧，这是辽朝能够在这里进行大规模农垦的前提。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在气候适宜耕作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受到周边农耕民族影响后，一般会渐渐接受农耕的生产方式，辽朝屯田现象就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
二、早期契丹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
契丹虽是游牧民族，但其生活的区域属于传统的农业区与牧区交汇地带，辽中叶以前，松漠草原适合农垦，故契丹人很早便开始种植粮食。有学者推测契丹农业起源于唐中叶以后。
不过，《魏书》、《北史》中皆有北魏时期内附的契丹部落告饥，朝廷允许他们在边关籴买粮食的记载，说明早在北魏时期，契丹的饮食习惯就受到中原影响，开始食用粮食。因此也不能排除契丹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产生农业萌芽的可能性。最初的农业萌芽，为农耕在契丹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契丹的势力范围已深入到大凌河流域。大凌河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汉人聚居的郡县，由此契丹进一步受到当地农耕经济的浸染。至唐玄宗年间，契丹具备了一定的农业基础。
而契丹贵族在与中原王朝交往过程中，“在入朝朝贡和谒见时，可以深入到中原腹地，亲身感受农耕文明创造的物质文化”，这无疑也刺激了他们发展农耕经济的愿望。在辽朝建国前，契丹最大的部落是迭剌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便出身于这个部落。
迭剌部与幽蓟相邻，与汉人交往频繁，“汉风甚盛”。迭剌部首领们清楚地意识到农业的巨大价值，继而热衷于推广农业。《辽史·食货志》将契丹重农政策追述到阿保机的先祖雅里执政的时代，并说阿保机的祖父、迭剌部首领匀德实“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
这些重农行为对之后的契丹贵族产生了良好的垂范作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执政时，涌入契丹的汉人数量十分巨大。阿保机身边渐渐聚集了诸如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王郁、卢文进等一大批汉族文武大臣。
韩延徽曾劝谏阿保机对待汉人应“教垦艺，以生养之”，卢文进则撺掇阿保机“驱掳数州士女，教其织纴工作”。在他们的劝说和影响下，阿保机在松漠草原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农垦。契丹统治者对农业的热心，也是推动辽初民屯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三、农业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大量涌入
契丹人尽管在辽朝建国之前已经开始从事农业活动，契丹统治者也意识到了农业的重要价值，但其生产结构仍然以游牧生产为主，《辽史·食货志》载：马逐水草，人仰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正说明了这一情况。契丹人的农耕方式，史无明载，但是可以从其他游牧民族的耕作方式中窥得概貌。
明代靠近长城居住的蒙古部落，虽然也有耕牛、铁犁等农业生产资料，明清时期蒙古牧民的耕作情况来看，古代草原牧民耕作，是在自己的草场附近择一处适合庄稼生长的地方烧荒、翻地、撒种，播种完毕，便继续游牧，不再照看庄稼，直待秋季再来收获。如此粗放经营的农业，只能作为畜牧经济的补充而存在于草原上。牧民们仍然保持逐水草而居的放牧生活，耕种只在放牧之余进行。
北宋苏颂在出使契丹后，曾写下《牛山道中》一诗，其诗自注云：“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描述的是生活在辽朝境内、族属与契丹同源的库莫奚人让汉族佃户耕作本族土地的情形。
库莫奚是辽朝境内“擅耕作”的游牧民族，他们尚且习惯过着“以车帐为生，昼夜移徙”的放牧生活，而将土地交给汉族佃户经营，那么不难想象：早期大多数契丹人必然也是将主要精力用于经营畜牧，农业生产只是在放牧之余进行，而且其耕作方式应当与明清时期蒙古牧民相类，较为粗放。
若要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就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定居从事农耕，以便精耕细作。古代契丹贵族虽然开始有意识的“相地利以教民耕”，然而若迫使全体契丹牧民定居耕种，则又势必影响本族畜牧业生产。因此契丹农业在这一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劳动力不足是阻碍契丹进一步发展农耕经济的最大障碍。
为壮大国力，实现契丹统治者“坐制南邦，混一天下”的梦想，设法引入大量精壮劳动力充实广袤的契丹腹地就成为了必要的战略举措。契丹统治者沿袭了其它草原民族的做法，通过在战争中掠夺人口来获得大量劳动力。
这些被掠来的人口，很多被作为战利品分配给契丹贵族充作投下，也有的被契丹政府控制起来，成为官属的依附农民和牧民。其中汉人占被掳掠人口的大多数。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在担任迭剌部夷离堇，掌握契丹征伐大权后，对外征伐十分频繁。
他不断率军东征西讨，四处扩张势力、剽掠人口，从而造就了中原汉人被动型移民进入契丹的第一波高峰。阿保机正是凭籍自己的赫赫武功，为松漠草原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从而获得了契丹贵族们的支持，取代了遥辇氏可汗的地位。契丹也由此更加发展壮大，拥有逐鹿中原的资本。
对于主动投靠的汉族百姓和军阀，契丹统治者或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谋划，或出于充实草原人口的考量，很乐于接纳他们，为己所用。于是这些人也构成了迁入契丹的中原汉人的一部分。契丹统治者可能最初并没有刻意安排汉族人口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农垦，很多汉人都被安排从事自己并不熟悉的草原畜牧业。
如辽初名臣韩延徽作为刘守光部下时曾出使契丹，因不肯跪拜阿保机而遭到扣留，并一度被罚去牧马。不过，作为几千年来世代农耕的民族，汉人要在草原上维持生计，势必会将农业生产方式和习惯带到了契丹。
加之契丹人虽然不习于农耕，但很多身为统治阶层的契丹有识之士十分清楚农耕的经济价值，因此也必然允许汉人农业在契丹腹地的松漠草原上自发出现。否则单以松漠草原畜牧业之产量，是无法满足这骤然涌入契丹的多达数十万的汉人的口腹之需的。
这些被掠夺来的汉族劳动力，再加上同一时期主动迁入契丹的汉人，极大程度的满足了契丹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构成了辽初契丹境内的农业劳动主力。他们的辛勤劳动，对于契丹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逐渐形成了汉人务农，而契丹人放牧的二元生产结构。
这正是辽初民屯产生的劳动力基础。汉人的大量涌入，也使得中原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大规模传入契丹。阿保机曾在滦河附近的炭山营建汉城，将大量汉人迁居那里。在汉族劳动力的辛勤劳动下，当地的煮盐业和冶铁业勃然兴起。城中的汉族铁匠们在那时就已经开始为契丹大量打造铁质农具。
就目前的出土文物看，辽朝的农具，有铧、犁、铲、锹、镐、镰、耪、叉、锄、铡刀等多种，形制与中原相同。这些出土农具，大部分是在辽朝境内生产的，只有少部分是从中原输入。昌图八面城（辽韩州）、阜新红帽子古城（辽成州）和赤峰（辽中京与上京接壤处）等地出土了铸铧铜范，出土的铁锄由锄钩和锄板两部分组成，同近代铁锄大体相似。
结语
自辽中叶起出现的将蕃汉转户大量出籍为民的现象，以及契丹军事补给制度的转变，则是辽朝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从“内亚”视角及契丹民族史研究的角度看，它反映的是汉族农耕经济对契丹传统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我们也可以从中管窥到非契丹因素与契丹因素在辽朝历史当中的消长。农业劳动力与农耕生产工具的输入，是辽初大规模农垦的前提。
参考文献：
《旧五代史》
《辽史》
《契丹国志》
《辽金农业地理》
《旧五代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