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83岁高龄的宋庆龄，和往常一样，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听着收音机。宋庆龄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悲伤之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起来。

“我们的国家，将会失去一个得力的助手，也会失去一个老朋友！”宋庆龄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匆匆赶到北京，为这位老友送别。

收音机反复播放着这个噩耗，让整个国家都为之心碎：1月8号，周总理，78岁，病逝于北京。

当时，举国上下一片哀鸿遍野，没有人认为尊敬的周总理会以这种方式离世。

周总理的追悼会于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如期举行。83岁高龄的宋庆龄，虽然身体不适，但还是在全体工作人员的陪伴下，提前到达了人民大会堂。

谁知，悼念仪式还在继续，原本痛失至交好友的宋庆龄，却突然被人这么一说，顿时勃然大怒，“我这把老骨头，我要退休了！”然后，便愤然离场。

所以，他身边的那个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宋庆龄，向来温和有礼，为何如此生气？

1925年，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年，陪伴了她十多年的孙中山，在临终前，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宋庆龄深知，孙中山去世后，她最好的悼念方式，就是追随他的遗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柔弱的女性，她坚决地维护并贯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并积极投入到了革命的大潮之中。

孙中山临终时，曾经嘱咐宋庆龄：「愿她代我到苏联，为中国革命之路，寻找一条出路。」

因此，宋庆龄于9127年8月20日，毅然前往莫斯科。

宋庆龄这次到莫斯科，也表现出了一种革命的决心，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始终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坚定的信念，并与周总理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情。

1927至1931年间，宋庆龄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而周总理身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物，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其间，周总理几次被她救了出来。

事实上，宋庆龄当时的情况并不好，敌人二十四小时都在盯着她，她的住处到处都是间谍，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

不过，无论多么凶险，宋庆龄都不会动摇自己的本心。她勇敢地与敌人周旋，始终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重新建立了电台，并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络。

宋庆龄还利用职务之便，将许多秘密文件藏匿于自己的住处，并协助周总理躲避敌人的搜捕与逮捕。

周总理与宋庆龄，在当时的情况下，仅有寥寥几面之缘，但两人的理想信念，却使二人结为知己，并为之而战。

然而，宋庆龄却渴望见到周总理，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到了1937年，这个愿望终于得到了满足。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周总理和其他一些主要的党的领袖到庐山和蒋介石进行会谈，途经上海时，约好去看望宋庆龄。

上海地下党组织向宋庆龄报告了这一情况后，她显得格外激动。以前，她跟周总理的联系，基本都是通过信件，其他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地方，想要见上一面，那是一种奢侈。

当天，宋庆龄已经在外面等着了，当她看到周总理的时候，感动得热泪盈眶，握着两人的手，她能感觉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

在会见中，周总理详细地对宋庆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详细地说明了党在抗战期间制定的关于实现抗战国家统一的方针等问题。

宋庆龄也立即表态，要与中共中央共存亡，共同为抗战事业而战。

通过这次会议，宋庆龄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革命伙伴，也为后来两人携手抗击日本做出了贡献。

宋庆龄也于1938年6月邀请外国友人在香港发起「保卫中国同盟」这一国际救济团体。其中心宗旨是为国内抗战筹集国际社会的援助。

宋庆龄身为该会会长，在分派捐助物资时，常把中共抗日根据地列入“援助重点”。

她认为，「保护中国同盟」的最初目的，是要「扶弱」。

中共在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就是“最困难的地区”。

1942年，宋庆龄向周总理寄去了一万多元的经济援助。

1944年，她又寄给延安一部大口径的高级 X射线机，那对那个时候的革命基地真是太及时了。

周总理是宋庆龄与我国领袖联系最多的一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海外对我国的新闻进行了严密的屏蔽。

新中国是一个新的国家，党和国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也是最紧迫的问题。周总理这时又想起了宋庆龄。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她的声望很高，甚至在全世界都很受尊敬。

如果由她来做中国的对外代言人，世界将会更快、更全面、更清楚地认识全新的中国。

1951年1月，周总理写信给宋庆龄，希望她能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代表，宋庆龄一口答应。

从那以后，宋庆龄发动了中国福利会所有干部的力量，致力于这一事业。

第二年，她和陈翰笙共同努力，创办《中国建设》杂志，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中国建设》是一本用图片和文字组成的杂志，面向广大华侨，港澳，还有许多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外籍人士。

通过对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展现出新中国日新月异的面貌，加深人们对新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建设》经过宋、周等人的精心呵护，逐步发展壮大，终于有了《今日中国》这份经历了七十多载沧桑历史的书刊。

是为世界各国了解新中国而准备的，它对于中国走向世界，呼吁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宋庆龄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为维护国际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国际上大力倡导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她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的。」

新中国对外政策“一贯有力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对正义的坚定追求。

她在各项和平活动中都很活跃。

周总理去世之前数月，宋庆龄得知周总理病危，但她不忍心探望老友的病情，加上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所以未能亲临。

尽管宋庆龄不能亲临周总理所在的医院，但她对他的思念，却是溢于言表。

宋庆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说了鸽蛋的营养价值很高，就派人将自己的鸽蛋送给了周总理。

宋庆龄曾经派人将鱼肉送给周总理，用来滋补身体，可见两人之间的感情有多深。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

不久后，周的悼念仪式按计划举行。尽管宋庆龄一向低调，但毕竟是老友的葬礼，宋庆龄决定亲自为他送行。

然而，就在悼念仪式刚刚开始不久，一件让她极为愤怒的事就发生了。开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无意中听到了几个人的窃窃私语。

两个人一脸八卦地说道，“我听说，宋庆龄最近很不靠谱，连周总理的葬礼都带了陌生人，不知道她是安的什么心。”

两个人聊得热火朝天，浑然不知道宋庆龄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宋庆龄并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她虽然很低调，也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被人这么说，她就受不了了。

宋庆龄再也忍不住，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了桌上，两个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的话，竟然被对方听到了，顿时后悔不已。

宋庆龄顿时大怒，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但想到这是朋友的葬礼，她也不好多说什么，但还是忍住了，在秘书的搀扶下，离开了还在继续的追悼会。

事实上，愤怒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对话。宋庆龄前些日子为了看望自己的好朋友周恩来，曾经大发雷霆。

就在数日之前，周总理还在医院的告别室中。宋庆龄在得知自己的挚友去世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带着自己这把老骨头，前往周总理的灵柩前告别。

就在送别的那一天，年迈的宋庆龄，由秘书陪同，收养女儿隋永清、隋永杰等人，一同前往临终前的告别室，向周总理作最后的道别。

不过，当他们四人返回之后，宋庆龄就听到了一个传言，说她在医院里的表现，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大家纷纷表示，她不该让两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来给周总理送行。

宋庆龄听到这句话，顿时大怒。

宋庆龄本来就是个急性子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更是激动地说道：“她是我的女儿，有什么好见外的，我都一把年纪了，还不能让我闺女陪同？而且周总理也是从小看着她们长大的，怎么就不能跟总理说再见呢？

所以，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宋庆龄就被传得沸沸扬扬，这让她百思不得其解，也很愤怒，所以在葬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就离开了。

宋庆龄一进门，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些人到底是谁？我一心为国为妇女，最后却要被人这样指责。“……”

宋庆龄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就倒在了沙发上，一句话也不说。

宋庆龄平复了一下心情，这才开口道，“算了，我这把老骨头，也到了退休的时候，就应该回到上海，好好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

说干就干，宋庆龄当即辞去了北京的职务，返回上海。

1981年年初，宋庆龄卧病在床，透过窗户，看著北京银装素裹的城市，不由地想到上海的玉兰花，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含苞待放了？

患有白血病的宋庆龄，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所以向政府申请，想要在去世之后，回到家乡，完成自己的心愿。

宋庆龄的这一要求在党内引起了分歧，有人认为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落叶归根，应该尊重庆龄先生自己的意愿。

也有人认为宋庆龄是孙中山之妻，又是我们国家危难之时最忠实的友人，值得与中山先生同葬在南京，让后人瞻仰。

随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宋庆龄的秘书杜述周提出了“与中山先生葬在一起”的建议，请宋庆龄同意。

宋庆龄听到消息之后，果断地否决了建议。

「我死了，还望别把我跟中山先生一起埋了，我要把我葬在上海的万国陵园，那儿有我父母的墓地。

杜述周点了点头，一边向外走去，一边流着眼泪，当向中央汇报宋庆龄的决定时，许多人都对此感到不解。

毕竟宋庆龄与孙中山一生恩爱，而中山陵又是一座雄伟的陵墓，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杜述周给宋庆龄当了13年的秘书，自然知道宋庆龄的心思。

那一年，宋庆龄在22岁时，不顾双亲的反对，与49岁的孙中山结婚。

后来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她跟着丈夫东奔西走，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和爱情，但对父母的孝顺，她却没有尽到。

这是宋庆龄一直以来的遗憾，活着的时候，不能陪在父母的身边，所以去世以后想要和父母在一起。

新中国建立后，宋庆龄的几个哥哥姐姐都离开了，而她却独自一人留了下来。

与父母同葬，亦是对家庭的一种表率，但愿将来，亲人们能够回归故土。

最终，中央决定尊重宋庆龄自己的意愿，并同意她死后安葬于上海万国陵园。

1981年5月29日20点18分，我们敬爱的新中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于北京逝世，举国哀悼。

从5月31日到6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宋庆龄的公众祭祀；6月3日，中央领导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6月4日，上海，举行葬礼。

宋庆龄骨灰坛于6月4日早晨由北京转送至上海。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机场为其送行。邓颖超和廖承志以及其他重要代表将骨灰坛送往上海。

宋庆龄骨灰抵达上海虹桥机场，《葬礼进行曲》响彻整个机场。灵车在车队的簇拥下，缓缓驶向位于城西的宋氏墓园，绵延十几公里的公路上，数以万计的民众自发地站成一排，默默地为她送行。

葬礼是在9:55开始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人们更倾向于整点，55分，距离10点只差5分钟，这5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宋庆龄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中山的妻子，有必要为她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不然很难体现出国家对她的尊重。

起初，由于没有国家领导人在地方下葬的先例，最初的想法是300人，然后是500人，最终定为200人。

由于宋庆龄在她的一生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宋庆龄的追悼会上，有中央领导，有上海市有关部门的代表，有民主人士，有妇女，有青少年，有小学生，也有一些重要的亲友。

6月初，上海的天气就很炎热，即便是早上，外面的太阳也很毒辣，但没有一个人抱怨，所有人都在默默地等着，为宋庆龄送行。

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到达万国公墓时，已是九点多钟，人多天热，邓颖超见大家都累得大汗淋漓，尤其是几个上了年纪的同志，更是累得不行。

邓颖超见此，大为担忧，连忙走到李家炽跟前，焦急地对他说：“这很热，大家都在外面等着呢，别等十点了，我们还是早点开始比较好。”

李家炽很快就把邓颖超的话告诉了上面，在综合了当时的形势、气象以及典礼的程序之后，邓颖超的建议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致通过。

于是，葬礼就定在了“9点55分”。这一举动，让原本的仪式提前了五分钟，也让原本的仪式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不过，当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对老人和孩子们的关心，宋庆龄一定会很高兴的。

她毕竟是“宋妈妈”，是一群老人的至交好友，只要他们过的好，什么时候办，怎么办，都无所谓。

宋庆龄曾经说过，等她死了之后，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捐给那些穷困潦倒的人，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为了让后代能够更好地理解宋庆龄，更好地传承宋宋庆龄为国献身的精神，上海市政府对其故居进行了全面的整修，并将宋庆龄生前的一些东西收集起来，供后世子孙瞻仰！

新中国的强大，离不开宋庆龄这样的人，他们的牺牲。现在，他们的身体已经腐朽，但是他们的灵魂还在。作为我们的后人，我们要以此为己任，为了中华的强盛而奋斗！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