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就跨入了电影界，但是还没怎么接触过电影。我们来北京时穿的是军装，棉的厚军装，黄色的，不是灰的。一直穿军装，和周围太不协调了。后来慢慢才把军装脱了。

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也是破破烂烂的，从西四到西单，坐有轨电车。我们一来就住在复兴门外平房里。

先住在军委招待所，军委把我们介绍到中组部，在西单。中组部又把我们介绍到文化部，在东四，到文化部报到以后，我们身上挂了一个小红圆牌子，写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来就分配到电影局，电影局就考虑我们的工作分配。电影局当时在羊市大街。非常漂亮，四进的大四合院。那时候，电影界对我们这些人也不太欢迎，调来这些人都是土台子出身的，文化水平也不高，电影连看都没看过，怎么弄呢？而且发生一些事情，待遇不平，心理不平衡，容易吵啊闹啊的。他们对我们这些部队来的不太感兴趣。后来找我谈话的时候，说现在北京不需要人，那你们是不是到上海当演员去吧，我说当演员我可不行啊，我这一口家乡话，还没改好怎么可能。他说，也好，组织上也不勉强。那个时候的编导，一个是从上海调来的，一个是从延安来的正式的创作人员，像我们部队来的，做演员的多，跑跑龙套，另外做做场记，做做副导演。

刚一开始，待遇上分级别，我们一起来的郑保民很气愤。那时吃饭方面有区别，他跟王遐吃大灶，我吃中灶，当时我们吃饭也不要钱。其实当时等于把我降级使用的，但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牢骚。先到电影局艺术处做采访员，帮助编剧收集资料。后来我也理解为什么文艺界对调来的解放军文艺兵，不理想，不太欢迎。因为一来也不懂电影。有的认为自己从战争中打出来的，是老大。人家根本看不起你。后来我们就不谈自己什么革命战争历史，就从头开始了吧。

当谢铁骊他们一行四人满怀热情和欣喜来到北京时，大批部队文艺干部已到达。编导队伍已不缺少工农兵干部，倒是党团干部和基层艺术行政干部奇缺。因为谢铁骊是1942年17岁入的党，那时候已有8年党龄，所以担任了电影局青年团总支书记、文化部团委副书记、党总支委员，跟领导有所接触。当时，对王遐的分配是到电影局发行处当文书，王遐一听到宣布结果，就哭了。和他们一同来的郑保民则到北影剧团做了演员。因为会日语，常常扮演日本军官。

当时调到电影局的有三部分人，解放区延安的、部队的、国统区老上海的。从部队调到电影系统的大约有100人左右。用王遐的话说，部队来的是最土的，谢铁骊在里面并不起眼。

电影局全称"中央电影管理局"，于1949年4月4日成立，开始时直属中宣部。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后，隶属文化部，改名为文化部电影局，内分艺术、制作两个委员会。艺术委员会主任蔡楚生、副主任陈波儿；制作委员会主任史东山。当时北京的电影业包括国民党所属的"中电"三厂和"中制"北平办事处、"中央电影服务处华北分处"及近20家电影院。

当时电影局局长是袁牧之，我们报到的时候，就见了他。他那时50岁左右，高高的，也不是很瘦。他以前人称"千面人"，演话剧、电影，表情变化多。很有艺术家的风度，没有官僚作风。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看我站在那儿没事，让我去给电影局打个电话，我那时候不会拨电话，号码也不知道，电话机怎么拨也不知道，他就自己过来拨了。陈波儿跟他感情很好，他们没有孩子。

1951年，陈波儿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艺术干部座谈会上作报告时，因心脏病猝发而不幸去世，年仅41岁。她死在工作岗位上。当时谢铁骊正带领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生在湖北汉阳参加土改。师生们在农村获知这一噩耗时不禁痛哭失声。

那时我是电影局团总支书记（因为我那时候算是比较年轻），我在追悼会上表态，追悼会在胜利电影院开的，很多很多老上海名导演都去了。胜利电影院以前是西四牌楼建国礼堂，1949年4月经改造成为胜利电影院。下葬的时候，袁牧之哭成泪人，一边扶着棺材一边走。他是艺术家，这可不是表演。陈波儿死后，对袁牧之打击很大。袁牧之待在家里，任何人也不见。袁牧之本来想在北京郊区建立一个中国的好莱坞电影城，后来中央没有批准。现在好了，我们国家许多地方都有三国城、水浒城，浙江横店等等各种影视拍摄基地。陈波儿死后，袁牧之很消沉，电影局让他到杭州疗养。由别的人来顶替他工作，后来他慢慢就退了。

袁牧之之后是高戈临时负责电影局工作，后来是王阑西当了电影局局长。他是总政政治部管电影的，早年留日，早稻大学毕业的，后来是文化部副部长了，现在已经走了。过得真快，一晃几十年了。

谢铁骊和王遐这两个年轻人从部队乍一来到大都市，十分不适，常常梦中醒来，还惦记着要出操、要行军、要演出。穿着土黄色军装的他们跟周围是如此的不协调。他们没有便装，在部队10年除了军装就是戏服。

看得出刚到北京的那一段时间在谢铁骊的记忆中并不十分愉快。我注意到他谈论战争和部队的事情时，是轻松而且无忧无虑的，行军、打仗、写剧本、演出、打疟疾、生疥疮，在他都不算什么。但谈到刚来北京这一段，他略略有些沉重了。在北京人地两生，两个年轻人完全要白手起家。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成立了，一切都是新的，他们必须从头开始。

到北京后不久，谢铁骊来到北京天坛医院，治疗已困扰他多年的痔漏。主刀的日本医生医术不高明，刀口久久不能愈合。在医院里他看到了一些国民党的伤兵。他一定又想到了刚刚过去的战争年代。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但是那些离他已经遥远。现在他必须面临新的挑战。医院在天桥附近，他看到了与解放前并无两样的热闹非凡的北京天桥。治疗需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后要恢复一段才能进行第二次手术。中间的这段空闲时间谢铁骊就经常到天桥市场去逛，看玩杂技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并且到电影院看了正式的电影。那时的电影院放的是循环电影，买一张电影票可以看个够。

北京的冬天格外的长，每天早晨屋檐上结着一串晶晶亮的冰溜子，中午太阳一照，慢慢滴下水来。老北京古老的城墙把北京城暖暖地合围了，总有北京的爷们穿着黑棉袍靠着墙根晒太阳。从未到过北方的谢铁骊和王遐度过了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春天。当夏天来的时候，谢铁骊和王遐已经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爱情在夏天时节开出了花朵。

我跟王遐结婚前一个月到中山公园去玩过一次，拍过一张照片，是发行处处长罗光达拍的，他以前是东北画报社的，后来就是发行公司的经理。他说你们就要结婚了，连张结婚照也没有。因为王遐在发行公司当文书。

那个春天，他们生平第一次上公园，穿着深色的军便装，阳光照在他们年轻的微笑着的面孔上，王遐乌黑的长发放了下来，编成两根粗粗的麻花辫，垂在胸前。她的脸上满满的是无邪的幸福的笑容，露出了浅浅的酒窝儿。谢铁骊头发很整齐地向两侧梳，轻轻地笑着，露出整齐的牙齿，胸前别着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纪念章和中央文化部徽章三枚徽章和一支钢笔。他们微微侧着身子，肩膀轻轻靠着，看着远方，眼神充满新奇和希望。他们身后是新中国晴朗的春日的天空。看得出他们为了这次拍照，做了郑重的梳妆和准备。这也许是谢铁骊第一次在北京向人展示他珍爱的纪念章，也是最后一次。

我和王遐是1950年夏天结的婚。一开始，同事很纳闷，说你们俩都25岁，怎么还不结婚。我说"二八五团制"，他们说什么"二八五团制"。我们还是按军队里那一套。后来电影局就为我们几对举行了一个集体婚礼。一起结婚的还有电影局同事办公室主任赵伟，还有海军转业过来的艾阳，我们三对一起结婚的。每一对凑10块钱，共30块钱，我们是用了10块钱买的糖。

那天天气挺晴朗的。婚礼在羊市大街电影局会议厅举行的，是晚上，全屋灯火明亮，坐满了人。电影局所有的人都去了，因为这是电影局成立以来第一次集体婚礼。那天挺热闹，有乐队，还借了新影厂的化妆品化的妆，我们三对进场以后，音乐起来，指定我们坐在一个地方，有司仪，有伴娘，有主婚人，有证婚人，王遐现做了一件上衣，红、黄、绿的格子的。电影局的人都去了，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我们当时在电影局算是最土的了。婚礼上每人一个小蛋糕。3位新郎都要讲话，表态，我是第三个讲话。我说："我们相识在抗日战争，恋爱在解放战争，结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还说："我们要白头偕老。"赵伟说："我们处了3年多了，感情还不错，举行婚礼，我们就结婚了。"6个人都要表态，每个人都说完以后，开始跳舞。结完婚以后我们住在西单花园饭店，是个很老的饭店，当时是电影局艺委会的房子。我们住在那儿不到一个月，就搬到石老娘胡同。袁牧之的车把我们送去的，他还送给我们一把扇子，黑的。大家还集体送给我们一块黄绸子，上面有每个人的签名。那时我们结婚也没有双人床，就用两张方桌子一拼，一铺，就是我们的双人床了。那个时候，没有大的仪式，大的送礼，有的给我们送一个热水瓶，送一个小锅。所以，后来我的女儿结婚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大操大办。这种集体婚礼让我们感觉很温暖，后来的人再结婚就没有这样过了。我们这三对可都白头偕老了。

为什么我改《早春二月》？这是我的生活体验。我们没有那种恋爱至上的思想。从我们年轻的时候情感上从来也没有这个思想。另外一个，也许是我们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呢？我一生无二色。我尽管接触到那么那么多的女演员，那么那么多的美女，没有一点暧昧之意。另外，自己有自己的一种自律能力，道德修养。现在我看好多中篇小说，里面有好多都是第三者插足了，包二奶了，婚外恋，尽这些。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一生很简单。所以我在电影局结婚典礼上，我讲："我们的感情经过战争岁月的考验。"而且我最后说了一句话：要白头偕老。这话我兑现了。我们现在都七八十岁了，应该是白头了，我们这个头发是染的。我25岁说的话，经过这几十年的考验，实现了。

说这话时，谢铁骊坐在他书房里的一把藤椅上，仍旧穿着那件铜扣的军便装，一双布鞋，头发一丝不乱，神态自若。我逐渐发现，他一生都保持这样一种近乎天真的简单。天真和简单有时需要巨大的勇气，他决定的事情很少改变，也不怀疑，比如信仰、比如爱情、比如电影。无论是信仰选择了他，还是他选择了信仰；无论是电影选择了他，还是他偶然遇上了电影。

谈到感情，谢铁骊是非常坦然的。但当我试图跟谢铁骊谈谈他的情感体验，他对爱情的看法时，他总是轻轻带过。对自己的情感、内心世界、家庭生活他谈得很少。他的内心藏得很深，愈显他的谦逊、深遂、广阔。而王遐则戏称他是"矿泉水"。我觉得虽然已事隔多年，虽然他们两人已白头偕老，虽然谢铁骊已年近八旬，但他对感情、爱情总有一种固执的羞涩，不轻言，不轻诺，但一诺千金。从1940年他们相识起算，他们已认识了65年，如今依然相敬如宾。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他们会穿得整整齐齐的，一同带着那只雪白的小狗，到楼下街道和昆玉河边散散步。

婚后我三四十块钱买了一辆破自行车骑着。当时父母亲都没有来，还在家乡。后来，我来北京后的第二年，1951年，我哥哥也到北京来了。我哥哥在苏中新华社一开始当总编辑，后来当社长。建国后来到北京，在新华社当秘书长。因为我哥来了，我父母也来了，王遐的母亲也来了。王遐还有一个哥哥，但她没见过。她哥哥很早就被拉壮丁拉走了，后来听说去了台湾。估计早已不在人世了。

到北京结婚以后，我没有把家庭、夫妻生活作为头等大事。我第一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因为我们土台子来的，离电影太远，还让我教学，我要抓紧时间读书。我当时住在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宿舍里，有我一间房子。在那，我读书一直到晚上。每个礼拜，到礼拜天的晚上吃过晚饭，就回家去了。有时，我跟王遐也为一些小事吵。我有个特点，我如果有点激动，不会气得说不出话来，反而口齿越流利了。王遐是吵不了几句就忍不住笑了，越笑越厉害，然后她就用手捂住嘴转身走了。

【谢铁骊（1925年12月27日—2015年6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市。导演、编剧，毕业于淮海军政干部学校。1959年独立执导个人第一部电影《无名岛》。1963年执导剧情电影《早春二月》，该片获得第12届葡萄牙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196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上映。1970年执导戏曲电影《智取威虎山》。1975年担任剧情电影《海霞》的编剧。1980年执导战争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他凭借该片入围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8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清水湾，淡水湾》上映。1988年凭借古装剧《红楼梦》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1年执导奇幻电影《古墓荒斋》。1994年执导反腐倡廉题材电影《天网》。2000年执导惊悚电影《聊斋-席方平》。2005年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07年客串剧情电影《旋律》。2011年获得第2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奖。2015年6月19日10点40分，谢铁骊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