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真是残酷，虽然我们打的是正义的战争。你看朝城墙上爬，人往上冲，往下掉，有的战士死了，被烧焦了，像个影子贴在墙上。我们文工团也做后勤，让民工抬烈士的尸体，一个个往一起堆。一开始还有棺材，后来也没有了，就用老百姓的门板，四块钉起来，后来就用布缠起来。要并排放在一起，不能摞起来。一次战争以后，牺牲多少人清点以后，就把这个班剩下的人分散开去。彼此谁也不知道谁的消息。用刚俘虏来的战士补充上去。他们从来也不谈某某人牺牲了，某某人受伤了。

那时候士兵都很年轻，十几岁，十七八岁，连长最多十九岁二十岁。我们的旅长才29岁，战争中交替，一个连队里，尤其营以下的干部，在战争中第一线牺牲的比较多，尤其是连长，班长排长的更不用说了。每一次战争下来，都牺牲了，或负伤了。必须更换。

我亲眼看到，打仗时一个营长往后退，团长拿枪就对着他：不能后退。那个营长回头就赶快往前冲。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再劝说："为了革命，你要往前冲！"不然，打仗都朝后跑。

抗战期间，文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行军作战中建立鼓动棚，在行军的路边，里面有老百姓送来的茶水，我们就敲锣鼓、唱歌啊，载歌载舞，鼓励大家减少疲劳。"铁打的鼓动棚，流水的兵"。那时老百姓对新四军、八路军还是拥戴的。因为我们抗日嘛。这是其中一项工作。另一个就是战地服务工作：一个到最前沿战地喊话，跟那些伪军、国民党喊话，跟日本人没有办法，语言也不通，日本人他不会投降的。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内战，我们在3年解放战争中，战地服务任务繁重，经常还要带着担架，带着后方支援的老百姓，带着粮食，给部队送去。

文工团也帮助清理战场。一般先清理我们的烈士，再把敌军战士归一堆，另外把伤亡的老百姓清理在一起。主要在敌人火力封锁的地方，牺牲的人最多。有时，看到国民党军的太太披着美国军毯，蓬着烫过的头，脸黑得像鬼一样的，跪着求我们救救她们，只好让人带她到俘管处。打仗的时候，医疗队没有多少人，忙不过来，我们文工团也抢救伤员。而且抬担架也不全是医疗队，都是动员老百姓。老百姓对战争的支援是很大的。我们就带着这批伤员回到临时搭的庙啊帐篷啊，作为医疗的地方。这些呢我在《今夜星光灿烂》中间有这个方面的表现，可惜那组镜头被剪掉了。

我们也有打败仗的时候，那就往外撤了，打运动战。有的一个营整个被消灭的也不足为奇。我们每天行军大约60到90里，有时候140里到180里。如果3天行军的话，第一天60里，第二天80里，第三天100里。越走越多，也不知道累了。现在想想，那时候都年轻哪，现在，60里下来就很累了。我是团长，有一个挑夫帮着挑我的剧本和行李。我们文工团有两个骡子，一头驴，驮我们的幕布锣鼓。

一次偶然的机会，谢铁骊还做了战斗的指挥员，1947年早春，文工团接受了在苏鲁交通线上的要地安峰山战斗命令，主要是对付国民党28师对安峰地区有计划的合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机关人员多，武装部队少，所以有的被俘，谢铁骊带团员冲出敌人的包围。当时，敌人逼近文工团所在的小王庄，谢铁骊带着同志们监视敌人的行动，随时准备战斗。有一天他举着望远镜侦察敌人动向，突然几颗敌人的炮弹在他的附近爆炸。他幽默地说："这个炮手该撤职，离我太远了。"不一会儿，阵地正面的一小股敌人越来越近，谢铁骊一方面组织射击，一方面组织群众疏散，敌人火力越来越猛，谢铁驱沉着指挥应战，边打边退，完成了战斗任务。

在战争中我确立了我的人生观。战争中看到很多战士、指战员的伤亡和牺牲，我自己很受教育。一场激烈的战斗下来，刚刚和你在一起笑、一起聊天的兄弟可能就没有回来。有时，炊事员做好了一锅饭，却等不回一个自己班上的战士。尽管战争是这样的残酷，但是一旦组织敢死队、尖刀班需要共产党员站出来时，他们都毫不犹豫。我们从来也没流泪，因为我们还要整理尸体，把伤员抬走。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文工团，平时休整的时候，也有些思想问题，同志间也有些矛盾，不团结，有的想家，种种不平衡，但是只要经过一场战争，叫他们去做战地战勤工作，回来以后，这些情况基本都解决了。但是到了一定的时期，休整的时间长了这些小矛盾又有了。这就说明战争的伤亡，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教育。我之所以能够确定我的革命的人生观，与战争的先烈们对我的无形的影响分不开。

我们文工团里有一个年纪最小，才9岁，叫小红豆，当时没有亲人，在红军路过陕北的时候把他带过来的。他演戏演小孩，演得不错，大家都对他很爱护。他很瘦，后来得肺结核死的。期间，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营长，他也爱好文艺，他长得壮壮的，矮矮的，人很活泼，跟我谈得来。他牺牲的时候，尸体放到棺材里去，我都去看了。盖子已经盖上，我把盖子揭开，看他。他是被炸弹的弹片打中了心脏，脸很苍白了。我也没有流泪。我现在有时候想起来也奇怪，那时候也不是没有感情。他在营里，常找我聊，有什么吃的，枣啊一起吃。他牺牲的时候才20来岁，我知道以后，到烈士遗体停放的地方去找他。这个我都用到《今夜星光灿烂》里去了。所以在这个电影里，李秀明知道指导员牺牲了，她去找指导员，在松林下面有烈士的遗体，她一个一个找，后来找到了。这个创作跟我的经历很有关系的。可惜这组镜头也被剪掉了。

每次一场战争下来，看到我们这么多同志牺牲，他们都是为了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我们那个时候都属于贫困阶层，工农兵，当然也有富一点的子女参加革命的，但是真正进入战争的，打仗，拿枪到前线的，很少有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小学毕业的，有个中学生当时就不简单了，不要说大学生了。

对于战争，我们不能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战争本身的确是残酷的，有死伤，要毁灭人的生命。但是那时候我们属于正义的战争，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掠夺我们，屠杀我们，我们奋起反抗。解放战争也是，国民党谈判不行，想消灭我们。我们当然也奋起反抗。因为打的是正义的战争，也就感受不到战争的残酷了。现在去看战争，当然残酷，人的生命在战争中无所谓了，说不定哪个腿就没有了，哪个膀子就没有了。那个时候由于感觉到旧社会的那个不平等，贫富悬殊，心里不平衡。那个时候对共产主义也没有具体概念，我们学过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哲学，也知道剩余价值，人剥削人，也都知道。

那是很危险的，子弹从头上过，不像电影里的声音那么大"叭！叭！"，而是"啾﹣﹣啾﹣-"那个声音很小。你听的声音"叭叭"那就离得远得很，如果声音很小，"啾﹣-"一下，这个就非常近。这个我碰到好几次，有的时候就从耳边上过去，如果头稍微那边一点，一下就牺牲了。

谢铁骊微微兴奋起来，甚至有点得意。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回到了半个世纪前那个战火纷飞的激情年代。他平时给人的感觉像是一潭沉静的水，此时却起了波澜。他的神情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那样自信，那般坚定，在他眼里看不到一点点对战争的恐惧，退缩、后怕，没有，甚至没有庆幸。我想60年前他的眼神也是这样子的。60年的时间只是给他增加了阅历和记忆，并没有给他增加世故或怀疑。在他的眼里我看不到那种叫沧桑的东西，虽然他确实阅尽千帆。

那时候，过年，司务长都想办法让大家吃好点，猪肉肯定是有的，鱼有时候也有。鸡鸭也有。我就会杀鸡，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

换季的时候，发单衣，把棉衣就交上去了。被子也是这样的，夏天来了，把棉花抽出来交上去，留着被单盖。行李是很简单了。一个背包一个小包袱，一支枪。被子是越轻越好。冬天冷的时候怎么睡呢？我们穿的棉衣棉裤，晚上把棉裤脱下来，脱一半，把裤脚扎起来，这个脚就不冷，薄被子盖上面，棉衣再盖上去。我在部队10年的冬天都是这样睡的。

我们也没法洗澡，有时候就到做酒的槽缸里去洗，你洗完他洗，他洗完他洗。冬天，能洗一两次澡就不容易了。夏天好办，到河里去洗就行了。

那时候身上都有虱子，逮着一个咬掉。那时候我们生疥疮，互相传染。我也害疥疮，一连害了几年，一到夏天就来了，痒啊。夏天打疟疾的也多。那也没办法，照样还得行军。冷得筛糠一样，还得走。我打过好多次疟疾。蚊子传染的，那个比非典传染得快。先冷后热，先是冷得浑身发抖，然后发热，发高烧。那时候有一种药叫奎宁丸，专门治疟疾的，有时候没有这种药，就熬着，熬到秋天，人打得面黄肌瘦了，人已经不行了，到秋天也就好了。那时候没有把疟疾当做一个很大的病，该行军打仗还照样行军打仗。但那时也没有人为打疟疾送命的。

我们那时都住在老百姓家里。主要是住在地主富农家里，文化大革命时候红卫兵也问我，我就跟他讲，我说只有地主家房子多还能腾出一些空房子。贫农家喂猪喂牛都在一起，那破房子紧得一塌糊涂。我算领导干部，单独分配一个房间，有几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我住那间房的床上墙上吐的痰都带血丝的，后来一打听，前两天屋里这个人刚死，肺痨，肺结核，吐痰吐到墙上。在这个情况下我就住在那里，那也无所谓了，我也不害怕，结核病死人算什么，打仗也死人，死好多人呢。还有一次寿材停在屋中间，寿材就是没有死的人的棺材，没有上漆，到最后大家没有地方住，我就让我的通讯员把棺材盖子翻过来放，垫点东西，我就正好在棺材盖子中间凹进去的地方睡觉。要是现在想想多忌讳，那个时候无所谓。

说到棺材，我又要说，在战争中间部队已经奔战争地点进发，我们文工团就带着一些支援的民工，抬着棺材一个一个跟着去，这是给那些牺牲的战士准备的。战士如果看到棺材，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觉得晦气，不，他感觉一种安慰，我牺牲了，有棺材。这种心理今天的人无法理解，他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他想如果我牺牲以后，能有个棺材躺着，很不错了。这是抗日战争，后来解放战争时就没有了。当时的生死观很简单。离开家里也很远了，究竟将来是死是活也未知。但是从来没有怕过死，也没有悲观过。主要就想当前的事，我就想马上这个仗要打下来，要演出了，赶快写个剧本。那个时候的剧本原稿还保存着几个。我们看到战士牺牲那么多，所以也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那么宝贵。

那时每个月要发几块钱的补贴，女同志比我们多，她们有卫生费。我们就向她们借一些，到一个小饭馆吃一顿，喝点小酒，也就是享受了。我喜欢喝一点小酒，这个受我父亲影响。

渡江是在夜里，1949年4月23日，用的木船。我们刚要渡江，国民党一个军舰开过来了，他也是逃跑的，我们有一个小船正在渡江，也没有怎么交火，但小船被浪冲翻了，一个排落江牺牲了。老百姓也牺牲了一些。事先动员老百姓，谁家有船，就帮部队渡江。一个船上有二三十人，要用半个小时时间到对岸。这里我要说，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老百姓都立了大功，他们对共产党绝对的信任，真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淮海战役，山东河南来的民工推车抬担架，好多万人，陈老总叫他们"小车队"。民工用推车推粮食，运伤兵，运各种武器弹药，他们自己带着担架去的，那时叫民夫，有个电影叫《车轮滚滚》就是写这个的。因为正规军还要练兵打仗。民夫完全是义务，没有报酬，他们自己带着粮食带干粮。因为部队的粮食是靠老百姓送来的。军队一批一批过，都要在一个必经的地方起火吃饭，老百姓觉得共产党就是好。军队的纪律严明。到一个地方只要驻军在那儿，没有战争任务，就把老百姓的水缸里的水担满，还帮着干农活，收麦子。住在一个地方，老百姓也高兴，因为我们到一个地方土匪都没了，都吓跑了。我们是春天过的江，打下上海浦东，已经是夏末了。渡江以后，我们士气很高昂。

当时军首长谢振华爱才，对谢铁骊非常爱护，视如掌上明珠。淮海战役后期把谢铁骊调到了俘管大队当大队长。

我调到俘管大队后，文工团就是胡士平做团长。当时淮海战役11月6日发动起来以后，我们从山东南下，打一仗就接受大量俘虏，这个俘虏要有人管。到徐州的时候，在王庄，一下接受60辆大汽车，当时交给文工团来管，这60辆汽车都装的什么呢？银元、罐头、各种吃的，还有枪炮子弹。部队还要行军打仗，就让文工团负责。我记得银元箱子还有几个打漏了。还有美国花生米，还有美国牛奶，后来我就专职管，还从我们文工团抽了一部分人。渡江以后，部队又一下子俘虏连以上军官几百几千。

我们部队从安徽渡江。但是渡江时，因为我们都在政治部，文工团也在政治部，俘管大队也属于政治部，和文工团也没有失去联系，行军有的时候还走在一块呢。渡江以后，在芜湖，我们部队大概在那儿待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到那个地方就成立军管会，把这个原来由国民党占据的芜湖处理一下。这时候我才到电影院看到正式的电影是什么样的。因为让我分管的也是文化方面，影剧院方面，这个时候我就看了电影。好像看的是卜万苍的《红楼梦》，就只看了一截。整部电影看下来的不多，因为我们有工作，要了解情况，秩序啊，整个卖票的情况，管理情况啊，有没有坏人捣乱啊。那个时候电影院跟后来我们改造过的电影院不一样，木头椅子，声光质量很差。美国片子都藏起来了，放映的都是过去上海拍的老片子。

后来一直沿着江从乍浦过的江打的上海浦东，我们三十军，当时国民党的五十一军在浦东把守着，背靠着海，想实在不行就逃走了。那时候我们一个军从后路一下把它退路切断。一次仗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不小，上千人左右。但整个把五十一军歼灭了。歼灭了以后，这个军长是东北人，叫王秉钺，腿上中了一个子弹，负伤了。我们军部把他弄来以后，我是俘管大队长，让我押送他到上海九兵团的司令部，用的车就是五十一军军部的车，黑色的小轿车，车身上全是枪眼。我就奉命等着。那个司机也是俘虏，"叭"一下给军长行礼。我就跟我大队里商量，就带一个通讯员，带一支卡宾枪，我的手枪就不带了。怕万一争夺起来，把手枪夺了，他就有武器了。他当时整整有50岁，东北人，现在也奇怪，那时候胆子也大，也没有担心路上出什么危险。后来释放第一批战犯的时候，当时有溥仪，杜聿明，其中就有王秉钺。他已经75岁了，整整关了25年，才把他释放。这个人恐怕早死了。当时他就申请到香港，因为他的孩子家属都在美国。押送路上他跟我聊天，不像俘虏低着头，一路上跟我侃侃而谈。他称我老弟，他批评国民党碉堡建筑得不够军事化，他说："你看，你看这个碉堡建的，怎么能防御？"我说："碉堡再坚固，还得被我们攻下来。"我一直就把他送到上海九兵团。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我到上海以后，我们车停下来，老百姓就围着看，看车上都打着枪眼。我把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王秉钺的部队在太湖边上被我们打垮过一次，到上海又组建成两个师，133、135师，被我们消灭了。那时候，谢军长宣布我们大约消灭了8000人。

之后不久，我们驻扎在浦东，周浦镇，驻地是一个资本家的房子，还有花园。我是俘管大队队长，单独有一间房子。我主要管军官，俘虏的士兵都编到我们的队伍，不愿意的也给大洋回家。五十一军已经打下了。我的房间有两张大桌子，上面都是从战争中没收的银元。堆起来很高，留作遣散这些俘虏用。因为这些俘虏都是军官，战士早就收编到连里了。军官年岁也大了，当兵不合适，就遣散，发放路费让他们回家。那个时候我们脑子真是单纯，就没考虑这个钱有多大作用。我还记得那次王遐来看我，我们看着满桌子的钱。那个时候我要带，要带多少带多少。可我连一块都没带。我们在革命队伍里受党的教育，要做一个党员，生死都置之度外了，钱算什么。

我们在上海待了几个月，看到上海市民对共产党还不是特别信任。我们看到街上有一个女人外面穿的列宁装，里面穿的还是绸缎的夹衣。我们还到跑狗场看了一场广场话剧《怒吼吧，中国》，是应云卫、沈浮他们搞的。广场上有一只大轮船，演员就在船头演出。船还能开过来。那个话剧场面很大。看完以后，晚上就住在广场看台上。看到背后舞厅的灯整夜都亮着，还有人跳舞。

在10月1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九兵团正在准备攻打台湾，后来就奉命撤消攻台军备。

在浦东，战俘处理完了，战利品上交以后。政治部又把我调回三十军文工团当团长，原来我走以后那个团长，成了我的副团长。回到文工团以后，我又开始排戏了，到各方去演出了。

这时，文工团已经编为三十军文工团。1949年秋天，新中国已经建立，中苏友好和我们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重要话题。在庆祝十月革命之际，文工团排演了西蒙诺夫的新作《俄罗斯问题》。为了排好这台"洋戏"，谢铁骊带领文工团骨干在上海闹市的舞厅、酒吧、咖啡厅、大饭店体验观察。他们把这台戏的服装、道具、灯光和舞台装置各项难题一一解决。演员一个个戴上了黄头发，装上假鼻子。像模像样。这台戏在上海的一个剧场演出，标志着文工团由"土"向"洋"、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

后来我们军和三十五军军部合编成立了海军，华东海军。这两个文工团就合并了。我在这个之前，组织部长找我谈话，第一次让我到宣传科当副科长兼文工团团长，我说这样子精力分散，既然让我搞文工团，我就把全部精力投在文工团上吧；那个时候实际上部队领导干部，是想要培养我往上升，这步我没走。后来，军部又要改编华东海军，这时候组织部又向我透露，征求意见，他说去年中央组织部有个命令，叫各个军调两到三个文艺骨干，去到文化部充实电影界。问我的意见去不去，我说去。因为我也知道文工团就要合并了。

建国前后，文化部电影局为了改变文艺队伍素质、增加文艺界的工农兵成分，向部队抽调一批文艺骨干，充实电影队伍，尤其是编导队伍。1949年8月14日中宣部向各军发了一个文件，下令，每个军调两个人。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谢铁骊已经在军营待了整整10年，已经从一个少年长成一个成熟的文艺战士。当时留下这样一张照片，他非常瘦，穿着旧的略显肥大的军装，打着整齐的绑腿，嘴角带着坚毅的线条，微微笑着。谢铁骊珍藏的当时的照片中，还有一张集体照，上面写着"赠给我们的团长"。谢铁骊说，那是部队文工团乐队的集体照，在周浦他们住的一个资本家的院子里拍的。很小的一幅，全是年轻的充满朝气的面孔，他们穿着厚厚的军装，或坐或站，后面的墙上爬满爬墙虎。军乐队将这张照片送给他们即将离开部队的谢团长。

后来，宣布让我们几个人，我一个、王遐、郑保民，还有我的通讯员，一起到北京去。我调走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四个月了。宣布我走的时候，是在周浦，是在一个晚上公布的，举行了一个晚会送别。当时，我也觉得没什么可说的。这个时候已经是1950年的年初了。

那时，谢铁骊和王遐由于不能经常见面，就采取书信来往的方式进行交流。谢铁骊先得到了他们将同去北京的消息，就写信告诉了王遐，并说已向她所在的师发了调动报告。但一个月过去了，王遐还没有得到师部的通知。谢铁骊徒步走了五六十里路，赶到王遐所在的南汇九十师。原来，师宣传部不愿放走王遐这个宣传部长，扣下了电报。

我去南汇九十师接上王遐，一起去南京。到华东军区转关系。这时华东军区政治部，找我谈一次话，说中央确实有这个命令，但是去年该调的都去了，现在好像没有催这个事情。我们空军要成立文工团，你留下来当团长。后来，我一考虑，我说如果我要不到北京去，我就留在原来那个文工团工作了，何必到一个新的文工团呢？我说我就不了吧。因为他们那时候也不敢强留，有调令。后来是汤化达当了空军文工团团长，以后他也调到上海拍电影了，他演过《南征北战》、《上饶集中营》等影片，后来也是上影厂的领导。人生的道路像下棋一样的，这步棋如果这么走了，下面就不一样了。在南京办手续的时候，正好月甫结婚，我还去了，我也记不得是怎么去的，坐车还是走路，跟王遐一起去的。婚礼是在晚上，月甫是陕西省普阳人，南下到苏北去的，1937年秋冬参军的，资格最老的一个同志，是协理员，他的爱人张玉兰是我们的分队员。月甫也是因为恋爱，把他调走了，回来后，组织上同意了。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第一个结婚的。你看，这个画册就是月甫的画册。

谢铁骊把一本画册拿出来给我看，书名叫《月甫画葡萄》。谢铁骊从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地评价任何东西。看得出对自己的战友，他是十分友爱的。分别时，却话语不多。

在部队10年，我们在战场上经过的这些情况，看到这些牺牲的历史，对我们的教育，就确定了我们的人生观，追求的目标。人生观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个时候想的也很简单，（实现）人人平等嘛，消除人压迫人、人剥削人。而我呢，我认为收获比较大的就是我信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我这个人受这个影响，除了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外，任何别的都不信。什么也不怕，什么鬼呀神呀，我从来也不怕。测字算卦抽签，我都不信。我家里人说我，说你可以算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说可以算吧！

就这样，在1950年2月，我坐火车从南京来到北京。一起来的有我、王遐、郑保民。还有一个是我的警卫员，他叫孙运泉，原来是部队的一个战斗英雄，后来身体不行了，抽到后方做警卫员，后来做过上海电影机械厂人事科科长。他已经先我而去。他带的是卡宾枪，我带了一支手枪。我们都穿着军装，带着一把胡琴，还有我的剧本的手稿，还有我的一些行李，包括一条美国军毯，是缴获的。从此就跨入了电影界。

谢铁骊用了"跨入"这个词。仿佛他的一只脚已经高高迈出去，另一脚还留在原地。45年后，他这样评价他的峥嵘岁月：

我是在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文艺兵。1950年，奉命从部队调入电影界工作，当时只有25岁。如今45年过去了，仿佛就在转瞬之间。在这些年里，我拍摄了30多部影片。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却只有两部。一部是我第一次执导的影片《无名岛》，另一部是在1980年拍摄的《今夜星光灿烂》。

这10年的生活，一方面为我提供了生活的积累，一方面建立了我对事物的看法，也就是人生观、世界观。现在要让我写历史剧的话，我还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不能搞戏说或者随意改编什么的。人家也许会说："过去的事谁见过？"但是有从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起码不能太离谱。比如说时代背景一定要真实，如果不是历史人物，当然可以编。

1950年2月，谢铁骊一行四人坐上火车，去北京。虽然已经是2月了，天气依然很冷，火车一路北上，越往北，越冷。他们一行四人，都穿着军装，旧的棉军装，黄色的，可以清晰地看到针角纤过的痕迹。因为号大，腰部用皮带扎紧，再打上绑腿，整个人精神起来。谢铁骊的军装颜色稍浅，略有不同，是吊兜的，因为他是营级干部。25岁的谢铁骊，在部队里被领导重视，被同志爱戴，前途应是一片光明。他们打了10年的仗，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这个梦想已经成为现实。而此刻他们将前往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那里成就一番事业。与他同行的还有恋人王遐。夫复何求？一路上他们谈论些什么呢？对战场和部队的留恋，还是对未来未知生活的憧憬？那将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对于从15岁就生活在部队的谢铁骊和王遐，过去10年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行军、打仗、创作、演出。电影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而且遥远的。

火车整整走了一天一夜，他们在一个黄昏到达北京城，北京在暮色中看上去神秘但略有些疲惫。因为未经一枪一弹和平易手，所以北京城看不到任何战火的痕迹。一切完好无损。那建于元代经明成祖朱棣重修的古城墙依然耸立。有轨电车当当地开过。我想那时的北京应该到处都是欢呼和笑逐颜开的人群，城中洋溢着一种新鲜的感觉。

【谢铁骊（1925年12月27日—2015年6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市。导演、编剧，毕业于淮海军政干部学校。1959年独立执导个人第一部电影《无名岛》。1963年执导剧情电影《早春二月》，该片获得第12届葡萄牙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196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上映。1970年执导戏曲电影《智取威虎山》。1975年担任剧情电影《海霞》的编剧。1980年执导战争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他凭借该片入围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8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清水湾，淡水湾》上映。1988年凭借古装剧《红楼梦》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1年执导奇幻电影《古墓荒斋》。1994年执导反腐倡廉题材电影《天网》。2000年执导惊悚电影《聊斋-席方平》。2005年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07年客串剧情电影《旋律》。2011年获得第2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奖。2015年6月19日10点40分，谢铁骊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