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是1939年进入的淮阴城。1940年，新四军开辟淮海地区（今淮阴市大部分），建立淮海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一直延续到1946年。当时的淮海区包括淮阴、泗阳、沭阳、涟水、灌云、东海等县，灌云、东海都是旧海州的辖地，"海"字就是指的旧海州。

日军进入淮阴城后，飞机整日在县城上空盘旋。谢家的房子也被炮火毁了一半。父亲带着全家来到乡下的赵村，谢铁骊也跟着家人"跑反"。此后，谢冰岩到皖北淮海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谢铁骊的家便搬到了离安徽很近的顺河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家搬到了顺河集，住在一个姓朱的粮店老板的房子里，他是进步人士朱公亮的弟弟。父亲在那里管粮站，靠近安徽，离淮阴几十里的一个集镇。

我们顺河集的家成了皖东北和江苏间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掩护路过的共产党。所以我母亲有时开玩笑说，我们也是革命家庭。1940年，长兄谢冰岩从皖北回苏北工作，途经顺河集，在家里歇脚。他们一行十几个，都骑着大马。

那时我15岁，家里人正发愁给我找个出路。长兄就把我带走了。行李很简单，就收拾了几件衣服，背一个小包袱。走的时候家里没有人难过，没有二话就走了。也没有千叮万嘱，很平淡就走了。

我们出了集镇一直向东北，长兄带我到了当时位于沭阳县的淮海干校，淮海干校的全称是新四军淮海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是刘瑞农，教育长是孙存楼。

我的脑子里常常有这样一幅画面：1940年夏末的一天，一个15岁的少年，穿着旧的蓝布长衫，半旧的黑色力士鞋，跟在他骑着大马的长兄的后面，去参加革命。在我们的想象中，参加革命是那样一件悲壮而重大的事情，可是，对于那个少年和他的家人来说，仿佛是一件平常的事。母亲没有哭，父亲没有千叮万嘱，甚至行李都带得很少，仿佛只是出一次远门。"革命"这个现在听起来发烫的字眼对那个少年也许只是一个朦胧的概念。那时候，革命已经像一团火，燃烧了半个中国。20世纪的中国，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革命、重大变故、战争：辛亥革命、北伐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30年代的中国，旧的封建帝国的影子渐远，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因东邻的入侵又披战火。生于乱世的孩子，以为战争就是日常生活。辍学在家的谢铁骊就这样北上参加了新四军。

在淮海军政干部学校里，年少的谢铁骊过着紧张、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学习了革命基本理论，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

在干校里我是年龄较小的一个。

我当时离家时没有带书包。所以每天到干校上课连书包也没有。我们队的指导员，在点名中就讲，有的学员连书包都没有，他这是来学习吗？我当时一听，人家都看我，肯定就是指我了。因为那个时候年轻，脑子比较灵，听课集中精力听，都记在脑子里了。后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都发言，表现还不错，后来指导员也就再不批评这个事了。那时考试没有笔试，当场问答。注重讨论会上的发言和平时的表现。

男女学员一般分别住在两个庄子，上下课都是排着队伍来去。干校里同学年龄不等，女学员中还有裹过小脚的。学员每班三杆枪，白天在广场上、树荫下听课学习，出操练兵。夜里行军也是常事，有时行军到一个村庄，抱些干草铺在地上，打开背包就呼呼睡起来。干校校址不固定，行军到一个地方，就住下来，夜里要拿着枪站岗，在校部周围巡逻。女生不用站岗的。

在干校的时候晚上要站岗。虽然我年纪小，也和大同学一样拿着枪在学校驻地周围站岗。站岗就一个人站。那个时候没有表，每个人站三柱香，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在一个木头盘，里面都是香灰或者沙，把香就这样躺着放着，一根接一根，竖着烧，风一吹，就烧得快了。这样就不可能做假的，躺着的三支香灰作证。如果换岗，就再点三根香。有一次我站着岗看书看睡着了，被指导员骂了。班长汪小为把我的枪没收了。还罚我站。罚我站了一柱香。这一时期也真是受了锻炼。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怕，晚上有月亮还好，如果天阴沉阴沉，夜里又冷，自己一个人在小掩体里就有点怕。虽然学校四周有几个岗位。后来因为年纪小，我就负责站校部的门岗。校部也没有固定的，都是临时的。主要是学习，很少练兵。我打枪打得还挺准，我用日本三八式步枪在树上打过一只鸟，我一枪把它打下来了。

我那时候比较懒，个人卫生不太好，有个外号叫"懒龙"。长衫胸前一片油光，经常不洗。再不然，就把脏衣服塞到女同学的盆里。有时候我值日，我睡着不起床。从小，有母亲和小姐照顾我，所以不太会照顾自己。那时我很爱看书，没事就在太阳底下靠在草堆上看书。那时我们住在地主富农家里，他们家里有书、线装本小唱本，我就拿来看，什么《隋唐演义》、《包公传》、《济公传》，总有书看。现在我养成这个习惯了，中午、晚上不看会儿书不睡觉。

我有一种感觉，这些事情，谢铁骊已经讲过许多许多次了。因为，从影半个多世纪，采访过他的记者一定有很多。但是，在跟我讲这些的时候，他没有一点不耐烦。他坐在藤椅上，脸稍稍转到我这边，态度谦逊而且慈祥。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无论在他面前坐的是谁，他都会这样耐心细致。他的平等、平和、平易近人和宽容我是早有耳闻。在他面前你不会有任何不安。

我们吃饭呢，就是坐在打麦场的空地上，围成一圈。有一件事我很少对人讲。那个时候，一个班10个人左右，每天要轮流值班。值日一般是两个人。我有一个洋瓷碗，挎在包上行军，筷子呢，有的时候有筷子，有的时候没有，容易丢，不好放。有时就自己拿树枝，玉米杆、高粱杆什么剥一剥，就用了。有的时候就跟老百姓借，借碗，借筷子。我记得有一回，我值日，当时我们还是穿便衣，我就到老百姓家借个盆，打菜，我说：老乡，借一个盆打菜。他说："还没有闲空的盆。"我一看旁边有一个空的盆，我说："这不有吗？"我就要拿，他说："不行，那是尿盆！"我回去以后就跟他们说，他们讲有一次就是拿尿盆打的菜。

谢铁骊说到这里，笑成一团。他丝毫没觉得那时候生活多苦，反而觉得好玩。

到我值日的时候，馒头或窝窝头，一个人两个，不够还可以再加一个，那个时候我穿长袍，我们就把长袍的大襟这么一兜。印象中吃的菜大部分是黄豆芽，还是汤多豆芽少，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一盆菜，我还可以再吃一两个馒头。那个时候，吃饭就在一个广场上，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圈子，那盆菜放中间。馒头你什么时候想吃就吃，夹菜要等班长，班长伸筷子大家才跟着夹菜。我记得有一次，大家憋着，筷子在手里夹着不动，看着班长，光吃馒头。馒头是淡的，总想吃点菜，等着班长伸筷子。班长一伸大家一块夹，这一筷子下去，都尽量想多拿一点。有一回，对面有个同学那一筷子拿得太大了，我用筷子一下把他的筷子打下来了，他就不愿意了，就要跟我冲突了。班长就制止我们："坐下，不许吵！不许吵！吃饭时候吵什么呀，也是你刚才那一筷子夹得太多了，你把人家筷子打下来也不对。"班长就各打五十板。就这样几下子，黄豆芽就没有了，但是馒头、窝窝头还没完呢。然后就分汤，由班长来分，有时候班长指定人来分，一个人倒一点咸汤。有一点咸味，馒头就能吃下去了。想想当时这个情景，恐怕哪一个小说哪一个电影里也没有，我恐怕将来也没有机会在电影里表现这个了，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把它拍出来。

我们当时也没有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好玩，过集体生活，有饭吃，还可以学习。干校里年龄没有限制，王遐（后来她成为谢铁骊的夫人）算是比较小的，最大的有30岁。

在干校学习了几个月后，有一天，突然全体学员集合。念到名字的站一边，没念到名字的站另一边。由于日本鬼子进攻激烈，队伍不能太大，一部分学员被动员回家。谢铁骊由于有一些文艺才能，被分配到淮海剧社。

我们是1940年9月去的，第二年春天毕业。以后干校就没有再办了。从干校毕业以后，依据各人的特长和意愿，分配到不同的地区和单位。有的到妇救会，有的到农救会工作。我就被分配到了淮海剧社。

长兄把我送到干校以后，他就去做他的事情了，后来就没有联系，也找不到人了。我想我哥哥哪儿去了呢？后来有人告诉我，之所以在行军过程中没看到他，是因为他被押着了，就是被逮捕了。有个同学说他看见了，帽子压得低低的。因为什么呢？在那个年代，叫肃托运动，叫肃清托洛茨基派，党内运动。有一个青年人，我们宿迁的一个姓陆的，被认定是托派，被抓起来，一逼供，他就招供了一大批人，其中就有我的长兄谢冰岩，还有原苏北抗日同盟会会长宋振鼎等一批一二十人。他们戴着农民的斗笠挡住脸，手上戴着镣铐。那个时候一怀疑就抓起来。抓起来也没有时间审查，一天到晚又在打仗又在行军，就押着，就算是内部敌人了。这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我想找他，每次行军我注意找也看不见他。后来他就被押到盐阜区去了，淮海区和盐阜（盐城和阜林）区两个区就隔了一条河。后来，刘少奇到华中地区，那时候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已经结束了。叶挺将军被俘，项英已经死了。整个军部挪到盐城，以后刘少奇同志就跟着到盐城。一听有肃托这么一个案件呢，他就亲自了解一下情况，最后认为这都是无稽之谈，怎么能按一个人的口供，又没有真凭实据，就把人抓起来押着？所以把他们平反了。要不然就要枪毙，几乎要枪毙我长兄他们了。坐了半年的牢。现在我的长兄提起这个事情没有怨言，总是笑着说，共产党审查我们是应该的，我没有什么意见，坐共产党的牢光荣。长兄很乐观，所以他长寿啊，他现在95岁了。他被平反后，一看他的历史上有办报的经验，就分配到苏中的新华社工作。那个时候没有通信的习惯，又没有邮局，信件还要通过封锁线，麻烦，所以后来基本联系很少。但是我知道他在那儿。

长兄给我许多书，很多别的同志看不到的书，我有，长兄在报社工作嘛。苏联的小说《毁灭》，一般人都看不到，我有。还有人传说我懂英文，实际上我就认识几个字母。

在部队的时候，见别人抽烟，觉得好玩自己也抽。慢慢就上瘾了。那年代的同志如果有点零钱，就买点纸烟，农村做的纸烟，一盒50支。我记得我学会抽烟的时候，还给长兄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学会抽烟了，不抽就好像没有灵感似的。长兄回信说，你这样不对，很多的大作家都不抽烟。

那时我已经调到淮海剧社。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淮海剧社是新四军在淮海成立的一个抗日剧社。

后来我的小姐姐参军也是这样。小姐姐谢静娴也参加革命，也是共产党员，在104团，先是做卫生员，后来做司药工作，有时候行军我们还在一起。姐姐现在还在，91岁了，在洛阳，因为我姐夫后来当了洛阳玻璃厂的党委书记。去年我还去看她，老年痴呆了。写字还认识，人都不认识了，看看我，不认识。

我干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淮海剧社，当演员。从干校一起分去的还有王遐、汪小为等。那时候我还小，随便演个配角什么的。那个时候就知道依靠组织。

淮海剧社（属于淮海地委）刚成立时，有40多人，汤增桐是社长，我们都叫他桐先生，他会写一些小剧本。我们面对群众演戏。

谢铁骊到淮海剧社演的第一个节目是和一个叫马炳舒的队员一起唱《小放牛》，他演牧童。第二个节目，《三兄弟》，一个进步的，一个反动的，沙维演反动的，谢铁骊演进步的，要在台上把反动的兄弟灭掉，结果谢铁骊在台上做打枪的动作，效果声没出来，他随机应变用力砸了一下凳子，对方才应声倒地。难忘的经历。

不久，1941年，从北方来了八路军的部队，就是三师十旅，定位在淮海区军分区，军队与地方根据地统一领导，黄克诚的部队，后来解放淮阴城就是这支部队。淮海剧社就和三师十旅战旗剧社合并，成为十旅兼淮海军分区宣传队。宣传队一开始有五六十人，在一起创作演戏，合并了以后，军装就按照十旅的军装穿。发的是八路军的军装，土黄色，都是土染的，打绑腿，穿的布鞋草鞋，黑的多。后来又改叫淮海军分区文工团，蒋复是指导员。在这个文工队，我当了5年的团员。

谢铁骊在年少时就是一个稍稍有些内向的人，话语不多，心地单纯。他比刚到干校的时候长高了一些，很瘦。慢慢习惯了军旅生活，他脱下了母亲做的蓝色长袍，穿上八路军的军装，帽子上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学着打绑腿。是一个可爱的八路军小战士。因为在文工队中表现不错，被动员入党，17岁的他就入了党。这在他是一件很高兴也很自然的事。因为长兄就是党员，由于亲情关系，他在童年时期就养成了模模糊糊的对于共产党的好感。现在他也是其中的一员了。

在1942年的春天，党员就找我谈话了，启发我对党的认识，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尊重领导，服从组织，听党的话，觉得指导员就很了不起了。那个时候也不用写入党申请书，党员找我谈过以后，我说同意入党，然后，1942年4月12日，我就正式参加了支部，候补期三个月。

我生活习惯也很正常。我这个人呢，可以说有点内向，我不太喜欢去交际，但是我心地比较爽朗，想法很简单，没有什么愁闷。什么事我自己都能解脱，遇到什么事情，过眼云烟，一下就过去了。很少为什么事情烦恼。一般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特殊的困难条件，我都能坚持完成。就像我后来写的那些剧本，都是三天五天，大的像《关家屯》、《海城起义》，写了一个礼拜到10天左右完成，还都是晚上写。白天还干其他的工作。

这一时期，谢铁骊爱上了戏剧，热衷于阅读各种剧作、文艺小说和农村流行的小唱本。

我看的书主要是田汉、于伶、夏衍、宋之的、陈白尘，鲁迅的小说集《彷徨》、《呐喊》都看过。我比较喜欢鲁迅，他的东西每篇都很好。我也曾经想过把鲁迅的小说拍成电影，因为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很含蓄，电影把他形象化，反而不含蓄了，直露了。桑弧的《祝福》是夏衍写的剧本。是我们厂请上影厂的桑弧拍的。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片。

当时十旅文工团有一个戏剧教员叫朱光，从济南一个师范学院毕业，29岁，在戏剧上颇有造诣。但是很骄傲，目中无人。可他很喜欢谢铁骊，两人经常在一起聊聊天，聊聊戏剧，逐渐成为忘年交。朱光这个人有些知识分子的疏狂和不羁。据说有一阶段他失恋了，在一次战斗中坚持要冲锋，想要自杀。文工团一看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怎么办呢，把谢铁骊派去劝说。朱光做导演排的一场戏《新隆店》，陈毅同志还看了，谢铁骊在其中演一个反面角色。朱光在1943年大扫荡以后离开。朱光此后还写过一个剧本叫《小红花》，当时正在整风，这个剧本有点讽刺共产党的意思，就不让演了。他结了婚，但精神有点不大正常。他回老家后不久跳井了，把鞋子和眼镜放在井旁边。朱光事实上是17岁的谢铁骊在戏剧上的领路人，谢铁骊则是朱光的得意门生。

1943年，日本向苏北地区发起了梳篦型的大扫荡。这时文工团的队伍已经壮大，行动起来非常不便，于是再次分散开来打埋伏。

这中间还有个曲折。1943年，日本大扫荡，梳篦型的大扫荡。日本人集中力量扫荡盐阜区，然后又扫荡淮海区，我们就分成两个团，十旅文工队、淮海剧社又分开。军队和地方分开。军队的就留在部队，地方的就到地方打埋伏。那时文工团发展的人很多了，一百四五十个人，就赶快分散。叫打埋伏，换上便衣，找到我们自己同志的关系，埋伏下去隐藏起来。

我埋伏到灌云。先是到灌云县一个我们的同志家里去住，大扫荡避过去以后，让我们做一些敌军工作，搞敌人的情报，不久我又到宋集区当敌军工作站站长，干了一年。但是我们组和部队也还在这个地区转。日本人来了以后，撤离一下，让他过去以后，部队又回来，迂回作战吧。那个时候在战略要地铁路上、碉堡，有一个班十来个日本兵就不得了喽，大部分都是伪军，汉奸部队了。大扫荡期间，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地瓜干煮玉米粥。我也没有觉得特别苦。我这个人比较现实主义，一般不发什么牢骚，发牢骚没有用，改变不了什么。

环境紧张的时候，日本人大扫荡，我们在行军当中，我记得有一种保密的方法。我们在晚上行军，夜里路上一般不会有行人，碰到行人，就要把他们请到一个村庄里，让他们待着，告诉他们："很对不起，因为我们行军要保密。请你们待着。"我们有人看守，有时候文工团也协助这个工作。老百姓也很理解的，如果路上碰到我们，就知道要等我们不知去向以后，他们才能走。因为你经过这个村子，碰到人，如果这个人是坏人，是汉奸，他就报告了。这个就麻烦了。这当然是敌情比较紧张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夜行军比较多，白天休整，晚上走到天亮，到一个村子驻下来，就要分配房子。那个时候农民起得早，天蒙蒙亮就要起来干农活了。但是有时候，这个转移就是情况紧张的时候天天走。如果有一个阶段敌人兵力抽到别的地方了，留下一些伪军守着碉堡。碉堡被我们攻打以后，渐渐收缩到主要干线、主要城镇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有敌人的威胁感，我们照样排戏、演出，当然敌人据点在我们几十里路以外，他们也不敢出来。

最后，到1943年秋天吧，日本人集中兵力，梳篦型扫荡撤消了，兵力又调到其他地方，淮海区根据地就平稳了。这个时候，我们奉军区政治部的命令有选择地把分散的这些文工团员调回文工队，没有把原来文工团的人都调回来，只把他认为艺术上面有发展的人调回来。

就这样团员又集中起来，华东鲁艺的一些干部像沙维、朱光也并过来。华东先扫荡的，鲁艺还牺牲了一些人。文工队后来慢慢扩大，叫文训大队，像一个学校一样，分戏剧系、美术系、音乐系。我是戏剧系，戏剧系主任是沙维。王遐是音乐系。分三个中队。第一中队，第二中队，女中队。还有分工，一分队是搭戏台子，搭道具，搞戏灯。我一开始是二中队副队长，汪小为一中队队长，他被调到团部，我就调到一中队当中队长。不久，文训队要毕业了，有点像干校一样的。有的毕业以后就回地方了。文训队结束以后，我就到团部当了戏剧教员。我要强调这一点，我后来进入电影界，让我到表演艺术研究所任教，与这个有关系的。

战地文工团流动性很大，任务紧迫繁重。包括唱歌、跳舞、话剧、扭秧歌、说快板、唱京戏，演出街头活报剧等，以及对敌喊话、贴标语、写墙头诗、画墙头画、设立临时鼓动棚。谢铁骊演戏、导戏、唱歌、拉胡琴、吹口琴样样都干。

在演出中，京剧是深受士兵喜爱的节目。演京剧就需要人拉京胡。1943年，因为部队文工队工作需要，谢铁骊靠自学学会了拉胡琴。

当时文工队主要有四个人会拉胡琴，汪小为、李英华、蒋复、万林，蒋复要演戏，万林要唱京戏。当时李英华有个二胡，他会拉。谢铁骊这期间开始自己摸索着学习，坚持练习，两个月后，他已经拉得非常好。开始汪小为比他拉得好，后来他比汪小为拉得好，成为文工队里拉京胡拉得最好的人之一。

那时候我们就看简谱，看简谱练。那时候，演的有现代戏，也有古装戏，像《打渔杀家》、《恩仇报》、《失空斩》。后来拍样板戏的时候，我还弄一把胡琴在家里拉。其实江青也不知道我会京戏，她只知道我的《早春二月》。其实那时就有现代京戏，都是独幕，像我写的《失失斩》、《恩仇报》。现代京戏早就有了。文明戏《枪毙阎瑞生》，中间也有京剧唱段的。他们唱，我拉胡琴。我进北京的时候，把胡琴带来了，后来太忙了，就丢掉了。现在因为我的左手有时候有点发抖，老伴就讲，你拉拉胡琴，左手动动好点。我说等我正式办离休以后，我再拉胡琴，练！

谢铁骊写的第一个剧本是反映军民鱼水情的独幕剧《吹灯》，写于1944年春天，发表在内部杂志《战旗剧选》上。这个剧本清新可爱，活泼动人。通过一个深夜为八路军战士补袜子的老奶奶和她的小孙子梦呓般的对话，写出群众对八路军战士的深厚感情。之后他又写了一个揭露国民党在湘桂战区作战时消极抗日、腐败无能的京剧《失失斩》，他本人操琴伴奏。同时，他开始参与导演一些大型话剧。1945年初，他在战旗剧社担任戏剧教员，从此，他同戏剧这门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开始写的都是独幕剧，《吹灯》，表现军民生活的，从生活中来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42年的时候帮助老百姓挖小蒜，我就写了一篇报道，那时我们政治部的报纸还发表了。政治部的人大概就认识文工团里还有一个小谢。

我在战旗剧社的时候，同沙维、朱光、汪小为等同志一起导演过阿英同志的古装话剧《洪宣娇》和苏联话剧《前线》。

那个时候也无所谓导演名称，有时候让我参加，去先跟人家学习，学习回来以后我们自己排。我排了几部戏。一面打仗，一面排戏，一面演出。那时排的戏独幕剧比较多。这个阶段我排的最重要的戏是前线》。苏联一个有名的话剧，里面有一个记者叫克里空，后来人家说你这个记者是克里空，就是说套话，说空话，不接触实际的意思。还有个老苏联将领叫戈尔洛夫，指那些顽固不化、保守、不求上进的老人，是军事将领中间落后保守思想的一个典型。不像我们现在要"与时俱进"。这个《前线》演出以后，对部队教育还是蛮大的。那个时候《前线》能够演出在苏联是通过的，斯大林时期他们已经公开演出了，后来慢慢传过来我们才开始演的。我在这个剧里做导演，另外我就演了一个角色，一个进步的角色，戈尔洛夫的儿子，思想比较前进。

抗战快接近胜利了。

这之后，谢铁骊成为戏剧组的组长，汪小为是音乐组的组长，沙维是副队长。

当时沙维是队长，我是戏剧组组长，我们两个人总是为了排戏辩论。虽然沙维是鲁艺的，科班出身，最后，沙维必然听我的。我们俩总抬杠。到北京以后，他到我家，我们俩往这一坐，开始抬。刚来北京，我住石老娘胡同的时候，他来找我，我们俩抬到半夜快两点。主要争论的一个问题是电影长寿还是话剧长寿。他说你的电影不长寿，我说你这个戏剧不长寿。后来我拍《包氏父子》的时候，沙维想演老包。他也没有跟我说。但那时他身体不行了。

说到自己的老战友，谢铁骊总是非常愉快。

那时我们在自己提高文化方面，还是非常注意的。我记得后来我就弄了一本小字典，打仗的时候，在攻下的小城镇里，敌人的驻地找到的。看书看哪个字不认识就查字典，帮助我提高文化。别人说了错别字，我就帮他们纠正。你比如说陈怀皑的皑应该念 ai ，白雪皑皑的皑，但我们都念 kai ；还有盖丽丽的盖应该念 ge ，我们都念 gai ，错了。我现在写字还是比较正规、比较工整的，一笔一笔，我在文工团还帮忙刻过钢板，还写过大字标语。我们那个时候当文工团员到一个地方要写标语，那个时候还是统一战线，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有条件的，我们只写"抗战到底"还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呀，"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这些。后来写"减租减息""农民要组织起来"。写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桶，里面也没有太好的颜料，红色用红土和一和，黑字就用老百姓锅底的灰，和一和写。但是我们写得还是很认真的，用刷子写。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和锻炼。那个时候我愿意看书。一般没有事的时间，我就在阳光下，草堆子上一靠，看书。书也不多，看一遍再看一遍，认不得的字就查字典。所以我们好多团员写了白字或者念了错字，我就帮他们纠正。

1945年初，谢铁骊随部队打"两淮"（淮阴、淮安）。解放淮阴的正是三师，新四军三师"迎着敌几十挺机枪的密集扫射，涉城壕，踏云梯，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将鲜红的战旗插上了南门城楼"。现在南门口建有"淮阴攻城阵亡将士纪念亭"。

抗战胜利以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开成了南界长江、北枕陇海铁路、东滨黄海、西迄大别山的广大解放区。1945年11月1日，在淮阴宣布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推选李一氓为主席。

淮阴解放后，谢铁骊看望了自己当时在赵村避战乱的父母亲。战争结束，亲人团聚，一家人都十分高兴。几年不见，在父母的眼里，穿着军装的谢铁骊，成熟沉稳了许多，已经俨然是一个文艺战士。父子两个话语都不多，相聚后小酌了几杯，以叙别后之情。之后，谢铁骊的父母亲回到了淮阴城，把自己家典出去的房子又赎了回来。仍住在官园坊。

淮阴城是1945年9月23日解放的。那是我们进去的第一个大城市。

虽然抗日战争结束了，这一时期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但我们部队在陇海路以东地区还在打仗，消灭伪军。因为，日本宣布投降，但伪军不投降我们，他们向国民党投降，一直打到内战快爆发。

我看的第一次电影就是在这时。那是我到淮阴开文代会，苏皖边区政府召开的文代会，那时候李一氓任主席。当时由美国、中共和国民党组成的"执行小组"弄来一台放映机在城南公园的篮球场上放了一部无声片，看的是韩兰根和殷秀岑的电影。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在扔鸡蛋，就看了那么几分钟，默片，没有声音，机器就出了故障，半天也没修好。

20岁才第一次看电影的谢铁骊一定没有想到，电影将是他终生的职业。这一时期，他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组建一个文工队。

日本人宣布投降后，军队有很大变动。十旅要调向东北，向北走了。文工团跟淮海军分区要分家了。文工团大部分都跟着十旅向东北进军，留小部分骨干来成立军区文工团。这时，十旅文工团团长汪小为想全部带走，这边军区想留下一些人。说到这里还有一个趣事。那时已经决定把我留下来了，分配王遐到东北去。她就赖着不走。也不是因为我，那时我们是一般同志关系。

说到这里，正好王遐老师穿得整整齐齐，拎着包要出门，她说是要出去唱京戏。我这才恍然大悟，隔壁屋里为什么总传出唱京戏的声音。我已经在谢铁骊的谈话中数次听到王遐的名字，并在照片上见过她，但见面这是第一次。她短发卷成小卷儿，咖啡色的上衣，黑长裙。大眼睛，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行动干脆利落。印象中她是老照片上长发穿军装的少女。见到她的人，便感到滔滔流过的时光。谢铁骊笑着对王遐说："你先别走，把你在文工团赖着不走的事说说再走。"王遐老师笑着坐下来。她是个热情、爽朗、和蔼可亲的人。普通话很标准，不像谢铁骊略带苏北口音，吐字非常清晰。

"那时候说让我走，我也不知道要走多远。我的腿走不动，一走脚跟针扎的一样。团长汪小为就跟我吵，让我走。没办法我就找吴政委，他当时是留下来的部队的政委，吴政委说行行，留下来吧。他希望多留下来点人才。最后终于留下来了。行李都装上车了，又拿下来了。"

王遐说完，两人一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笑起来。我正想问，王遐是不是因为谢导演才留下来的，谢铁骊仿佛看透我的心思说："后来有人怀疑，那时我们就谈恋爱，所以王遐才赖着不走，实际上不是的。"然后他就从头讲起了。我这才知道谢铁骊跟他的夫人王遐在15岁就认识了，革命、战争加上爱情，立刻让我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主人公保尔的钢铁意志，或者《牛虻》如火如荼的爱情。

【谢铁骊（1925年12月27日—2015年6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市。导演、编剧，毕业于淮海军政干部学校。1959年独立执导个人第一部电影《无名岛》。1963年执导剧情电影《早春二月》，该片获得第12届葡萄牙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196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上映。1970年执导戏曲电影《智取威虎山》。1975年担任剧情电影《海霞》的编剧。1980年执导战争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他凭借该片入围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8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清水湾，淡水湾》上映。1988年凭借古装剧《红楼梦》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1年执导奇幻电影《古墓荒斋》。1994年执导反腐倡廉题材电影《天网》。2000年执导惊悚电影《聊斋-席方平》。2005年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07年客串剧情电影《旋律》。2011年获得第2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奖。2015年6月19日10点40分，谢铁骊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