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40年代末，陈波儿同志就曾经设想办一所中国的电影大学，电影局成立以后，身为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艺术处处长的陈波儿与袁牧之协商将这个设想及方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和文化部的批准。电影局即在陈波儿同志的领导下筹备表演艺术研究所，陈波儿任所长，王逸任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参与筹备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有谢铁骊、巴鸿、王赓尧。这三人各有所长，谢铁骊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了10年，编、导、演方面都有经验，又做过戏剧教员；巴鸿在华南和香港长期从事戏剧和电影工作；王赓尧在北京生活多年，风土人情熟悉，又有行政管理能力。

后来，就让我参与筹备建立表演艺术研究所。表演艺术研究所是现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是陈波儿同志发起建立的，前面没有电影两个字，就叫表演艺术研究所，实际上是训练电影演员的。为什么要我筹备这个呢，因为一看我的履历上写的当过戏剧教员，所以，就有关联了。她也不了解情况，一看挺年轻的，我那个时候才25岁。

表演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是1950年7月，就在西四石老娘胡同四号一所大院里，就是西四牌楼的北边一点，门楼很大，三进院子，院子可以坐二三百人。当时参与筹备的还有一个王赓尧大姐，还有巴鸿。

巴鸿是香港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以前曾为革命做过工作。为了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巴鸿与爱人李露玲（她是解放前在香港第一个扮演"白毛女"的演员，当时在香港影响很大）怀着满腔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在表演艺术研究所，巴鸿是秘书，又是从教学到师生员工生活的"总管"。

办学校第一步就是招生，招生对象主要是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陈波儿认为工农兵已经走上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表演艺术研究所要培养演工农兵形象的演员为主，而不是招美男美女。1950年6月，正式开始了招生工作，7月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登了招生启事。

表演艺术研究所先是招的三年制的第一班，后来又招了第二班。到上海、北京招生。一般招高中文化水平，不一定高中毕业，大学生考的也有。现在想想，那时候主要考虑工农兵形象，不一定漂亮但要质朴的，因为当时工农兵占领银幕嘛。出来就是农村姑娘，小大嫂，老大嫂，老太太，从这里考虑。现在标准当然就不一样了。招生也是我去，设了两个考场，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演员有的比我还大。现在我这些学生都70出头了。陈波儿是所长，她那时在党内负责电影和电影剧本的审查工作，总是穿一件列宁服，个儿不高，说话声音非常柔和。后来我们全国各地去初试招生。招来的学生，初试陈波儿不参加。要复试了，她请来几位专家，面试，最后决定录取名单。

招生期间，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报名，研究所在各报纸登招生启事，还印刷招生简章到处发放。为了达到陈波儿同志的要求，把招生工作做得具有吸引力，谢铁骊、巴鸿等请了许多名导演名演员参加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的招生考试。结果招生工作超出预料，一共只招30名，可无论哪个考区报名人数都在数千人以上。但他们坚持招生条件，宁缺勿滥，没有招满30名。录取的名单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录取的学生中有工人、职员、大学生，也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和名牌大学即将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此外，还有来自新疆的学生和为数不少的复员军人。

1950年9月在石老娘胡同举行了开学典礼，电影局的领导袁牧之、蔡楚生都出席，并与教职员、学员合影留念。此时陈波儿同志正在苏联访问，没有参加。

生活又忙碌起来。谢铁骊平时看起来温和沉默，但他骨子里有一股坚毅和不甘落人之后的劲头。一股生根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强大的力量在推着他一直向前走。

在这一时期，我事业心很强，既然让我当教员，我得要准备，不然我教什么。我就翻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的书，现看现学现卖。那个时候胆子也大。因为我在文工团当团长的时候，每天晚上点名我要训话的，把今天什么事，哪是应该，哪是不该，表扬批评都有，每天都有简短的5分钟的讲话，所以我也不怕讲课。陈波儿因为工作很忙，不能常来研究所，但经常要求听取汇报，并抽时间检查学生的作业，对学校十分关心。

谢铁骊虽然早年在文工团做戏剧教员时讲过台词、舞台表演、中国音乐家、音乐常识、歌曲创作等课，但是要在表演艺术研究所教书，他深感自己文化水平浅，以前所学零散而不成系统。于是他在自学斯坦尼斯拉夫表演体系的同时，博览群书。一向爱读书的他，这时更是手不释卷。

刚到电影局工作谢铁骊的月收入42块钱，相当于420斤小米，当时兴把小米换算成钱。收入的大半买了书，如契诃夫小说选集、鲁迅全集。家里面不久就有满满4个书架的书。他的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读书上。到北京以后，因为生活稳定了下来，不用每天行军打仗，风餐露宿，他的气色明显好了很多，人也精神了。用他的战友徐保琪的话说"他那时候是最帅的"。

在表演艺术研究所期间，我读了很多书，把"五四"以来的这些文学名著，都读了，把外国的一些名著也读了一部分。比如契诃夫小说选集，巴尔扎克之类，鲁迅全集，都读了。因为"五四"以来的文学，我容易理解，虽然我的真正体验也没有，因为那时候我还小。

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一二十个，有巴鸿、石联星（凌子风的爱人）、肖龙、郑重、唐远之，都到这里教过书，不是固定的教员。王赓尧、王冰在行政科负责研究所的行政工作。辅导员中还有董克娜，后来也是北影的导演；还有孙月枝，她后来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党委书记。还有海音、魏娥。

1951年5月改建为电影局电影学校。我是表演系的副主任，主任是王逸。

一年后研究所改名为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校长为哲学家、教育家白大方同志。解放前他曾在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中与赵丹等同志被囚禁在一起。解放后他在南京和东北兴山培养了几百名电影专业人才。作为电影学校的校长，他为人正直、真诚，爱护学生。后来他被调往东北鲁迅艺术学院任院长。"文革"中，他被囚禁在一间小屋中，去世好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我注意到对于一些不愉快的往事，谢铁骊提的很少。

当时，学生们不叫我老师，而叫"同志"。表演艺术研究所，三年级我是主讲。《暴风骤雨》演农会主任的那个演员安振江就是我的学生，总演反面人物；"二十二大"里有我们3个，庞学勤、李亚林，另外还有女演员张圆。"二十二大"就是50年代初，电影院里贴的照片都是外国的明星，以苏联的最多。周总理看到了，问为什么不宣传我们自己的一些优秀的演员呢？所以当时各个电影厂，就来推荐，最后文化部就批准确立22个演员，叫"二十二大"。学员当时每人一张床，一个柜子。住的公家吃的公家。好像还有点补助。有没有毕业证我倒忘了。

我在文工团排过戏。一般来说是从徒手动作开始训练，就是没有道具。看他这个动作表演得真实不真实，细致不细致。上课不光讲理论，理论是在搞训练当中插入进去。还有体育、音乐方面，台词方面的训练，以及正确的国语发音。因为就包括北京人，也不是标准的国语。念台词要讲台词的逻辑重音。除了我们表演课以外，还请外面的老师，比如关于北京的历史，包括周口店的历史，就请的人类学家裴文中来给他们上课。还请京剧界的武生来教学员练功。还请了盛家伦来讲课，就是唱金山的《夜半歌声》的那个。他穿一件中山装，讲课时不太流畅，说话吭吭哧哧，讲的是音乐方面的。

盛家伦当时在电影局图书资料室当主管，后来又做了民族音乐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家办公。当时流行一句话"专家、专家，专门在家"，就说的是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唱的电影《夜半歌声》(1934）里面的那首田汉作词、冼星海做曲的主题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牛马？……"当时表演艺术研究所请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知名人士给学生讲课或讲座，如专门研究印度文学和古代语言的金克木教授，著名的曲艺家魏喜奎，中央乐团的陈灵老师等。在延安有名的京剧武生李紫贵给学生介绍京剧并教学生京剧基本功；电影界著名的导演成荫以及严恭开设讲座，还邀请了志愿军战斗英雄作报告。为了弥补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不足，在研究所的每一堂课和这些专家们的讲座，谢铁骊都去听，从中汲取营养。所以，他笑称自己既是老师，又是学生。50年代初，首都北京的文化艺术气氛相当浓厚，谢铁骊耳濡目染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这一时期他也看了不少电影和演出。

那时候看的电影比较多，一个就在学校院子里跟学员一起看，用35毫米皮包机。戏也常看，有时候大的演出也去，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我们有时候也去。那时候怀仁堂不像现在，我记得那时候，我骑个自行车，到怀仁堂，把车往墙上一靠，就拿着入场券进去看了。苏联来的，乌兰洛娃的《天鹅湖》，看了几次，对我的艺术创作有所启迪，这才领会到什么叫真正的艺术。看话剧、舞剧、歌剧，京剧像梅兰芳、程砚秋、筱翠花都和学员去看。现在他们回忆起来，从这里吸收了不少东西。当时看的苏联电影比较多，美国电影少，《攻克柏林》、《列宁在1918》、《雁南飞》、《静静的顿河》等等。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对我有所启迪的一部片子是《没有说完的故事》。这部片子对我的启迪就是：我为什么创作《早春二月》，和看这部片子有关系。它比较细腻，从感情的细节上去渲染。演员是有名的演员，男演员是邦达尔丘克。讲的是男主角下半身忽然瘫痪，女医生经常诊治他，后来他们就有了感情。最后因为一件事情，男的一激动，他的腿就有感觉了。是一个抒情的电影，没有什么大场面，不像《攻克柏林》有那么多大场面。

另外我看电影比较多的一段时间就是1951年我们搬到西交民巷58号，在人民大会堂南边一点，前门附近，我们在那儿住了21年。记得搬去的号，在人民大会堂南边一点，前门附近，我们在那儿住了21年。记得搬去的时候，正在盖人民大会堂，发行公司王遐他们还去参加劳动了，我那时候因为要教学就没去。记得王遐学骑自行车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我教她，那时候广场非常大，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都还没有。王遐学骑自行车，脚踝骨受伤了，躺在家里好几个月。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派斗争最尖锐的时候，让她出任党战斗队，给我打电话，我接的，我说她不行了，她骑自行车脚伤了。就是住发行公司宿舍的时候，跟中国电影公司发行处经理副经理住在一个院里的时候，他们有时审查一些过路国外影片，我就去看。我住在西交民巷那里有一个好处，发行公司的经理、副经理都在那里住，谢晋过去这么讲过："老谢他看片子方便，他看的片子最多。"因为那时，新来一个片子，外国片，要看，就找我去，公司离我那儿就几步路。那个时期我看的是比他们多。那个时候进的片子有欧洲的，好像也有些美国片，是私商进来的。后来我一拍样板戏，就搬到北影厂去住了。

《没有说完的故事》是前苏联电影大师艾尔姆列尔1955年拍摄的一部描写发生在列宁格勒的爱情故事的影片，优美感人，给谢铁骊很大的触动。原来电影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力量，有时可以直接触及人的灵魂和内心深处。这一时期电影局领导曾有意派谢铁骊到苏联学习电影，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去，中国电影我还没有学好呢。"

那个时候主要看苏联电影，但是后来看了美国片以后，有所对比。那个时候我们看的一些美国片都是名著，有《飘》、《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等，都是过去留下的一些拷贝。让演员们看一看。苏联电影和美国电影比起来，虽然艺术功力上不错，但是有那种刻意的、不自然的痕迹。我们研究电影时就发现，画面非常工整，非常讲究构图，要求每一个画面像一幅画似的。后来电影的发展不是这样的，它是动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电影既然是动感的，就打破像照片一样的画框。也许前景就有一个膀子在里面，人的一大半还在画面外面，不那么工整。但是苏联对我们中国电影的影响，我认为还是最大的。对于我们这些导演来说，影响也是最大的。后来我们也看一些法国片、意大利片，比如《偷自行车的人》、《长别离》，都是好片子。前些日子，电影频道送我一套 DVD ，电视电影，我看了以后，反而觉得他们跟我们五六十年代拍的电影有相通之处。因为没有钱，没有大场面，主要靠人物的关系，靠戏来吸引观众，不靠大场面、高科技，主要靠人物性格、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来展示。跟我们当时拍电影的情况有好多共通之处。这次金鸡奖评了一个电视电影，叫《检察官老张秩事》。写一个农村检察官，演员也还不错，农村的故事，情节的合理性，非常好。

谈到中国电影现状，谢铁骊微微有些叹息了。

到北京后，谢铁骊虽然不再提革命战争历史，但他在部队文工团长期积累下来的创作、演出、管理经验在学校派上了用场。虽然他并不比学员大几岁，甚至有的学员比他还大，但在学生的眼中他是一个持重、严肃、成熟的老师。

在教学中间，我还是以部队的传统方法来进行教育的，每一个礼拜，有一个生活检讨会，大家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自我批评为主，互相帮助，这个礼拜在学习生活、互相团结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会现在哪儿也不会有了。所以现在他们回忆起来，当时这个检讨会对他们思想上面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不断地反省自己，不像现在都自以为是啊。多年来我也养成反省自己的习惯，不断总结自己。在研究所，我就慢慢把我过去在部队里的传统东西灌输进去，这个也并不是有意识的。训练跟我在干校、文工团的工作有相通的地方。但条件不同。所以曾经一度，学生到了工作单位好几年以后，他们计算参加革命的时间，他们就讲1951年，在表演艺术研究所。单位就问：进学校怎么算参加革命呢？后来单位就来信问我，我就回信说这个应该算是参加革命了，当时是供给制。所以他们历史上参加革命的年月都是从这时开始算。学习时间长的有两年多。那个时候，不像个学校，更像个革命团体。后来我们还聚会过。我的一些学生有几个现在当了校长了。那时在一起都是年轻人，现在一见都是老头老太太。还有的先我而去了。

后来因为体制在变，表演艺术研究所开始扩大，扩大一些技术方面的。训练电影摄影方面。把艺术方面暂时取消了。

1956年电影学校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如今作为国内惟一一所专业的电影院校，北京电影学院计算自己的历史，总是从表演艺术研究所开始算起。大约30年后，谢铁骊有机会担任电影学院院长，但他谢绝了。他说他还是喜欢搞创作。这个方向是他在30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定好的。他一生坚持。

到北京以后因为工作关系，谢铁骊又有了许多新的朋友。但他时常怀念的还是同吃同住、朝夕相处的老战友们。

我跟朋友交往不是很多，但是跟我接触的人，也没有什么裂痕，但是也没有亲密无间的朋友，处于中庸状态。我到北京来以后，最好的朋友就是陈怀皑了，我们合作得也好，两家关系也好。他这个人比较随和，很热情，对别人有求必应，不是虚假，是真诚的。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表演艺术研究所又一天到晚在一起。陈怀皑常说："老谢的事情三天也说不完。"我喜欢看书，怀皑喜欢读报。后来，他入党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怀皑一开始帮助崔嵬同志一起拍戏，他自己也拍了一些。他的出身历史上有一点问题，他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吧。为什么拍样板戏我没让他出来，就因为这个。我们跟周围邻居相处得很好。所以我几乎还没有跟人吵过架。

说来也怪，我跟老战友，觉得特别亲密。这些老战友，他们喊我，老是团长，我老升不了级。南京、上海打电话还是"团长团长"的叫。叫王遐，也还是指导员指导员。到北京以后，交的新朋友不是特别多。

一开始，陈怀皑的爱人刘燕驰在电影局的人事科当干事，我们一来，首先是她接待我们。她人很热情，工作能力也很强。我们一到北京首先接触的就是她，陈凯歌的母亲。我的结婚仪式都是她帮助操办的。后来，我们正好住在一起，一个单位。我和陈怀皑都在表演艺术研究所教学，他是术研究所教学，他是后去的，筹备他没有参加。我是教三年级的一个班，他教的二年级。后来到北影，我们同时都做副导演，又住在一起。当年我住在西交民巷，两家距离远一点，有时候他到我家来，我们两家一起去中山公园玩，拍拍照。

我到北京一开始住在受壁胡同，那后面就是石老娘胡同。那个时候我父母就来了，暂时住在我那儿。后来我哥哥把父母接到他那儿去了。我们住在受壁胡同的时候，陈怀皑家也住在受壁胡同。当时陈凯歌小的时候，到我家来玩，我母亲抱着他玩，放桌子上，他撒尿了，我母亲用手擦一擦就完了。我建议水华同志在《林家铺子》里把那个孩子放到柜台上撒尿，借的就是这个情节。

这一段时间我没怎么顾家。家里都是王遐在照顾。她那时也很忙，在电影发行公司人事处上班。她是人事科长，出差很多，她去的地方比我多。他们那里解放以后招收一批知识分子，但是要调查他们的历史，一项一项都要实地调查。有时候一句话有关政治问题她要跑三个月。孩子还小，岳母住在我家。

那时，我平时都很忙，只有礼拜六回家，礼拜天又到单位去了，在那儿我有一个宿舍，我待在那儿看书。王遐从来没有埋怨过我，知道我忙，有压力。那一时期，我主要考虑发展事业，尤其我们最后一批从解放军调来的，土台子出身，也没看过电影。人家看不起我们。我只有努力去做，把其他爱情、家庭放在一边。我们两个彼此特别信任，没有怀疑过对方，因为从少年时期就认识，已经相处了十几年了。彼此也了解。

我想谢铁骊和王遐可以称得上"两小无猜"。两小无猜成语出自清朝蒲松龄《江城》"时皆八九岁，两小无猜，日共嬉戏"。

而今他们两人仍以对方的名字相称。谢铁骊有一些事情回忆不起来的时候，就大叫"王遐"，王遐老师也对谢导以"铁骊"相称。王遐说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员，现在还经常隔几年就聚会，上一次在巴鸿家，能走得动的就来，去年还有一次，有很多学生已经是校长了，在香港，办了好几所学校。说到这里她嗔怪地望着谢导演：人家都校长了，你还是研究所呢！谢导演轻轻地笑了一声。王遐说，他在文工团的时候就不爱搞行政，搞创作比较多，行政工作都是副团长负责。

对于自己是做行政还是做创作，谢铁骊与自己的长兄进行过深谈。那时两人虽然都在北京，但是因为忙，见面也并不多。

长兄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东新华社工作的时候结的婚。嫂嫂也是进步女性。他们在苏中认识的。嫂嫂参加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抗战活动，跟宋美龄都接触过。后来她任北京轻工业部计划财务司的司长。哥哥结婚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跟嫂嫂见面很晚，到北京以后才见面的。

兄弟两人一见面，就关起门来，进行单独深入地长谈。长兄如父，谢铁骊对长兄一直是亲切中带着尊敬。由于谢冰岩考虑事情非常细腻周到，所以谢铁骊对他的意见非常尊重，毕竟长兄最了解自己。和长兄长谈后，谢铁骊决定往电影创作方面发展。

1953年，学校改名为北京电影学校，把编剧班分配工作了。两个表演班带过来，把长影的演员剧团并过来，组成为电影局演员剧团，共有100多人。那时电影界就两个剧团，一个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一个是上海电影演员剧团。我担任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常务副团长，主要我在那儿坐班。团长是田方同志，他在电影局是秘书长和副局长，兼演员剧团的团长。

当时演员剧团仍保留着解放区的工作作风和文艺观念，经常到工厂、农村演出。

演员剧团一开始，把长影的演员调来，我还没有做团长，先是艺术副主任，剧团的事情管的不多。这期间让我去中央戏剧学院听课，有苏联专家叫列斯里，开一个班，我去旁听。后来，我就当了副团长。原来在北影叫演员科，有的比较老的，有些是中电三厂留下来的，后来就把这部分演员加上长影的演员，再加上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员，合并起来成为北京电影演员剧团。那时北影厂拍电影都到演员剧团里来找，到外面去找的很少。比较出名的有张平、于洋、张圆、安震江（《粮食》中演四和尚）。后来，感觉太麻烦，剧团又分开了，一部分归长影，一部分归北影。1956年归北京电影制片厂时，我就趁这个机会，不做行政，当副导演了，进入电影行业。怀皑这时候已经拍戏去了。

我做副导演拍的第一部片子是《林家铺子》，水华导演，他非常细腻，是非常有功力的一个导演。人比较内向，跟演员讲话讲得比较长，有时候演员几乎有些不耐烦。我后来做导演的风格就是从工作出发，点到为止。讲那么多道理，有时候他还是表演不出来。从《林家铺子》学到电影导演的一些东西，我在表演艺术研究所有时候也到厂里参观，导演也来给我们讲课，这个也都知道一些。

《林家铺子》外景地主要在江南苏州。水华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他很细腻，考虑得太多。一般我拍戏，重视计划，我不是说临现场再考虑。做副导演的时候，我在实践当中学到不少东西。

水华在业内以"慢工出细活"而出名，演员出身、又讲授过表演课的他对演员的表演要求严苛，要求"往人物心里挖"，要挖得深，挖得细。水华在拍摄中精雕细刻、力求完美，这一点给谢铁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我们从谢铁骊的《早春二月》中江南水乡、诗情画境可以看到《林家铺子》的影子。

我在拍《林家铺子》的时候，中间把抽出去，拍一个纪录片，叫《翟泉大学》，在河南。现在想起来好笑，什么马刷牙、洗澡，本身翟泉成为一个大学，农民就等于大学生。农村的医生中医在上课，白衣服污染成灰色。讲的也听不出多大医学学问。用一个巴掌宽的刷子，给马刷牙，成为新鲜事物，完全是大跃进过火夸张的表现。

谢铁骊苦笑着摇了摇头。翟泉大学全名叫翟泉红专大学，在河南省的孟津县。为了使"几千年来在地主资本家压榨和愚弄下没有文化的农民得到教育机会"，当时全国各省的广大农村办起了红专学校。本来是农民学技术、交流经验的一种新方式，但随着大跃进进程的推进，变成一场闹剧。未拍故事片，却先开始拍摄纪录片，这倒是谢铁骊没想到的。这之后，谢铁骊开始独立执导影片。

【谢铁骊（1925年12月27日—2015年6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市。导演、编剧，毕业于淮海军政干部学校。1959年独立执导个人第一部电影《无名岛》。1963年执导剧情电影《早春二月》，该片获得第12届葡萄牙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196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上映。1970年执导戏曲电影《智取威虎山》。1975年担任剧情电影《海霞》的编剧。1980年执导战争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他凭借该片入围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8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清水湾，淡水湾》上映。1988年凭借古装剧《红楼梦》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1年执导奇幻电影《古墓荒斋》。1994年执导反腐倡廉题材电影《天网》。2000年执导惊悚电影《聊斋-席方平》。2005年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07年客串剧情电影《旋律》。2011年获得第2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奖。2015年6月19日10点40分，谢铁骊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