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动荡

1925年7月，民国十四年，杜月笙与上海滩的知名人物黄金荣和张啸林联手，聚集了潮州帮的烟土商，创办了“三鑫公司”，一家专门经营鸦片贸易的公司。此时，鸦片交易在上海租界仍旧猖獗，而法租界的治理空隙给了杜月笙和其盟友们机会。公司表面由杜月笙挂名担任总经理，负责日常的运作和对外联系。张啸林则与另一位青帮骨干范回春一同担任副总经理。

由于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地位，公司不必担心当地的巡捕干扰，活动范围得以顺利铺开。杜月笙极力维持着这项业务的稳定，并通过这条渠道积累了丰厚的财力和广泛的关系网。

1927年，随着局势的动荡和蒋介石势力的崛起，杜月笙与他的合作伙伴黄金荣、张啸林再次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政治站队。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中华共进会”的组织，加入了蒋介石阵营，支持其镇压革命力量。4月11日，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策划了一次针对革命者的行动，目的是打击共产党人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当日，他们设计了一场恶性事件，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汪寿华活埋。

杜月笙与姚玉兰的婚姻

1928年，上海滩的共舞台迎来了一场盛大的戏剧表演，三位京剧名角同台出演，吸引了众多观众慕名前来。这三位名角是一家人——母亲筱兰英与两个女儿姚玉兰和姚玉英。

姚玉兰是姐姐，年幼时就在汉口学戏，年仅9岁便开始了艰苦的科学艺生涯，12岁那年便登台表演，逐渐崭露头角。而妹妹姚玉英也不遑多让，与姐姐合演的经典曲目《虹霓关》在戏迷圈子里名声大噪。她们的母亲筱兰英是一位著名的京剧老生，即使年过四十，舞台上的风采依旧不减，嗓音浑厚有力，扮相沉稳大气。

共舞台当晚座无虚席，上海滩的名流雅士纷纷现身，杜月笙也在其中，怀着好奇与欣赏之情，静静注视着舞台上生动的演出。一曲唱罢，杜月笙仍沉浸在她们精湛的表演中，特别是那位风华正茂的姚玉兰。

1928年，上海滩名声显赫的杜月笙年届42岁，此时的他已坐拥庞大家业，是上海滩当之无愧的大人物。杜月笙原有三位妻室，但他在交往了京剧名伶姚玉兰后，决定将她纳为第四房太太。

两人的婚礼隆重而热闹，整个上海滩的达官贵人纷纷前来祝贺。婚礼仪式上，杜月笙衣着整齐，气宇轩昂，虽年过不惑，但风采不减当年。姚玉兰则身着华丽的旗袍，头戴精致的发饰，温婉端庄。两人并肩站立时，显得格外般配。

婚后不久，姚玉兰为杜月笙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杜月笙已有几个儿子，却一直没有女儿，这让他多年来始终心生渴望。长女杜美如的出生让杜月笙格外开心，他为此大摆宴席庆祝，邀请了众多社会名流，几乎整个上海滩的名流人士都应邀出席。

杜月笙的严格教育

杜美如回忆起她小时候杜家的生活场景，总能想起家中井井有条的繁忙与奢华。据她描述，杜家当时的规模之大，光是佣人就有97人之多，而她的母亲姚玉兰身边更是专配了17名贴身侍女。

每日清晨，杜美如一醒来，便有专人端来一盆温水供她洗漱，紧接着另一位佣人小心翼翼地为她准备衣服，再有一人帮她穿上鞋子，伺候她起居的至少有三人。每个人都各司其职，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妥当，甚至连梳头、整理衣服、整理床铺等事都有人全程伺候。

家里的厨房忙碌而有序，有一位专门的大厨负责每日的膳食，经验丰富、技艺高超，常被称为“大师傅”。中午饭一到，餐桌上热闹非凡，往往是几十道中西合璧的菜肴呈上，摆满整张长桌，像极了大户人家的盛宴。

尽管杜家家境富裕，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却始终保持严格态度，尤其在学业和品行上更是丝毫不放松。杜月笙年少时因家境困窘，没机会系统读书，他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子女们从小耳濡目染，不敢懈怠。杜月笙不允许孩子们浪费时间，家中的佣人和老师也时刻留意着他们的学业进展。

杜月笙对烟赌娼等恶习极为反感，反复告诫子女们不得染指。他时常提到，这些不良嗜好不仅会消磨人的意志，还会影响整个家族的声誉。一旦子女们有所越轨，即使是小小的错漏，杜月笙也绝不姑息。

每到考试时，孩子们的表现都是杜月笙关注的焦点，一旦成绩不尽如人意，他便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杜月笙不容忍任何形式的逃避和懒惰，甚至亲自监视孩子们的学习状态。一次，杜月笙的儿子杜维藩在考试时未能认真准备，甚至逃考，杜月笙知晓后勃然大怒，毫不留情地当面甩了他两个耳光。

杜美如作为杜家的长女，也在父亲严格的管教之下成长。有一次她的外语考试成绩未达标，杜月笙果断对她施加体罚，抽出鞭子打了她十下。尽管家中长辈心疼，为了让她少受皮肉之苦，特意让她多穿几层衣物。然而杜月笙一眼看穿了这点小伎俩，坚决不允许她逃避惩罚。他亲自执行处罚，反复提醒她成绩不佳是对自己不负责任，面对这种严厉的父亲，杜美如也只能默默忍受，不敢喊疼。

杜月笙的香港岁月与一封错送的信

1949年，解放军的胜利接连传来，国民党节节败退，上海的局势也逐渐紧张起来。彼时杜月笙已年逾花甲，处事更加谨慎。他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将家人送往香港，以免卷入战乱。年仅19岁的杜美如在父亲的安排下，先行赴港，随后不久，杜月笙也带着几位妻子，离开了他一生奋斗的上海，移居香港。

不久，杜月笙收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邀请。对方诚意相邀，表达了欢迎他回上海定居的愿望，并希望这位曾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有所贡献，这一邀请由毛主席亲自发出。尽管他已在香港落脚，但上海始终是他的根，那里有他的朋友、事业和影响力。经过一番考虑，杜月笙决定接受邀请，打算与家人回归上海。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杜月笙特地托人写信给毛主席。杜月笙找到《新闻报》的总编钱永铭，拜托他将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钱永铭当时似乎心情不佳，喝了不少酒，思维并不清晰。在酒醉之中，他将信件装进了错误的信封，把给毛主席的回信错放在了寄给蒋介石的信封里。

结果，这封原本表达杜月笙愿意回归大陆的信被错误地送到了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看到这封信后，十分震怒。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迟迟未等到杜月笙的回信，也渐渐认为杜月笙对回归一事没有决心。就这样，因一次小小的疏忽，杜月笙彻底失去了回到大陆的机会，错失了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可能。

杜月笙的晚年与遗产分配

杜月笙来到香港后却因身体每况愈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旧日的朋友偶尔探望他时，见到杜月笙神情憔悴，不禁感慨世事无常。杜月笙病重时生活需要依赖亲友的接济，这与他当年在上海的辉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杜月笙自知病情日重，便开始着手安排家中事务和自己的遗产分配。他决定将这些遗产尽量公平地分配给家中的太太和子女，确保每位家庭成员都能有所依靠。他将为人处事中的公正态度延续到了家事上，没有偏心或忽略任何一位家庭成员。

他为每位太太和儿子都安排了一万美元，而未出嫁的女儿分得六千美元，已出嫁的女儿则分到四千美元。在分配好遗产后，杜月笙有意留下了几件他认为必须处理的要事。他把长女杜美如叫到身边，将多年来积累的欠条交给她，叮嘱她一件事——销毁所有的欠条。这些欠条记录的是杜月笙过去在上海借给朋友们的巨额款项，数目不小，有些甚至是当年有头有脸的商界名流向他借的。

杜月笙坚定地要求杜美如把欠条全数撕毁，他的理由很明确：他不希望杜家的孩子们日后还得为这些欠款纠缠不清，甚至到头来要通过打官司来要债。他明白在兵荒马乱的时局下，许多人根本无力偿还旧债，追债也可能会让这些朋友们陷入困境。杜美如听从父亲的嘱托，将这些欠条一张一张地撕毁。

参考资料：[1]操风琴.我开心 我是中国人——访杜月笙之女杜美如[J].协商论坛,2004,0(4):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