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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灾是瘟疫流行所致的灾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疫灾是病原体侵袭人体引起的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致的疾病灾害。

疫灾是人类的永恒灾害，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常见的疫灾有天花、鼠疫、疟疾、霍乱、肺炎、脑膜炎等。

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历史上有两个瘟疫最活跃期，第一高峰期为魏晋南北朝，第二高峰期为明清两朝。这两个活跃期的疫情从百年一遇，到数十年一遇、数年一遇。

而在所有的疫灾年份中，明朝最为悲催，占了四分之一，疫灾频度达三分之二，是历史上罕见的多灾多难的朝代。

那么明代古人是如何防疫抗疫的呢？有哪些历史经验可以汲取呢？我们以江南地区为例，谈谈明代的防疫抗疫。

明代江南地区行政区划示意图

明代的“江南地区”除包括狭义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八府一州之地外，还包括今天安徽的太平府、池州府、宁国府、徽州府和江西婺源县，也就是明代行政区划中的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和南直隶的长江以南各府州县。

明代的江南地区大致人口数在3000-6000万人左右。明初人口稀少，明代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的总户数达到峰值，占全国的30.82%。

疫情常发的地点：沿交通沿线诸县市疫灾最频繁(如江宁、丹徒、武进、常熟、吴县、上海、松江、杭县等)，浙西、皖南山丘地区诸县疫灾最稀少(如安吉、孝丰、武康、於潜、徽州、池州等)。这说明疫灾的形成，主要与人口密度有关。

主要陆路、水路等交通沿线自古繁华，人口稠密，且流动性大，故疫灾多发，而山丘地区位置偏僻，人口稀疏，疫灾也较少见。

2、疫情常发的时间。秋、夏季是江南地区疫灾最严重的季节，两季合占全年疫灾县数的四分之三；春季也不少，约占全年的四分之一；冬季最少，只占全年的十分之一。另外，高温、高湿环境有利于疫病流行，疫灾多发生于夏、秋季节。

3、疫情常发的种类。主要有虏疮（天花）、瘟疫、瘴气、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麻风病等急性传染病。其中以虏疮（天花）、豆疮、天行斑疮、天疱疮等最为突出。

4、疫情常发的特点。一是无年不疫，几乎每年都有疫情传染病流行，有明一代，疫灾年份达200余个，疫灾县数超过了3000个；二是波及人口多，江南地区人口密度高，一旦有疫情，快速传播；三是传染病种类多，除以霍乱、脑膜炎、天花、白喉、猩红热等急性传染病外，江南地区还见麻疹、血吸虫病、雅司病的流行。

以万历十六年春的疫情为例，其传播甚为猛烈。考方志所载，诸县疫情均极为严重。

南直隶皆“大疫”，“民大瘟疫，僵死载道”，苏州各县“时疫大作”，松江“疫疠遍满，道殣相望，孤村几无人烟”。

万历十七年的大旱进一步加剧了瘟疫传播，其时死者甚众，以致频频出现“甚者灭门”之惨状。

由于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江南地区又是膏腴之地，国家赋税重地。为了应对疫灾，勤劳善良的江南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

顺应四时节气

古人善于顺应四时节气，体认防疫养生之道。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非常重视顺应四时节气。

中医理论的顺应四时图

焚香祛污辟疫

随着合香技术的发展，能够用更多的香药合制成香丸、香粉用以辟疫。此外，古人常用烟熏防疫。

如逢大疫暴发，备有太乙流金散，由雄黄、雌黄、羚羊角、矾石、鬼箭羽组成，晴天用布裹一刀圭，放庭中，可以消毒防疫。另外，还用艾蒿、苍术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预防瘟疫。

注意公共卫生

严禁在道路上乱倒垃圾，及时疏通沟渠，清理人畜粪便。重视生活环境、公共卫生和饮食卫生。并且避免吃生食、喝生水，防止交叉染疾。

明代朝廷和江南地区地方在长期的抗疫过程之中也形成了一整套上报、祈禳、救治、赈恤、生产和监察机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焚香祛除瘟疫示意图

第一、建立防疫机构。 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作为官方医疗机构，惠民药局在疫情时可为民众提供平价药物，药局中的医官亦可参与救治，此为明初惠政。

第二、高度重视抗疫。明代律例明确疫情为大事，将抗疫表现纳入职官考课。《大明律·吏律·公式》“事应奏不奏”条规定：“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刑名、死罪、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法律同时要求地方官详细勘验疫情致损情况，杜绝瞒报漏报，以确保朝廷准确掌握受灾情况。

第三、派遣医生巡诊。每当疾疫流行，朝廷多诏令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明代的李时珍，明末清初的吴有性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疫疾作出过重大贡献。

明代医生看诊示意图

第四、疫区消毒处理。中医在古代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在疫疾爆发的区域，通常会使用醋或者石灰粉进行消毒处理。凡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每每外出，用雄黄桐子大，在火中烧烟熏脚绷、草履、领袖间，以消毒灭菌，防止疫菌通过衣物的接触而传染。

第五、妥善处理尸体。尸体是病毒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重要载体，妥善处理尸体，即是切断疾疫流行的重要渠道。

第六、果断隔离病人。明代人们已经意识到疫疾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在疫情中的重要性。当时由朝廷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区，用以诊疗疾疫患者。各地广泛设置安济坊，以专门隔离病患者，效果显著。

第七、官民一体抗疫。以宗族、商人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在抗疫过程中，各地的士绅乡贤也尽力给予协助。民间在购置治疫药材、施粥接济百姓、收埋尸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弥补了地方官府抗疫力量的短缺和救治能力的不足。

首先，要有强烈的疫情防范意识。防范意识淡薄，易于诱发或加重疫灾。因为人群聚集诱发或致疫灾加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大型工程建设时人群聚集。

如永乐十一年，朝廷发杭州嘉兴、湖州、衢州、苏州、松江等府军民十余万修筑海堤，役民：

“屡经寒暑，疫疠大作，死者载道”。

隆庆六年，下邳有治河之役，大兴卒徒，如皋百姓“往役者，疫死过半”二是赈济饥民引发的人群聚集。

如嘉靖三年，长江南北大旱，数百万流民赴南京就食，“有司设粥，随食随毙，至春蒸为疾疫，比屋死亡，百无一存”。嘉靖四十年四月，朝廷发米粥药饵给京师流民，其他地方灾民听闻后络绎而来，“群聚日久，蒸为疫疠”。

明代因为疫情逃亡的流民图

万历十六年，常熟县大饥，官府在寺观煮粥赈济饥民，以致饥民聚集，“染疫死者几万人”。

或是监狱囚犯聚集。如正德十六年，数百人受宁王宸濠或钱宁、江彬之案牵连入狱，六月“疫疠大作，瘐死者甚众”。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原定五年一次的热审已经逾期两月没有进行，“会署雨，狱中多疫”

其次，要保证足够的抗疫医疗资源。医疗资源不足，无法及时救治病人。明代官方医疗机构是惠民药局，负有救灾之职，但常常因为药料缺乏而应对乏力。此外，惠民药局的设置也不尽合理。按规定，明代惠民药局多设在州县，而乡村百姓却难以得到及时治疗。

再次，要科学地对待疫情常识。明代由于疫病科学不完善，人们缺乏疫病防范和治疗的知识，所以在抗疫之中有很多迷信色彩。有不惧瘟疫传染的，也有染疫后不去就医而采取祈神等方式祛疫的。

明代吴又可《瘟疫论》

最后，要灵活高效地处置疫情。明代前期，不少地方官员临灾还可以“先赈后闻”，越到后期，就越不敢越雷池半步。

相对于其他灾荒，疫灾具有突发性、致命性和强扩散性等特点，因而需要更为及时的应对。

如果受制于制度的约束，难免坐失救治良机。政治腐败也是明代疫灾应对低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到了明代中后期，皇帝怠政、官吏渎职，严重影响了救灾的效率。

从明代江南地区的防疫抗疫看，无论疫情如何肆虐，中华民族始终没有低头和退缩。

而是奋起抗争，抵御住了一次又一次严重的灾疫侵袭，在疫情过后迅速复耕田地，繁衍人口，繁荣商贸，振兴经济。

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以愈挫愈勇的坚韧、博大深邃的智慧，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这与历代不断完善的抗疫举措与制度建设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明史·五行志》

2、《嘉靖松江府志》

3、《嘉靖苏州府志》

4、《皇明世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