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回忆：当年去延安，毛主席为了招待我，连鸡肉都是借的

1940年的一个傍晚，延安窑洞内飘出阵阵饭香。一位远道而来的华侨与一位中共领袖相对而坐，桌上只有一碗白菜、一盆鸡汤。这位华侨便是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而与他同桌用餐的，正是毛泽东。＂这鸡肉还是邻居家奶奶特意送来的。＂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道。谁能想到，就是这一顿看似寒酸的晚餐，却让陈嘉庚看清了两个中国的真实面貌。在此之前，他刚从重庆国民党统治区回来，那里处处是纸醉金迷的奢靡享乐。而此刻在延安，他却看到了另一番天地。这位在南洋叱咤风云的富商，为何会千里迢迢来到偏僻的延安？在这里，他又经历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陈嘉庚的抗日之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新加坡，正在打理橡胶厂事务的陈嘉庚立即放下手中工作，连夜召集南洋华侨领袖商议对策。这位在南洋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此时已经建立起庞大的实业王国，拥有橡胶厂、米厂、织布厂等多家企业。

陈嘉庚随即发起成立了＂星华筹赈会＂，开始了大规模的筹款活动。他带头捐出50万叻币，并将自己名下的橡胶园、米厂的收入全部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在他的感召下，新加坡、马来亚各地的华侨纷纷响应，短短三个月内就筹集了超过1200万叻币的捐款。

1938年10月，在重庆政府的邀请下，陈嘉庚组织南洋各地区的华侨代表，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会上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各地代表共同商议援助祖国的具体办法。

南侨总会成立后，除了筹集资金外，还组织了三千多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滇缅公路的运输工作。这条被称为＂生命线＂的道路，承担着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重任。南侨机工们不畏艰险，冒着日军轰炸，日以继夜地在崎岖山路上运送物资，为支援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组织救国活动的同时，陈嘉庚的企业却因投入大量资金而陷入困境。1939年，他的橡胶厂、米厂相继宣布停业，私人财产所剩无几。面对劝阻，他只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辈华侨虽远在南洋，更应当竭尽全力支持抗战。＂

1940年初，为了亲自了解国内抗战形势，陈嘉庚决定回国视察。此时的他已经将个人产业全部变卖，投入到抗日救国事业中。带着南洋华侨的重托和期待，他踏上了这趟改变其政治认识的回国之旅。

在此之前，陈嘉庚创办了多所学校，包括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等，为培养民族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认为，教育是强国之本，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依然坚持维持这些学校的运转，并为学校募集经费。

这位年过花甲的爱国华侨，此时还不知道，他即将在国内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而这将彻底改变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二、重庆之行的震惊发现

1940年2月，陈嘉庚抵达重庆。国民党高层得知这位捐献巨资的华侨到来，立即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渝州饭店，一场豪华的接风宴会正在举行，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致辞，宴请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

宴会上，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陈列的酒水全是名贵洋酒。服务员个个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执银制餐具。这在战时的重庆，显得格格不入。陈嘉庚注意到，参加宴会的国民党要员们，个个西装革履，手戴名表，夫人们更是珠光宝气。

接下来的几天，国民党方面带着陈嘉庚参观了几个军需仓库。仓库里堆满了崭新的军用物资，但陈嘉庚发现，这些物资上面的日期都显示已经存放多时，而前线却频频传来缺乏补给的消息。

一天，孔祥熙设宴邀请陈嘉庚。宴会地点设在南岸一处私人会所。这座三层洋楼装修豪华，墙上挂着名贵字画，地上铺着波斯地毯。会所的管家向陈嘉庚介绍，光是这些装饰品就价值数百万法币。更让人惊讶的是，楼上还有一间专门的珠宝陈列室。

在参观军政部时，陈嘉庚看到一份关于前线军需物资调配的文件。文件显示，华侨捐赠的一批医疗物资被转移到了某高级军官的私人仓库。这批物资原本应该运往湖北前线的野战医院。

在重庆期间，陈嘉庚还遇到了几位南侨机工。他们告诉陈嘉庚，滇缅公路上的工资经常发不出来，而他们亲眼看到运送来的物资被某些军官私自扣留转卖。这些机工们冒着生命危险运送物资，却连基本生活费用都无法保障。

一次，陈嘉庚参加完一个军事会议后，无意中听到两名军官的对话。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将一批原本用于抗战的资金转移到香港的私人账户。这些军官丝毫没有注意到站在走廊拐角的陈嘉庚。

更让陈嘉庚震惊的是，他在重庆街头看到大量难民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就在不远处的高级住宅区，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这位满怀爱国热情的华侨领袖感到深深的失望。

就在陈嘉庚准备结束重庆之行时，一位老友私下告诉他，国民党方面正在暗中调查他的政治倾向，并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观察报告。这份报告中特别提到了要加强对陈嘉庚在南洋活动的监控。

这些发现让陈嘉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有了全新的认识。当初那些华侨倾其所有捐献的钱财，究竟去了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重庆的所见所闻中已经渐渐明朗。

三、延安之行前的犹豫与抉择

1940年3月初，陈嘉庚在重庆的考察即将结束。就在此时，一位不速之客悄然造访他下榻的饭店。来人正是时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周恩来。两人在房间密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周恩来向陈嘉庚详细介绍了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并诚挚邀请他前往延安考察。

这个邀请让陈嘉庚陷入了两难。第二天，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立即召见陈嘉庚。在官邸内，蒋介石以国家领袖的身份，向陈嘉庚详细分析了共产党的＂危害＂，并表示如果他执意前往延安，可能会影响到南侨总会在国统区的工作。言下之意，这将影响到数千名南侨机工的处境。

与此同时，宋庆龄也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上了陈嘉庚。在一个雨夜，宋庆龄在重庆郊外的一处民居会见了陈嘉庚。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向陈嘉庚讲述了她所了解的延安情况，以及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的真实表现。

国民党方面开出了诱人的条件。他们承诺为南侨总会提供更多便利，并表示可以在战后给予陈嘉庚及其企业特殊的商业特权。何应钦甚至代表军政部，提出可以授予陈嘉庚＂国民革命军上将＂的军衔。

就在陈嘉庚考虑期间，一份来自前线的电报送到他手中。电报显示，在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以步枪对抗日军坦克，取得重大胜利。这份电报是由前线一位认识陈嘉庚的记者冒险发来的，因为国民党一直封锁共产党的抗战消息。

3月15日，一位曾在陈嘉庚创办的学校任教的老师，冒着风险来见他。这位老师刚从陕北返回，他带来了一沓照片，记录了边区军民艰苦抗战的场景。照片中的战士衣着简朴，但精神昂扬。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嘉庚在重庆街头遇到了几位从陕北返回的外国记者。这些记者向他描述了延安的见闻，特别提到了当地军民同甘共苦的场景，这与重庆官员们的描述完全不同。

就在陈嘉庚即将做出决定时，国民党又派出了戴笠的特务，开始对他进行24小时监视。他们企图通过威胁和利诱的方式，阻止这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侨领袖前往延安。

面对各方压力，陈嘉庚最终做出了决定。3月20日的深夜，他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化装成普通商人，搭乘一辆运输卡车，悄然离开了重庆，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程。

当卡车驶出重庆城的那一刻，陈嘉庚知道，这个决定将改变他对中国的认识。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延安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四、延安窑洞里的真实见闻

1940年3月底，经过七天颠簸的山路跋涉，陈嘉庚终于抵达延安。与重庆的高楼洋房不同，映入眼帘的是黄土高原上星罗棋布的窑洞。一位穿着粗布军装的年轻战士，带着陈嘉庚走进了一个普通的窑洞。这就是他在延安的住处，窑洞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一把木椅，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亲自来到窑洞看望陈嘉庚。让陈嘉庚吃惊的是，这位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军装，脚上是一双磨破的布鞋。更令他意外的是，毛泽东没有带任何警卫人员。

在延安的第三天，陈嘉庚参观了陕北公学。学校的教室也是窑洞，学生们席地而坐，认真记录着老师在土墙上写下的课程内容。一位学生告诉陈嘉庚，他们每天都要参加劳动，自己种菜、打水、做饭。晚上还要点着自制的桐油灯学习。

一次，陈嘉庚来到八路军总部。在作战室里，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抗日战场形势图。朱德向他详细介绍了各个战区的作战情况。陈嘉庚注意到，地图上标注的每一次战斗、每一个伤亡数字都极其详细，这与重庆看到的笼统报告形成鲜明对比。

在医院里，陈嘉庚遇到了一群伤员。他们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但精神饱满。一位负伤的战士向陈嘉庚展示了他在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军军旗。医院的大夫告诉陈嘉庚，由于药品短缺，他们经常要用草药代替西药。

在一个农家院子里，陈嘉庚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几位八路军战士正在帮助老农打谷子，而其中一位竟是团级指挥官。这位指挥官告诉陈嘉庚，这是他们的常规工作，部队规定官兵必须参加生产劳动。

晚饭时分，陈嘉庚被邀请到毛泽东的窑洞共进晚餐。餐桌上只有几个简单的菜品：一碗炒白菜，一碗豆腐，一盆鸡汤。毛泽东解释说，这只鸡是邻居大娘特意送来招待客人的。他们平时的伙食更为简单，领导同志和普通战士吃一样的粮食。

在边区政府，陈嘉庚翻看了一份份财务报告。每一笔开支都清清楚楚，就连一支铅笔的使用都要登记在册。林伯渠向他介绍，边区实行严格的廉政制度，任何浪费和贪污都会受到严惩。

临行前一天，陈嘉庚参加了一场前线胜利的庆祝会。会场设在一个大窑洞里，战士们唱着自编的秧歌，跳着简朴的舞蹈。一位老乡带来了自家磨的黄米面，大家搓成团子分着吃，其乐融融。

在延安的这些日子里，陈嘉庚亲眼目睹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这里没有重庆的奢靡，没有官员的傲慢，有的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战时氛围。每个人都在为抗战出力，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百姓，真正实现了军民一体、同甘共苦。

五、回国后的重要抉择

1940年4月，结束延安之行的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在回程的轮船上，他开始整理在重庆和延安的所见所闻。一份长达数万字的考察报告逐渐成形，这份报告记录了他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所有见闻。

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立即召开了南侨总会紧急会议。会议在他位于牛车水的私人办公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马来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代表。在长达五个小时的会议中，陈嘉庚详细陈述了他在中国的观察。

1940年6月，陈嘉庚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记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这些文章在南洋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驻新加坡的特务随即展开行动，企图阻止这些文章的传播。他们甚至收买了部分报社员工，试图篡改文章内容。

面对压力，陈嘉庚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他将募集到的抗日捐款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仍然通过国民政府的渠道支援前线，另一部分则秘密转交给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掩人耳目，这些资金被伪装成普通的商业往来。

1941年初，陈嘉庚改组了南侨总会的领导层。他将一些同情共产党的华侨代表吸收进决策层，同时巧妙地疏远了亲国民党的成员。这一举动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重庆方面立即派出特使前来交涉。

在新加坡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陈嘉庚会见了中共地下党的代表。双方商定建立长期联络机制，通过隐蔽的方式支持解放区的抗日斗争。会议地点选在了他的橡胶厂仓库，借工人进出的掩护进行接头。

同年7月，陈嘉庚旗下的《南洋商报》刊登了一组关于延安的照片。这些照片展示了解放区军民的艰苦生活和顽强战斗的场景。照片经过精心挑选，既避免了直接冲突，又含蓄地表达了真实情况。

为了应对国民党可能的报复，陈嘉庚开始调整其在中国的商业布局。他将部分产业转移到香港和英属马来亚，同时在新加坡扩大投资，为将来可能的变局做准备。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陈嘉庚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详细交代了如何处理他的产业和对华捐助。信中特别提到要继续支持抗日力量，但必须更加谨慎。这封信后来被他的儿子妥善保存，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档案。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嘉庚始终保持着与延安的秘密联系。通过各种隐蔽渠道，他持续了解着解放区的情况。同时，他也在南洋华侨中广泛传播他在中国的见闻，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华侨对国内局势的认识。

这段时期，陈嘉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南洋华侨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他的行动实际上开创了南洋华侨支持中国抗战的新局面，也为后来华侨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