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被问起未来一个世纪经济学将如何变化。“长远看来，”他写道，“对成功的真正考验不仅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支配经济相互作用的一般性原则，还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微观经济工程的实际问题上。”瑞典皇家科学院似乎认同这一点。10月12日，它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以表彰他们在拍卖理论和设计上的研究。这一研究成果代表了经济学的工程学视角。

　　1993年，克林顿总统签署法令，授权联邦电信委员会（FCC）对频谱许可证进行拍卖，并要求在一年之内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会。总统大人签署的这一法令着实让FCC的相关人员操了把心。拍卖，远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一群人举牌，最后价高者得。在具体操作中，不同的拍卖设计将会极大影响拍品最后的归属和成交价格。究竟采取怎样的拍卖机制，才能让频谱许可证落入最能合理使用它的人手中，同时又能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成交价格呢？FCC的有关人员经过了大量论证，最终选择了向上叫价拍卖机制。1994年7月24日，FCC举行的第一次频谱拍卖会在华盛顿的欧姆尼·肖汉姆（Omni Shoreham）宾馆如期举行。经过了整整5天、共47轮的拍卖后，五张频谱许可证终于以合理的价格各归所属。后来，这场成功的拍卖被《纽约时报》称为“历史上最大的拍卖”。

　　拍卖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一般知识和原理来研究拍卖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拍卖是出售艺术品乃至渔获等珍贵商品的一种古老机制。拍卖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的古巴比伦时期，一些拍卖事件甚至还影响到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公元193年，罗马皇帝佩尔提纳克斯（Pertinax）因为想整肃军纪而被自己的禁卫军杀害。随后，控制了局面的禁卫军在军营中对帝位进行了拍卖。在这场拍卖中胜出的是狄第乌斯·尤利安努斯（Didius Julianus），他已向每位禁卫军士兵支付25000赛斯特提（Sesterces，是罗马货币单位，100个赛斯特提相当于1个阿币，1个阿币的价值相当于7.9克黄金）的代价，赢得了禁卫军对自己的支持，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好景不长，两个月后，叛乱的军队冲进罗马城，这位靠竞拍获得帝位的政客，最终落得了身首异处的下场。虽然拍卖的实践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甚至一些拍卖活动还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但是真正用经济学理论来对拍卖进行研究，却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1961年，维克里（William Vivrey，1914-1996）在一篇经典的论文中，讨论了在单物品拍卖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四种拍卖形式。少数简单的拍卖形式逐渐成为主流。在英式拍卖中，竞拍者逐步提高出价，直至剩下一个出价最高的；荷兰式拍卖设定较高的起拍价，然后逐轮递减，直到有一个竞拍者应价。但随着运用范围扩大，拍卖已变得更加复杂，引发了经济学家更浓厚的兴趣。上世纪60年代，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发展出了一套后来被称为拍卖理论的学说。他评估了竞拍者的最优策略，研究了不同拍卖形式的收益和效率。但维克里研究的拍卖案例范围比较狭窄，其中的每个竞拍者对拍卖品的估价互不相关。而实际上，人们对于拍卖品的估价往往取决于其他竞拍者或卖家的估价。各方都可能拥有关于拍卖品价值的私人信息，这些信息的线索会在拍卖过程中显现。维克里在他的研究中得到了一个对现代拍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结论—“收益等价定理”，即在单物品的拍卖中，如果所有竞拍者对于拍品的评级都是各自独立给出的，那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拍卖形式，拍卖人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期望收益。此外，维克里还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在二阶密封价格拍卖中，所有的竞拍者都会诚实报价，即对于拍品评价多高，就会报多高的价；而在一阶密封价格拍卖中，竞拍者的报价则可能远远低于自己对于物品的真实评价水平。这一结论的直觉是很简单的，在采用一阶密封价格拍卖时，如果竞拍人按照自己对物品的真实评价报价，那么即使赢得拍卖，也无利可图。为了获得可能的利益，竞拍人就有激励报出远低于自身真实评价的价格，而这一问题在二阶密封价格拍卖中则可以很好地被克服。

　　在维克里之后，大批学者开始对拍卖理论加以关注。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他利用新发展起来的机制设计理论对于拍卖理论重新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推广了维克里的理论。迈尔森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得出结论：在满足竞拍人对于物品的评价相互独立、竞拍人只关心自身的期望收益等一系列的假定下，所有可能的拍卖机制都会给拍卖者带来相同的期望收益。显然，这一结论超越了之前维克里等学者比较具体拍卖形式的收益的研究思路，而能够研究所有可能的拍卖，这使拍卖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迈尔森的结论虽然在理论上十分优美，但是其赖以成立的条件却是相当严格，以至于在现实中，满足迈尔森设定条件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存在。而在这些条件有一个不满足的前提下，迈尔森的“收益等价定理”就不再正确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迈尔森的结论，不是为拍卖理论画上了句号，而是为它提供了一块基石和一个新的出发点。此后关于拍卖理论的研究，大都是在迈尔森工作的基础上展开的。

　　威尔逊从60年代开始分析这些案例。他首先研究拍卖品具有“共同价值”的情形：这一价值事先不确定，但最终对每个人都一样。例如拍卖蕴藏石油的地块：参与各方对该地块的估价可能各不相同，也许是因为对石油储量的估计不同。在这类情况下，中标者往往最后会发现，其他竞拍者出价较低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关于拍卖品共同价值的信息。这可能意味着中标者因为高估了拍卖品而出价过高，这种现象被称为“赢家诅咒”。

　　迈尔森“收益等价定理”的成立依赖于众多的假设，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所有竞拍人对于拍品的评价都是独立给出的，和他人无关。在现实中，这一假设显然是不正确的，竞拍人对于拍品的评价不仅仅取决于他自身，而且和其他竞拍人的评价有着重大的关系。例如，在艺术品的拍卖中，竞拍人在出价时不仅会考虑到自己对于艺术品的喜爱程度，也会考虑如果将这件艺术品加以转卖可能获得的收益，而后者显然是受到所有其他竞拍人对于拍品评价的影响。竞拍人在考虑到自己的竞争对手的行为后，对物品给出的评价被称为“关联评价”。当存在“关联评价”时，迈尔森的理论就不再适用，而拍卖人就可能通过交易机制的设计来提高自身的期望收益。率先对存在“关联评价”的拍卖机制进行研究的，就是米尔格罗姆教授。在1982年和韦伯（Robert Weber）合写的论文《拍卖和竞争性竞价理论》（A Theory of Auctions and Competitive Bidding）中，米尔格罗姆教授构建了一个存在“关联评价”时处理信息、价格和拍卖者收益的分析框架。他们根据对拍卖实践的观察提出投标者的估价可能是关联的，一个竞拍人对拍品的较高评价也容易提高其他参与人的评价。于是，拍卖可以理解为一个显示博弈（Revelation Game），任何买者的报价不仅会显示出他自己关于物品评价的信息，还会部分地揭露出其他买者的私人信息。这样，竞拍人利益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其信息私人性的程度。一旦拍卖中有信息被揭露出来，竞拍人就能猜测到彼此可能的出价，为赢得拍卖，他们就必须报出更高的价格。因此，对拍卖人而言，能为他带来最高期望收益的拍卖必定是那些能最有效地削弱竞拍人信息私人性的拍卖。在拍卖理论的文献中，米尔格罗姆的这一发现被称为“联系原理”。应用“联系原理”，米尔格罗姆对各种流行的拍卖形式进行了分析。在英式拍卖中，较早退出拍卖的竞拍人的报价显示了他们关于物品价值的信息，拍卖价格被连接到所有未获胜竞拍人的估价上，因而能产生较高的收益。在二阶密封价格拍卖中，拍卖价格仅仅被联系到对拍品估价第二高的竞拍人上，因此其产生的收益就较低。而在荷式拍卖和一阶密封价格拍卖中，由于价格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它们都将为拍卖人带来最小的期望收益。米尔格罗姆的这一发现，对于现实中英式拍卖的流行给出了很好的解释。米尔格罗姆教授对存在“关联评价”时拍卖的研究，论证了“胜者的诅咒”存在的可能性。在拍卖实践中，往往会出现竞拍人赢得拍卖后觉得不值的现象，拍卖理论中将这一现象称为“胜者的诅咒”（Winner’s Curse）。例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位靠拍卖获取帝位的尤利安努斯，在其竞争对手报价10000赛斯特提时，十分豪气地将报价提高到了25000赛斯特提。而在发现竞争者不再跟价时，他才发现自己报价太高了，而此时在禁卫军的欢呼中，后悔已晚，这就是他在胜利的同时得到的“诅咒”（当然，对他来说，随之而来的兵变是更大的诅咒）。显然，传统中假设所有竞拍人独立对拍品独立评价的理论无法解释“胜者的诅咒”存在的可能性，而在引入“关联评价”后，一切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在战胜其他竞拍人获得拍品的同时，胜利的竞拍者也获得了关于其他竞拍人评价的私人信息，而这又使他开始降低了对自己刚刚获得的战利品的评价。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对拍卖理论和设计的研究， 这也是诺奖自2007年以来第三次表彰“机制设计”方面的贡献——运用经济学原理设计市场来解决现实问题。拍卖是一种古老的出售机制，而把它作为工程学展开研究不仅为监管机构和企业提供了更全面的市场参照，更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揭示：“威尔逊说明了为什么理性的投标者倾向于出价低于自己对共同价值的最佳估计：他们担心赢家的‘诅咒’——也就是支付太多而输掉比赛。而米尔格罗姆则制定了一个更普遍的拍卖理论：不仅允许共同的价值，而且还允许不同的投标人有不同的私人价值。他分析了许多知名拍卖形式的竞价策略，证明当投标人在竞标过程中更多地了解彼此的估计价值时，这种形式将给卖家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2006年米尔格罗姆作为顾问为时代华纳和康卡斯特参与无线电频谱段竞拍节省了超过10亿美元。他们与另一位经济学家合作发明的全新“同步多轮拍卖”（SMRA）形式已被美国等多国在诸多公共事业领域投入应用并获得丰厚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