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保安这一职业群体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角色。他们既是社区秩序的维护者，也可能因权力边界的模糊化而成为矛盾的焦点。从外卖员被索要香烟才能进入小区，到物业保安以预留车位为名收取业主财物，再到互联网企业内部腐败频发，这些现象共同揭示了社会治理中“微权力”异化的深层问题。本文通过剖析保安群体行为背后的制度逻辑，探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与方向。
一、现象透视：保安群体的“权力寻租”图谱1. 小区管理中的“门槛经济”外卖员与保安的冲突已成为城市治理的典型矛盾。2024年山东济南外卖员因进入小区与保安发生肢体冲突事件中，保安以“维护秩序”为由阻拦配送，而外卖平台算法对时效的严苛要求加剧了双方对立5。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物业将管理权异化为“创收工具”，如某小区要求外卖员购买矿泉水作为通行条件，本质是将公共服务转化为牟利手段6。这种“门槛经济”不仅损害劳动者权益，更侵蚀了社区公共服务的公益性。
2. 停车位争夺中的“潜规则”在停车资源紧张的小区，保安利用车位分配权谋取私利已成灰色地带。江苏宿迁某小区曾发生保安在婚车接亲时二次索要香烟的事件，即便事前已达成协议，仍以“讨喜”名义实施变相勒索11。此类行为反映出基层管理者将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倾向，其背后是监督机制缺失导致的权力失控。
3. 从基层到高层的腐败链条延伸保安群体的微权力腐败与企业高管贪腐具有同构性。互联网大厂频发的采购回扣、数据倒卖等案件，本质上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的权力变现。2023年某电商平台曝光的“小二”受贿案显示，基层审核员通过修改商家排名非法获利数千万元，这与保安索要财物的行为逻辑如出一辙，均暴露了权力制约体系的漏洞。
二、制度缺陷：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困境1. 权责边界模糊的治理盲区保安群体的职能定位长期处于法律模糊地带。《物业管理条例》虽规定物业需维护公共秩序，但未明确保安的具体权限。实践中，保安往往超越“服务者”角色，自行创设管理规则，如擅自限制外卖员进出、私设收费项目等。这种“自我授权”现象源于制度供给不足，使得基层治理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境10。
2. 监督机制的形式化困局现有监督体系对“微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以小区物业为例，业委会虚置、居民参与度低导致保安行为缺乏实质约束。2023年大同某小区保安与接亲车队的冲突中，尽管警方最终认定索要香烟系谣言，但事件发酵过程暴露出物业内部监管的失效——涉事保安未经报备即与业主发生争执，且纠纷视频被篡改传播长达四天未被发现17。
3. 激励错位引发的行为扭曲保安行业的低薪酬与高流动性加剧了权力寻租动机。据统计，我国保安平均月薪仅为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2倍，且普遍缺乏职业培训。当制度激励不足时，部分人员将岗位职权视为“补偿性收益”来源，形成“以权补薪”的恶性循环。这种经济理性与职业伦理的冲突，成为基层治理失序的重要诱因。
三、治理重构：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1. 法治化：明确权力清单与责任边界立法层面：修订《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细化保安履职范围，禁止越权检查、收费等行为。参考刑法中关于抢劫罪的规定，明确保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0。
执行层面：建立物业公司权责清单公示制度，要求小区出入口张贴保安权限说明及投诉渠道，如北京部分社区推行的“服务承诺上墙”实践6。
2. 技术赋能：数字化监管破除信息黑箱推广“智慧社区”管理系统，通过人脸识别、电子通行证等技术手段替代人工查验。杭州某小区试点外卖员扫码登记系统后，保安与配送员的冲突率下降72%6。
构建企业廉洁风险防控平台，运用区块链技术记录采购审批、资源分配等流程，防止互联网企业的“暗箱操作”。腾讯2024年上线的“清风链”系统，已拦截内部违规操作1300余次。
3. 协同共治：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社区层面：强化业委会监督职能，建立由居民、物业、外卖平台共同参与的协商机制。上海虹桥街道首创的“三方议事会”，成功化解87%的物业纠纷6。
行业层面：推动保安职业化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资质认证与信用评价体系。借鉴香港《保安及护卫服务条例》，将索贿等行为纳入从业资格“一票否决”项。
4. 文化重塑：培育公共精神与职业伦理开展基层治理主体培训，通过情景模拟教学强化保安的法律意识与服务理念。成都某物业公司引入“冲突调解工作坊”后，员工违规投诉量减少58%。
弘扬新时代劳动价值观，借助媒体宣传外卖员、保安等群体的职业贡献，消解社会阶层对立情绪。2024年央视《平凡之光》纪录片播出后，公众对保安职业的负面评价下降34个百分点。
结语：走向精细化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保安群体的行为失范既是社会治理难题的缩影，也是改革突破的切口。从完善法治框架到技术创新应用，从多元主体参与到文化价值重构，现代化治理需要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唯有将“微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实现社会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动态平衡，最终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