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的蜀汉政权实力虽然是最弱的，但是一直以来却备受关注与推崇。我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就特别特别希望蜀汉能终结乱世，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历史上的蜀汉确实也是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为了能复兴汉室，让天下重归一统，从刘备到诸葛亮再到姜维，如同接力棒式地一代接着一代，去实现这个理想。

刘备一生坎坷，屡败屡战，最后建立了蜀汉政权，却也壮志未酬，病死白帝城。他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孔明先生为报刘备知遇之恩，继承先帝遗志，多次北伐，希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却次次无功而返，最后还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此后，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衣钵，扛起了北伐的大旗，多次北伐，却也是劳而无功。在曹魏讨伐蜀汉的时候，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姜维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通过计谋“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最终失败被杀。

整个蜀汉的历史，可以说充满了悲情色彩，让人感慨万分。这也让我们特别想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蜀汉为什么没能统一天下，反而最先灭亡？

平时我们看到的一些书、文章，大多是从军事、地理、战略、国力等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的。不过，在我最近看的中国石油大学文体学院的饶胜文老师在《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这本书里，却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给出了一个答案，令人耳目一新。

饶老师的核心观点是：刘备一开始打出的“匡扶汉室”的旗号，是具备很强的政治合法性的，这一政治定位足以使他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抗衡。但是因为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做出了一些不符合这个政治定位的事情，比如采用不光彩地手段抢占了同为汉室宗亲的刘璋的益州、过早称帝等，使他的政治合法性遭到了质疑。

尤其是在夷陵之败、刘备身死后，蜀汉政权面临着极大的合法性危机。此时诸葛亮临危受命，通过一系列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伐，暂时恢复了蜀汉的政治合法性。可是因为当初刘备的失误，使得诸葛亮北伐的难度系数升高，最后失败。

而当诸葛亮去世之后，北伐逐渐被全盘否定，乃至产生了《仇国论》的论调，主导了蜀汉末年的舆论。它消解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瓦解了蜀汉臣民在外敌入侵时的抵抗心理，最后导致了蜀汉的迅速灭亡。

可以说，饶老师把政治合法性提高到了一个足以影响王朝命运的高度。那在我看来呢，这一点并非是高估了。即便是在现代政治学的研究中，也十分重视政治合法性对一个政权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用政治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实施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视为是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再通俗点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如何向民众解释，为什么这个国家必须要由你来治理？你凭什么？而且你的解释，还得得到老百姓的普遍认可。

古今中外，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十分重视政治合法性这个问题，都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解释，不敢马虎，否则就会威胁自己的统治。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政治合法性有那么重要吗？这玩意儿太虚了呀，身为统治者，只要军队在手不就行了吗？谁不听话，我就揍谁，看谁还敢反对我。这种想法和载沣一样。清朝末年，张之洞苦口婆心地跟摄政王载沣说，要好好治理国家，否则会激起民变的，大清江山就不稳了。结果你猜载沣说啥？怕什么，有兵在。

当时张之洞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当然有资料显示说其实喷了出来，他听到载沣这么说后就说：我真没想到听到这种亡国之言啊。张之洞什么意思呢？他表达的意思是，你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军队呀，你还得有合法性啊，要不然谁拥护你呀，你的位子还能坐得稳吗？

其实很多政治家都像张之洞一样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统治国家，暴力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却不能是唯一的条件，统治国家需要依赖于民众的自愿服从和社会其他阶层的配合，否则统治成本会非常高，并且会时刻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因此，这就需要政权去经营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这点在蜀汉的历史上可以说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合法性的最高来源是天命。先秦时期，随着夏商周王朝的更替，形成了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政治理念——天命观。这种理论既为一个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同时也为推翻一个王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因为它本身包含着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是君权神授，通过上天的旨意来确定君主在人间的统治，为王朝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所以，你看从秦始皇传下来的传国玉玺上面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明清时期的圣旨开头便是：奉天承运皇帝。

另一方面是革命合理，认为统治者的不当行为会导致天命的转移，政权会转移到有德者的手中，为王朝更替提供合法性依据。所谓“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因此武王伐纣在孟子等一批儒家士大夫眼中看来，才不是犯上作乱、以臣弑君的行为，而是诛杀独夫暴君的正义之举。刘邦建立汉朝的合法性也是诛暴讨逆，也就是推翻暴秦、讨伐项羽。

因此，一个政权需要构建政权合法性、一个政治集团要有恰当的政治定位，才能走得长远，统治才能稳固。三国时期的三大政治集团——曹魏、东吴、蜀汉，都有自己的政治定位，也都曾经去构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曹魏集团，在曹操的时候，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用汉朝这块招牌，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和主动权，以中央的名义“奉辞伐罪”。到了曹丕的时候，他通过禅让的手段，宣告天下：汉朝气数已尽，天命已经转移给魏国了。

东吴集团，在孙策时期，张纮、张昭将孙策开拓江东的行为，描绘成了继承其父孙坚讨伐逆贼董卓、匡扶汉室事业的继续，孙策的行为如同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一样，尊王攘夷，从而赋予了其军事行动、政权以合法性、正当性，而且还借此笼络住了内部的淮泗集团。

到了孙权时期，周瑜和鲁肃，认为汉室不可能复兴，因此要成就新的帝业，一统天下，由孙氏家族取代汉室。后来继之而起的吕蒙、陆逊，则把帝业改为了偏霸之业，目标只是要保据江东，不再追求一统天下了。

蜀汉集团的政治定位和合法性来源则是兴复汉室，刘备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曹丕取汉朝而代之，那是谋朝篡位。自己身为汉室宗亲，理应承担起恢复大汉天下的责任。

不过，在饶老师看来，刘备的政治定位一开始并不清晰，这源于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只是从军事地理方面给刘备提供了统一天下的步骤和策略，却缺少了明确的政治定位。“霸业可成，汉室可兴”，那兴复的是谁的汉室呢？是以刘备为代表的汉室？还是以汉献帝为代表的汉室呢？这一点在当时是模糊的。

由于最高政治目标的模糊，导致了政治路线的模糊，也使得刘备后续在实现《隆中对》里“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时，无法处理好与孙权的联盟关系，给其政治事业带来了消极影响。

刘备的政治定位什么时候才比较清晰了呢？是他成为汉中王的时候。刘备通过称汉中王，行大司马事，将自己塑造成了刘邦和刘秀事业的继承人。不过，刘备这么做实际上也表达出了，他将要完成的是刘秀式的汉室复兴，也就是复兴一个由刘备本人而不是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

刘备一直以来都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但是在实际做的时候，却做出了一些不符合这个政治定位的事情，从而严重损害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第一，取益州。夺取益州本来是既定策略，没啥问题。但是刘备在取益州的时候，采用了不太光彩的方式，说白了就是没把表面功夫做好。他本来是受益州牧刘璋的邀请入蜀的，前脚两个人还见面喝酒、相谈甚欢、哥俩好，后脚刘备就率军攻占了益州，还把刘璋赶到了荆州。

刘备虽然取得了益州，但是却付出了不小的政治代价，他采用不光彩的手段占据了同为汉室宗亲的刘璋的地盘，严重损害了他匡扶汉室的名声，也由此埋下了益州本土士人怀疑他的合法性的基础。

这一行为，甚至还影响到了他与孙权的联盟关系，当初孙权曾经提议要和刘备共取益州，但是刘备以自己与刘璋同为汉室宗亲，不能同室操戈为由拒绝了，孙权也接受了。结果，回头刘备就独自占领了益州，这让孙权非常恼火，感觉到刘备不可信任。

尤其是自从双方结盟以来，刘备从联盟关系里得到的好处远超江东从中得到的好处。赤壁之战后，为了让刘备抵抗曹操，孙权甚至都把自己占领的荆州南郡让给了刘备，可是刘备在抗击曹操上出力不多，反而是孙权与曹操经常交战。

这让孙权感到很不满，于是逼迫刘备重新谈判，平分荆州。后来，江东的政治定位发生了变化，觉得上游安全非常重要，且之前的经历，又让孙权觉得刘备不可信后，于是派遣吕蒙袭取了整个荆州。

第二，刘备过早称帝。在曹丕代汉之后，刘备宣称汉献帝已死，也马上称帝了。

按照饶老师的观点，刘备不是不应该称帝，而是早了。在曹丕通过禅让取代汉朝，建立魏国后，刘备应该马上出兵、竭尽全力讨伐曹魏，最起码应该大力声讨曹魏。只有这样，才能宣明曹丕是篡汉；宣明曹丕为篡汉，才能宣明天命并未转移，天下仍是汉室的天下。这样，刘备作为汉室的继承者，在益州称帝才更具有合法性。

但是刘备没这么做，这削弱了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点从当时一些益州本土士人的看法中也能得到证明，益州一直都有一部分士人不认可刘备在益州的统治，除了刘备是以不光彩的手段取得了益州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曹氏篡汉，刘备应该去讨贼，结果讨贼不积极，自己却急着称帝了。在这些人看来，刘备所谓的兴复汉室只是个幌子，实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刘备在称帝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也不是讨伐曹魏，而是去攻打东吴去了。在丢失荆州、损失关羽后，蜀汉的实力大为削弱。刘备在称帝之后，迫切需要有所行动，以示“恭行天罚”。他也迫切需要一场胜利，以振奋人心。我打不过曹魏，还打不过你东吴吗？

有人觉得这时候，应该优先讨伐篡汉的曹魏，才更符合蜀汉的政治定位。不过饶老师认为，从蜀汉的立场上看，东吴的行为也很恶劣，讨伐东吴也许没有讨伐曹魏那么具有道义力量，但也决不能说是不正当的。

这其中的问题在于是，刘备没有在关羽死后，马上讨伐东吴，而是在称帝之后才考虑征伐的事情。这样，无论是伐魏还是伐吴，其正当性都已受到削弱，这容易给当时其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刘备看来，自己称帝比报仇、比讨伐篡汉的曹贼、恢复汉室更加重要。

而且，汉献帝只是禅让退位，那被曹丕供养得好好的，刘备却宣布他已死，自己称帝。编一个这样的传闻，在巴蜀地区或许能行得通，但是在中原则只会让人看到他自立为帝的私心，这会大大削弱他在中原的号召力。

当然，这其中也许刘备有着自己的考量，比如他需要尽快称帝来凝聚人心、他需要保持跨有荆益的军事地理结构，才能与曹魏抗衡等，或者是史书没有记载的原因，导致刘备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也许我们穿越回去，也不会比他做得更好。

但是就目前史料所见，以及后来历史的发展，也确实说明了刘备这样做所带来的后续危害，尤其是对蜀汉政治合法性的危害。这不是马后炮，这种分析也不是为了去批判刘备，因为不存在完美的选择，凡有选择必有代价。而是为了通过政治合法性这个角度，去尽可能地呈现一个历史人物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以便人们能更加深入地理解那个人、那件事、那个时代。

刘备讨伐孙权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夷陵之战，大败而归，退到白帝城后一病不起，不久托孤于诸葛亮，病逝了。

夷陵之战的惨败与刘备去世，给刚成立不久的蜀汉政权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合法性危机。

刘备当初在称帝诏书中，是如何构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呢？他表示“汉有天下，历数无疆”，因此，曹丕称帝时称汉的历数已终，天命转移给了曹魏，是错的。他认为汉室仍然享有天命，他即将建立的这个政权就代表了汉室，天命在此。之前曾经有王莽篡汉，可是光武帝刘秀起兵讨伐，使得汉室中兴。

而曹魏呢，曹操将汉室玩弄于股掌之中，曹丕竟敢篡位。因此，刘备将继承汉家二祖（汉高祖刘邦、汉世祖刘秀），恭行天罚，讨曹灭贼，完成汉室的再次复兴。

但是现在蜀汉遭遇如此惨败，刘备本人也死了。那么，天命是否真如刘备称帝时所宣扬的那样，并未转移，而是继续在刘氏身上呢？蜀汉还能否再次完成汉室的复兴呢？这引发了很多人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疑虑。

而那些一直就不认同刘备统治的一些益州本土士人，早在议论刘氏气数已尽，并将那个时代广为流传的“代汉者当涂高”这一谶语解读为曹氏代汉；益州内部也已经发生了一些人的反叛；在外部，认为自己受汉室禅让、为天下正统的曹魏，正对蜀汉展开和平统一攻势，希望蜀汉取消帝号，归顺称藩。

可以说，当时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蜀汉的统治恐怕会土崩瓦解。

因此，在诸葛亮主政后，他采用了四个办法来处理蜀汉的合法性危机，重建人们对恢复汉室事业的信心。

第一，改元建兴。汉朝的第一个年号是建元，而恢复汉室天下、实现中兴的汉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是建武。因此，这次改元，第一个字也取“建”字，第二个字“兴”是中兴的意思，此举在于向世人昭示要复兴汉室的决心。

第二，面对曹魏强大，当时正在招降蜀汉的事实。诸葛亮写了一篇文章《正议》作为回应，他以刘邦破项羽、刘秀破王莽、刘备破曹操作为例证，这三者均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此来表明：王者之兴，在德不在力，“据道讨淫，不在众寡”。

复兴汉室的事业是“据正道而临有罪”，是正义的，以此来坚定蜀汉臣民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只有让人们认为复兴汉室的事业仍有希望，这个以“汉”为国号的政权才能争取到更多的政治认同，才能维持住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第三，恢复益州的州级建制。在刘备时期，益州的州级建制形同虚设，当时蜀汉只有益州一州之地，还有荆州的一部分，刘备可能觉得，屁大点个地盘儿，中央和地方就没必要分那么清楚了嘛，否则管理起来太费事儿了。

建兴二年，诸葛亮以丞相身份兼领益州牧，其实就是要恢复这个建制。因为州级建制的空缺，容易给外人一种感觉：汉朝只在巴蜀一地，是个割据政权。

诸葛亮恢复益州的州级建制，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益州只是大汉王朝的天下十三州之一，虽然现在我们只能统治益州这一州之地，但是这只是临时的，早晚我们会一统天下的，我们不是割据偏安的政权，这对于提高蜀汉的政治合法性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第四，北伐。关于北伐与蜀汉政权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论述的人就比较多了。诸葛亮屡次北伐，即使有人批评他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他依然这么做。那是因为诸葛亮并不只是想通过北伐，来实现恢复汉室天下的理想。更重要的是通过北伐，来维护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北伐不只是军事行动，它承载了更多的政治意义。

饶老师在《大汉帝国在巴蜀》这本书里，有一个之前我没看到过的研究结果，他认为刘备临终托付诸葛亮的重点，不是强调复兴汉室的目标必须完成，而是北伐讨贼的事业必须开展。

刘备此时算是彻底想明白了，曹魏通过汉室禅让手段而建立，并且占据了中原，实力强大。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蜀汉必须要明确曹氏是贼，曹丕代汉的行为是篡夺，才能昭示世人，这天下仍然是汉室的天下，刘氏仍然享有天命，蜀汉在巴蜀一隅之地的统治才是合法的。

尽管它的统治目前只限于一州之地，但这只是临时状态，要改变这种临时状态就是要“恭行天罚”，北伐讨贼，光复大汉的天下。只有通过北伐，才能巩固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才能让蜀汉延续下去。如果只想保住现有的基业的话，那么现有的这点基业也保不住。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开头说：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因为天命具有唯一性，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所以历代王朝都要追求大一统，不追求大一统，它就没有统治合法性。因此，在汉朝其他地方被他人占据的情况下，蜀汉必须要通过北伐、讨伐贼寇来证明，自己不是偏安割据政权，而是要实现大一统的，这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不过，纵使诸葛亮做了这么多工作，解决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让蜀汉得以暂时稳定下来。但是由于当初刘备的失策，导致荆州已经被东吴所占据。之前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设想的跨有荆益、两路出击的军事态势，无法实现，他被迫只能通过益州一线来出兵北伐。

由此地北伐，不仅远离中原，而且地势险峻、交通不便，运粮、运兵都存在很大的困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种难不只是对外面的人难，对蜀地的人也是难。换句话说，别人确实不好进来，但是你自己也不方便出去。这导致诸葛亮北伐屡屡失利，无法与曹魏长时间持续对抗，统一天下已不可能了。时也命也，非人力所能挽救。

在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先后主政的蒋琬、费祎，他们在政治上继承诸葛亮的遗志，继续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但是在军事上，实行总体收缩政策，加强四境的防御，只是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作为北伐的象征，比如让姜维以少量兵力偶尔攻打下曹魏。

蒋琬、费祎不是不知道北伐的重要性，否则他们也不会做出上述的决策了。但是因为蜀汉本身就实力弱小，又连年北伐，已经快撑不住了，他们觉得即使大规模北伐也不可能消灭曹魏，诸葛亮都办不到的事情，更不要说他们了。

在费祎死后，姜维掌握了蜀汉兵权，开始不断大举北伐。然而一些武将却纷纷对此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蜀汉力量弱小，不应该穷兵黩武。不仅武将反对，文臣也是如此。当时的一位官员、蜀地大儒谯周写了一篇文章《仇国论》，其中心思想是：要审时度势，蜀汉力量弱小，立国已长，承平日久，百姓安于现状，如果频频用兵，穷兵黩武，百姓生活困苦，士兵也不满意。最后会出现民变，导致蜀汉土崩瓦解。因此，要体恤百姓、反对北伐。

在饶老师看来，谯周的《仇国论》主导了蜀汉末年的舆论。它从理论上否定了自诸葛亮以来蜀汉关于北伐的整套论述。谯周视蜀汉与曹魏如同因余与肇建，两国“并争于世”，裂解了“汉贼不两立”的天下前提，也就消解了蜀汉帝业与汉室天下之间的逻辑联结；消解了北伐讨贼的政治意义，也就消解了蜀汉政权的天命依据。概言之。谯周此论消解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谯周的这番言论，也不是空穴来风，一直有着舆论基础。在蜀汉内部，在益州士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不认可刘备父子统治的潜流，他们认为刘备以不光彩手段夺取益州，且把称帝看得比讨贼更重要，因此，并不具备合法性。之前诸葛亮在的时候，还能压得住他们，但是随着承平日久，蜀汉客籍集团中的能人一个个去世，这股潜流就会浮出水面。

而且随着时势变迁，姜维北伐本身的意义也在迷失。诸葛亮把曹魏定位为篡夺汉室江山的贼，北伐曹魏，乃是讨汉室之贼，这样北伐才具有支撑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意义。可是到了姜维北伐的时候，曹魏的政治主题已经变为了司马氏开始篡夺曹魏江山了，曹氏簒汉那都快成了上代的事情了，曹氏这个贼都快没了。那这时候讨贼，讨的是哪个贼呢？

蜀人到底为何而战？很多人都陷入了迷茫，故而，谯周将姜维北伐说成是穷兵黩武，也就越来越容易赢得广泛的共识。

可以说，到了蜀汉后期，主流舆论已不再认可北伐的价值，而是希望停止北伐、偏安一隅，复兴汉室的信念渐渐弱化，政治认同也就逐渐疏离，内部矛盾丛生。此时蜀汉的政治合法性逐渐流失，一个失去政治合法性的政权，恐怕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后来在曹魏讨伐蜀汉的时候，谯周力劝后主刘禅投降，认为天命、人心已去，朝内的大臣、民间的百姓，很多也已经没有了抵抗意志，民心士气均已瓦解。最终，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我们以往谈论到天命、政治合法性，很多人总是会觉得很虚，觉得一切成败兴亡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实力，不是靠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但是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恰恰是这些看似虚的东西会对实的东西，产生巨大的影响。

饶老师以政治合法性、政治定位对蜀汉政权兴亡的影响，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同他所说的：技术性的力量不如制度性的力量，制度性的力量不如价值性的力量。

参考资料：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