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二月，太子劭联合始兴王濬作乱，弑生父文帝自立。其后，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等起兵讨伐。四月，刘骏即帝位。五月，诸军克建康，劭及濬被诛，大乱底定。对刘劭所为，古人多作道德谴责，今人或有回护之词。
一、元嘉后期( 二十年后) 政治形势与刘劭之变的成因
像任何突发历史事变一样，刘劭之变虽然惊人，却非不可理喻，它的成因潜藏在此前的历史演变中。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指出: “然则南朝之政治史概括言之，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成此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文帝政治集团主要包括两大群体: 以皇族和寒门武将为主的低级士族以及传统的高门文化士族。低级士族处于强势地位，掌握全部实权，高门士族中人只起辅助作用( 唐长孺所谓“点缀品”) 。此为理解元嘉后期政治的钥匙。
考察刘劭之变的成因，首先须注意元嘉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特征。
由于高门士族边缘化，元嘉政治斗争主要在皇族及其他低级士族内进行，这一阶层的文化品格决定了斗争的面貌。刘宋皇族武人出身，地位上升后获得文化熏陶，开始了儒化进程。如刘裕本人“颇慕风流”，史称文帝“博涉经史，善隶书”。但是，文化水平的提高尚未能推动其品格层次的提升。元嘉号称盛世，然而三十年中血腥政治斗争从未中断。
大的有四次: 1. 诛徐羡之、傅亮、谢晦; 2. 诛檀道济; 3. 废杀彭城王义康; 4. 诛范晔、孔熙先等。其他被杀的还有兖州刺史竺灵秀、雍州刺史刘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等。周一良指出: “宋文帝诛戮的这些大臣和宗室，大多是冤枉的。”对于政敌，文帝从不手软。后北魏南侵时，拓跋焘致信讥讽: “知彼公时旧臣，都已杀尽，……岂不天资我也。”文帝战胜敌手的方式，充满阴毒、惨虐，体现了缺乏儒家礼法制约的寒门特征。由此上层政治充满阴暗气氛。
文帝还用其他手段打击大臣。如排挤迫害王弘、借义康之手迫害颜延之、谢灵运等。他在诫江夏王义恭书中承认“于左右虽为少恩”，周一良以为“其实他的刻薄寡恩固不止于对待左右而已”;吕思勉亦指出: “文帝之为人也，颇深沉有谋，而其度量失之不广。”
元嘉政坛其他人也很极端。彭城王义康“素无术学，待文义者甚薄”。当其与文帝争权时，“遂结为朋党，伺察省禁，若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必构造愆衅，加以罪黜。”义康和刘湛甚至打算暗杀对手殷景仁，因文帝察知未成。义康更有觊觎帝位的野心。《宋书》卷 68《武二王传》( 下引该书仅出卷数) : “上疾尝危殆，使义康具顾命诏。义康还省，流涕以告( 刘) 湛及殷景仁，湛曰: ‘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义康、景仁并不答。”王夫之《读通鉴论》卷 15“宋文帝”之 14 条论云: “义康而无篡夺之心乎? ……义康之心，路人知之矣。”又当孔熙先、范晔谋乱时，拟定事成后的人事，“凡素所不善及不附义康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假如义康胜，或孔、范得逞，文帝也必死于非命。
此时的政治斗争还充分表现了统治者的虚伪奸诈。文帝加给徐傅、檀道济等的罪状，无一不是捏造诬陷，他处置义康采用突然袭击手段。他还一贯善于表演式地哭泣。从荆州往建康时，问傅亮少帝事，“哭恸甚，哀动左右。”废义康后，“上唯对之恸哭，余无所言。”会稽公主为义康请命，“上流涕，举手指蒋山曰: ‘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
关于元嘉政治与刘宋后期政治的关系，当时人已有认识。卷 33《五行志四》明言废义康的影响: “骨肉相害，自此始也。”沈约论云: “开端树隙，垂之后人。”今人王永平也指出: 刘宋一代皇族“凶狠惨毒，诛夷骨肉”之风气，实起自文帝元嘉年间。刘劭十五六岁的成长期，恰逢文帝施行惨酷诛杀的时期，这对他的思想性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是元嘉宫廷文化环境的低俗化特征。
赵翼云: “宋武起自乡豪，以诈力得天下，其于家庭之教，固未暇及也。”刘宋皇族未及充分儒化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对低俗文化的喜爱。刘裕与僧人多有交往。慧琳道人为文帝信任，号称“黑衣宰相”。宗室中颇多佞佛者。义康供养法略道人，法静尼亦出入其家，江夏王义恭曾向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临川王义庆与沙门慧观交往，南郡王义宣“后房千余，尼媪数百”。此外彭城王义康还结交善“文史星算”的孔熙先。后妃亦如此。如潘贵妃赏叹首尼。《高僧传》卷 3《译经下·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传》: “宋文哀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设斋桂宫，请戒椒掖，参候之使，旬日相望。”故汤用彤概括刘宋佛教特点，其一是“僧尼干政”。又云: “尼媪出入宫禁及贵人闺闼，为刘宋政治上颇显著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刘劭、始兴王濬与僧道、巫觋的往还尤其多。卷九九《二凶传》记女巫严道育事，云: “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 东阳公主) 及劭并信惑之。始兴王濬素佞事劭，与劭并多过失，虑上知，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 劭等敬事，号曰天师。”刘劭又与侍婢王鹦鹉、家 奴陈天兴、小黄门庆国等往来频繁。刘劭自立后又曾“迎蒋侯神于宫内，疏孝武年讳厌咒，祈请假授位号”，“拜苏侯神为骠骑将军”。道士、巫觋地位低下，由于偶然机缘介入上层政治，其行为动机全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且往往不择手段。这些人在刘劭身边，大大强化了他的粗俗、凶戾的性格，原有的家族文化基因更加发展。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云: “故南朝元嘉太初之际宫廷之惨变，实天师道传入皇族中心所致。”
最后，刘劭之变的发生与文帝北伐失败有直接关系。
文帝在位期间，整饬吏治，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创立了“元嘉之治”的局面。但是，他于元嘉二十七年轻率发动北伐，结果大败，以至魏军长驱南进，到达江北瓜步地区。二十九年，他再次北伐，又遭重创。两次失败给南方造成巨大损失，人员伤亡与装备损失惨重，淮南地区遭到破坏。连续的挫折也降低了文帝的威信。文帝处死义康，是因为“索虏来寇瓜步，天下扰动。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原先文帝有封禅之意，已诏学士山谦之草拟仪注，现在亦取消。史籍载文帝此后说话多语气软弱，自非无因。
当文帝决策北伐时，反对者有萧思话、刘康祖、沈庆之等，刘劭也坚定反对。对北伐造成的后果，刘劭反应强烈，对文帝说: “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卷 71《江湛传》: “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 ‘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 ‘今三王在厄，讵宜苟执异议! ’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推之，殆将侧倒。劭又谓上曰: ‘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劭后燕集，未尝命湛。常谓上曰: ‘江湛佞人，不宜亲也。’上乃为劭长子伟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通鉴》卷125 胡注云: “史言劭于此时已有弑逆之心。”
刘劭个性本来凶强粗暴。卷99《二凶传》:“意之所欲，上必从之。”而北伐失败后增加了刘劭对文帝的不满。刘劭断然行动，显与其对文帝的轻视有关。
元嘉末年，刘劭储君地位动摇。卷 99《二凶传》: “多有过失，屡为上所诘让，……”是明显的信号。卷 71《王僧绰传》: “元嘉末，太祖颇以后事为念，……”所“念”当有这方面内容。卷 99《二 凶传》: “濬人才既美，母又至爱，太祖甚留心。”南平王铄、建平王宏、随王诞等都曾经为文帝所属意。为寻求自保，刘劭与异母弟濬勾结，开始有所动作，这就是“巫蛊”事件。在宫廷低俗化的文化环境背景下，这种方式的出现十分自然。二十九年七月，事情暴露，冲突公开爆发，文帝遂决意废刘劭，赐濬死。
历来此类宫廷斗争赢者多为父辈，而此次却以刘劭弑父告终，原因何在? 关键在文帝处事优柔，而刘劭则先发制人。父子间差异的产生，根本上是因为刘劭受到更多来自底层的粗俗文化的熏染，因而更为凶残。他后来表白: “先朝当见枉废，不能作狱中囚。”因此，这一事件的发生完全是文帝一手主导的元嘉政治风尚的必然结果。沈约于卷 5《文帝纪》末论云: “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也。”是中肯之言。
必须看到，虽然在与文帝的矛盾中刘劭取得了胜利，但是刘劭还面临着另一种势力，即刘宋政权的维护者的势力。经过武帝、文帝数十年经营，刘宋皇权已经稳固地与上层各阶层群体联系在一起。卷 5《文帝纪》沈约论云: “纲维备举，条禁明密。”即此意。刘劭所为撼动了刘宋皇权的基础，于是各地方势力纷纷起兵，刘劭彻底孤立。
二、刘劭之变与刘宋政局
刘劭之变包括了从刘劭弑父到刘骏即位的过程。表面上是“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本质则是皇权的侵夺与维护。刘骏胜利即因为他代表了稳固皇权的历史走向。这场变乱对刘宋后期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降低了刘宋皇族的品质水准，阻遏了其儒化进程。
元嘉时期，刘宋皇族处于儒化进程中。文帝本人“留心艺术”、“好儒雅”。《文心雕龙·时序》许其文“彬雅”。他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史载孝武帝“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明帝“好读书，受文义”，建平王宏“少而闲素，笃好文籍”。诸人的文化修养多是在元嘉时期学成。
文帝的文化修养对其施政作风有影响。在政治斗争中，他尚有不过为已甚的一面。当诛徐羡之、傅亮时，他未杀羡之兄子佩之及傅亮诸子。秘书监谢灵运不理职事，他“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徐湛之与刘湛结党，文帝欲严治，因会稽公主哭闹而中止。何尚之请免庾炳之，他初认为“小事不足伤大臣”。他丧失处置刘劭的时机也有这方面因素。沈约论元嘉政治云: “网以疏行，法为恩息，……”有史家赞其“宽恕”，不为无因。
文帝诛杀披着合法外衣，不会引发地方的震荡。而刘劭则是公然犯逆，导致牵动全局的大乱。事变中刘劭残酷屠杀，而“义军之惨酷，亦未尝末减”( 吕思勉语) 。刘劭先杀徐湛之及子聿之谦之、江湛及其五子、王僧绰、袁淑、臧凝之、顾瑕、卜天与、傅僧祐、荀赤松、江徽、董元嗣、诸葛 诩、江文纲，又杀刘道存母、褚渊初生婴儿、庞秀之子弟近十人，还有文帝左右数十人，被杀宗室有义宗子玠、长沙王瑾、瑾弟楷、临川王烨、桂阳侯觊，义康子允、肱、珣、昙辩，江夏王义恭十二子。刘骏杀刘劭四子、濬三子，劭妻殷氏及其余子女妾媵，殷冲、殷元素、沈璞、张超之等，即位不久又毒死南平王铄。
刘劭临死叹息: “不图宗室一至于此。”似已预见到此后宗室相残的前景。这是一个转捩点。从此以后，刘宋皇族迅速向粗鄙化、残暴化的深渊滑去，再无回转可能。不管后来的皇族成员如何在表面声讨刘劭，刘劭所为事实上给了他们一个极低的参照，使他们即使做出无比残酷暴虐的事也心无愧怍。此后，血腥斗争连续不断。孝武帝、前废帝、明帝、后废帝无一不放手杀戮亲族、大臣。明帝杀王景文时所列理由是: “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亦即无任何理由。他们客观上正面地继承了刘劭。吕思勉指出: “宋世宗戚之祸，实始于义康之谋夺宗，而发于元凶之弑逆。”“杀机一 启，而后来者益变本加厉不可止矣，哀哉! ”终于使刘宋皇族以凶虐而著称于史册。刘宋政治集团无法承担引领低级士族儒化的历史使命，只能由别的低级士族群体取代。
其次，引领统治者施政重心转变。
文帝即位后，能够励精图治，积极作为。他对任职地方的宗室严加训诫，考察了解地方吏治、鼓励官员言事; 他重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 在文化方面，他也有重要建树，如元嘉十五年立四学，促进文化繁兴。显然，他把治国放在中心位置。然而，刘劭之变的发生给了后来者强烈刺激，使他们意识到维护自身权位、避免文帝覆辙的极端重要性。这样，他们自然地调整了施政思路，而将权位维护作为主要目标。
刘宋后期诸帝中，疯狂变态的前废帝、后废帝可不论，只看孝武帝和宋明帝。孝武帝即位后推行一系列强化皇权、钳制削弱宗室的改革。宋明帝即位之初发生四方起兵叛乱，平定之后，起初较为宽容，但是末年也变得凶暴残虐。他们都顾不上执行正常的国家管治职能了。齐初刘思效上表言宋大明以来“小民嗷嗷，无乐生之色”。沈约更有剀切之论: “观大明之世，其将尽民命乎! ”正是施政重心转移的结果。而以政权维护为中心目标、以诛杀为主要手段的政治活动，最终将刘宋政权引向覆亡。
第三，改变了朝廷与地方州郡、皇帝与诸王的关系格局。
为避免东晋时地方( 尤其荆州) 频频向建康朝廷发难的现象，刘裕做了安排。永初元嘉时期，朝廷处于强势地位。谢晦、檀道济等地方势力都被容易地剿灭。然而在刘劭之变中，形式上却是地方势力起兵倾覆了中央朝廷。这是一个转变的信号。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会稽太守竟陵王诞、雍州刺史臧质、义兴太守王僧达均自主起兵，即所谓“二凶构逆，四海同奋”、“普天同奋”。刘骏之被拥戴，主要因为江夏王义恭的缘故。
像通常的政治联合体一样，事过之后同盟解体，君臣间并不坦诚相信。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下降。孝武帝对诸王、武将极为猜忌。先出竟陵王诞为南徐州刺史，再出为南兖州刺史，最终逼成大明三年的叛乱。另一方面，既居功骄狂，又担心遭疑忌，则是诸王、武将的普遍心态。卷 68《武二王传》: “(南郡王义宣) 既首创大义，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无不必从。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臧质游说义宣云: “有大才，负大功，挟震主之威，自古鲜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处分。”所谓“大功”就是刘劭之变造成。
其后几次地方叛乱的主角，都是从平刘劭发迹的。孝建元年二月，义宣、臧质等起兵，经过近五个月的战争，孝武帝取胜。大明三年，竟陵王诞于广陵叛乱，被平定。当义宣叛乱时，孝武帝甚至“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为竟陵王诞阻止，可见方镇力量之大。
在一同平定刘劭的诸王武将相继失败后，这种政治格局仍被保持，中央朝廷的统治被削弱。其后，地方诸王向中央朝廷发难的事连续不断。前废帝永光元年，义阳王昶于徐州叛乱; 明帝初即位，邓琬等奉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叛乱，一时形成“四方同反”的局面。后废帝元徽四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叛乱。顺帝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叛乱。总之，刘宋中央政权再也无法有效控制地方了。
最后，刘劭之变促成阶层变动，尤其是武人势力的上升，造成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
传统高门士族在这次事件中遭到了很大打击，多人被杀 (见上) 。武帝文帝时期，高门如谢晦、王弘、王华等在政坛尚有较大影响，到孝武帝时期，则不再有这种情况。刘穆之孙刘瑀弹王僧达云: “荫籍高华，人品冗末。”袁粲恃门第而轻侮颜师伯，遭孝武帝斥责: “袁濯儿不逢朕，员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 ”甚至要“手刃之”。这些都显示了高门士族的进一步衰落。
寒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孝武帝为江州刺史时，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为其僚佐，即位后，他们都进入朝廷中枢。卷 94《恩幸传》: “上即位，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唐长孺、严耀中、何德章等史家都认为孝武帝时期寒人势力坐大，这一变化实肇始于平乱时。
最大的变化是武人上升。在参与造宋的过程中，武将基本是刘裕的附庸，没有独立性。由此发生了孟昶被逼自杀、刘毅被击破、诸葛长民被诛等事。元嘉年间，面临文帝的陷害，檀道济只能束手就擒。在这次武力斗争中，双方都倚重武将，武将纷纷浮现到前台，史籍中首次出现大量武将姓名。粗略统计有刘延孙、徐遗宝、刘瑀、张永、崔勋之、刘则、王罗汉、鲁秀、华钦、庾遵、程天祚、薛安都、谭金、柳元 景、张兴 世、刘玩、周山图、宗悫、王玄谟、垣护之、沈庆之、臧质、孙道隆、黄回、萧思话、刘遵考、申坦、刘秀之、朱脩之、鲁爽、李安民、顾彬之、刘季之、蔡超民、竺超民、庞秀之、垣询之、王谦之、张淹等。
《南史》卷 37《沈庆之传》: “帝(孝武帝) 起再拜曰: ‘家国安危，在于将军。’”又: “府主簿颜竣闻庆之至，驰入见帝曰: ‘今四方尚未知义师之举，而劭据有天府，首尾不相应赴，此危道也。宜待诸镇唇齿，然后举事。’庆之厉声曰: ‘今方兴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参预，此祸至矣，宜斩以徇众。’帝曰:‘竣何不拜谢! ’竣起再拜。庆之曰: ‘君但当知笔札之事。’”两则记载显示了武将的势力。他们虽然仍是为他人驱遣，还不能形成独立的社会阶层或集团，为自身利益而战，但是有了一定的自主意志。刘劭命沈庆之杀刘骏，沈决然拥戴刘骏。垣护之“闻世祖入讨，率所领驰赴。”
事平后的赏赐再次提高了武将的地位。卷 6《孝武帝纪》: “( 六月) 庚申，诏有司论功班赏各有差。”卷 68《武二王传》云孝武帝即位初，“义宣将佐以下，并加赏秩。”萧思话为尚书左仆射、刘秀之益州刺史、庞秀之为梁州刺史、王玄谟徐州刺史、鲁爽豫州刺史、鲁秀司州刺史。沈庆之、柳元景、宗悫为散骑常侍，沈、柳封公，悫封侯。大明元年，又下诏追封庞秀之、颜师伯、袁愍 孙、王谦 之、张淹。除颜、袁外均为武人。萧齐初虞玩之上表云:“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他们在上层政治中的地位显著增高了。
孝武帝即位后，武人的势力继续增大。义宣作乱实即臧质为首的武人一力促成。卷 68《武二王传》: “初，臧质阴有异志，以义宣凡弱，易可倾移，欲假手为乱，以成其奸。”又: “且义宣腹心将佐蔡超民之徒，咸有富贵之情，愿义宣得，欲倚质威名，以成其业，又劝奖义宣。”臧质起兵时有豫章太守任荟之、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太守杜仲儒为尽力。到义嘉之难，已全是邓琬、袁顗等武人发动，诸王仅成为借以号召的摆设，标志着武将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舞台。在刘宋后期，武将扮演了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