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的成功治水是夏朝能够建立家天下王权政治的前提。

能够直接证明属于夏朝遗迹的考古学遗存虽然还没有出土，但我国的考古学家通过旁证法和文化比较法等多种科学手段，依然证实了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广域王权社会组织。正如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所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但这种间接论证的方式，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缺憾：我们可以通过早商文化的上限来确定夏朝大体消亡时间（夏商周断代工程判定公元前1600年为夏商分界），但却无法理清夏朝建立的始年。

这是因为，夏朝并非像商灭夏那样是通过不同文化族群间的暴力革命来完成的，而是龙山文化晚期不同酋邦之间的整合和自然过渡的结果。所以，在夏朝建立的最初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里，它的政权架构恐怕与尧舜时期的部落联盟形态差异不大，唯一的区别是最高首领的位置固定在了夏后氏一家。

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划定夏朝的年代框架时，下限用的是考古发现结论（偃师商城建立时间），而上限却是在下限的基础上，引用《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从而得出夏朝建立时间约在公元前2070年的结论。也就是说，夏朝建立的时间点，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

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断代工程把夏朝始建年定的过早，并提出了公元前1994年、前1968年、前1953年等多种不同说法。

事实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能直接从考古发现上呈现出来，这也是导致夏朝始建年存在争议的原因所在。相较而言，大禹治水的考古遗存，反而可以成为精准划定夏朝始建年的关键性证据。

首先，大禹治水的事迹比夏朝建立的种种传说更“真实”。如果我们翻阅《史记·夏本纪》会发现，这篇4000字的夏朝历史记载中，有3300字都在说大禹事迹，其中又以大禹治水作为主要篇幅。而多达12世16帝的其他夏朝君主，司马迁仅仅用某某死某某即位而一笔带过，足见事迹不显。

而被视为最早“印证”夏朝存在的出土文物：西周遂公盨、春秋秦公簋、齐侯镈，其实说的也不是夏朝而是大禹，“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只不过因文献记载了大禹和夏朝的关联，故而成了证实夏朝存在的依据。

其次，大禹治水的痕迹更容易甄别。在究竟什么是夏文化的问题上，学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主张夏后氏为主体创造的文化才是夏文化，也有的专家主张夏朝范围内所有族群创造的共同文化是夏文化。由于没有自证性文字，夏文化的甄别就成了问题。

但在龙山文化晚期这个时间节点上，能够跨地域通过大规模人工干预方式治理水患并取得成功的，仅有大禹。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大禹治理洪水的考古学证据，并做碳14测年，自然就能划定夏朝建立的时间上限。

正是基于以上考量，不少考古专家纷纷采取气象学、地质学等跨学科理论，来试图找到大禹治水的痕迹。

气象学研究发现，在公元前2500年以及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地区受热盐环流突然减弱的影响，出现了两次十分明显的冷干气候突变情况，干旱和洪水等极端事件频发。其中：我国北方因强降雨诱发洪水，并导致了黄河改道。

以吴庆龙为代表的地质学家团队，在甘青交界的积石峡发现了公元前1920年前后大地震诱发堰塞湖的证据，并推测正是堰塞湖的溃坝冲毁了黄河中下游的堤岸，成为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

袁广阔、刘莉等考古专家通过分析中原、晋西南以及山东地区龙山文化遗存在同一时间节点同时消亡，出现了考古文化断层现象，认为这并非巧合，而是遭遇了大规模自然灾害。其中地处海拔100米的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发现了洪水淤积层，显然低于这一海拔的其它城址的毁灭都与洪水有关。

以上种种研究，已经坐实了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百年这个时间点上，的确有超大规模的持续性洪灾爆发。

但奇怪的是，大洪水的证据找到了，但人工治理洪水的痕迹却并未发现。地质学家丁文江对史书记载的大禹治水之地黄河砥柱、龙门进行实地考察后，得出如下结论：“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龙门砥柱我都亲自到过，并且略有研究……龙门是天然的峡口，用不着人凿的，也非人工所能为力的。”

按照史书罗列的事实，大禹治水的时间长达13年之久，地域则遍及九州，方式则采取了凿山、通渠等多种手段。

可以说，正是基于大禹治水工程之大、影响之广，故而才能在华夏先民中形成文化记忆而一代代传承，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地处华夏西、东两极的秦、齐两国，依然笃信不疑，并镌刻在了青铜器上。

俄罗斯的中国上古文明研究专家Olga Gorodetskaya（中文名郭静云）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她认为黄河中上游因多属山地河流，水患并不严重；而黄河下游、黄淮地区虽有严重水患但所在社会治水能力、经验与水患规模严重不相称，所以她推测，大禹治水之地并不在黄河，而应该最早出现城址和水利工程且具备大规模社会动员能力的长江中游地区。

郭教授的观点，可谓开辟了大禹治水研究的新视角，当然，大禹治水地不在黄河流域而在长江流域，也并非没有任何根据。

首先，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在距今5300年浙江良渚古城，而最早的城则是位于湖南常德澧县、距今6300年的城头山遗址，长江流域也发现了迄今全世界最早的原始稻作遗址。

这说明，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的确在工程能力以及治理水患问题上，具备了技术和能力。

其次，在大禹所处的龙山文化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是彼此独立相互征战的酋邦古国，每个酋邦古国大约有数千至数万人口，统辖着平均方圆40公里的的数个村落，酋邦古国之间互不统属，文化差异明显。

而与龙山文化同期的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在这一时期却呈现出了高度的整合性，不同城邦之间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军事对抗色彩，反而是构成了一个大的社会共同体。

这说明，相较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此时的社会形态具备了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以从事社会公共事业（如治水）的先决条件。

我们要抛开儒家渲染的“上古圣王”“天下为公”“拯救万民”的不切实际的光环，仅就基本事实而言，自古治理水患必然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洪水发生在人口稠密区，对人类构成了巨大威胁；第二，举族迁徙和治理洪水之间，后者所需要付出的人力以及资源成本要少于前者。

这是因为，自古对长江黄河的治理就是一项千古难题。有学者做过统计，从公元前602年到1949年，仅黄河就有1593次决溢，经历了6次大规模改道。而长江的情况与黄河近乎类似。

所以，即使是汉朝、元朝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也需要调动举国之力才能完成疏浚工程，即便如此，却依然无法避免“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动员兵卒数万人造渠田，过了几年，黄河改道，渠无水）的情况。

显然，对于无法组织起大一统王朝人力物力的大禹时代而言，有两块地方是不可能去治洪的，第一个地方是人烟稀少地区，没有必要；第二个地方是地势较低的洪泛区，这些地方间隔数年就会发生决溢，古人不会耗费巨大成本修堤通渠而仅仅为了满足短短几年的安稳，直接迁徙远比治理成本低得多。

综上，大禹治水的动因就变得很直接：一是洪水威胁的地区是主要聚居区，而可供迁徙的地方只有地势更高的上游，但生存资源稀少，重建社会组织的成本远远大于对洪水的治理本身；二是洪灾有被治理的可能性，能够通过原始工具和有限的人力经过疏导后，成功泄洪。

而满足大禹治水地域的则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黄河中游，另一个是除九曲回肠段外的长江中游。

按照俄专家郭静云的结论：长江中游更有可能在大禹时代发生大规模治水之事。但如此一来，大禹以及所谓的夏朝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就是石家河文化，这跟古史记载的禹迹在晋南豫西地域相悖。

也无法合理解释在公元前2100年之后，石家河文化从南阳一带一路退回湖北，直至石家河古城本身遭遇了河南龙山文化族群的攻破。

所以，国内学者包括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普遍认同石家河文化是三苗族群的考古学文化，如此，考古发现与史书记载的“禹伐三苗”才能形成吻合。

河南洛阳的二里头遗址目前已被公认为是夏晚期遗存，如果我们溯源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首先，二里头文化形成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社会大崩溃之后，即黄河中下游原本1600多个大大小小聚落，突然断崖式下降到不足200个的大灾难背景下，二里头文化却逆势崛起，并且二里头文化并非由本土的河南龙山文化演变而来，它的文化基因中综合了豫东造律台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岳石文化的因素。也因此，二里头被考古专家戏称为“移民城市”。

首先其次，公元前1900年左右这个时间节点，恰逢气候转入温暖期，原本是洪泛区的伊洛平原在洪水退去后土地含有了大量腐殖质，反而更适宜农耕。

第三，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彻底终结了不同文化酋邦古国的互动影响，变成了单一的对外文化辐射，各地不同考古学文化都开始收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仅从这一点而言，二里头才有着王朝气象，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时期，并没有这一现象。

所以，如果我们把夏朝的始建年从前2070年压缩到前1900年左右，把原本是晚期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视作是整个夏文化，那么所有的疑问就都解开了。

大禹治水，治理的应当是黄河泛滥过后形成的堰塞湖，而非黄河本身，故而从考古发现角度我们无法找到大禹筑堤修坝的痕迹。得益于气候的转暖和整个中原地区社会结构的重组，夏王朝才突破了血缘与地域的限制，开创了一个广域王权的全新政治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