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心里总是五味杂陈，仿佛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

那一年，我因为等一个战友还钱，硬是多在部队待了一天。

没想到，就是这一等，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轨迹。这世上的事儿，真是奇妙得让人不敢相信。

那年我刚满二十三岁，已经在部队待了五年，从一个青涩的毛头小伙儿，熬成了一个兵龄老班长。

说实话，这五年没少吃苦，可也过得充实。临近退伍，我的心情挺复杂的，一边想着早点回家陪着老娘尽孝，一边又不甘心这么就回去当农民。

可命运从来不会明着告诉你它的安排，我也没想到，我后半辈子的命运，竟然和战友王福明的“欠账”有着莫大的关系。

要说起我俩，那还真是一段有缘分的战友情。虽然我们不是同年入伍的，可偏偏是老乡，又被分在了一个连里。

他的命不太好，早年丧父，母亲改嫁，靠着姑姑抚养长大。这人虽命苦，可性子乐观，又肯吃苦，咱们老兵都佩服他。

而我，命比他好，家里虽不富裕，但父母健在，生活过得去。

可后来我才知道，王福明这位“苦命兄弟”，才是我一生的贵人。

我参军这件事，说起来还有点波折。

1970年的冬天，村里来了征兵的消息，我当时18岁，满脑子都是去当兵的念头。

小时候听过不少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一直觉得当兵是件很有光彩的事儿，心里也种下了个“兵王梦”。

可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独生子不让参军。家里就我一个儿子，这事儿看起来没戏了。

可我这人倔，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后来我琢磨了几天，咬牙熬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份决心书，拿着就找到了公社的董书记。

那天我站在他办公室门口，手心都出汗了。董书记一边抽烟一边翻我的决心书，突然笑了，说：“这小伙子有意思，年纪不大，胆子倒不小。”

他叹了口气，说：“村里就你这年纪能扛枪的，可家里只有你一个儿子，咱这边不太好办啊。”

我一听，赶紧解释：“书记，您放心，我不是为了图新鲜，我是真想当兵！再说，我当了兵，能学点本事回来，以后还能为村里出力啊！”

那时候年轻气盛，说话都带着股冲劲。董书记看我实在诚恳，又感慨村里没几个适龄青年，最后拍了板：“行，回去准备吧，我破例给你报上名！”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兴冲冲地跑回家，却没敢马上告诉母亲。家里本就靠着我一个劳动力，母亲一听我要参军，肯定舍不得。

我偷偷摸摸去体检，过了之后，才不得已和母亲坦白了。

母亲脸一沉，说：“不行！你这一走，家里可咋办？你以为当兵是闹着玩的吗？”

我知道母亲不是不讲道理，而是舍不得我这个独子。我压着性子劝她：“妈，您就让我去吧，这是儿子的心愿，家里我能帮的都帮了，咱村就靠种地那点收入，您也不想让我一辈子就守着这片山吧？”

母亲没说话，低头不看我。我心里发酸，却硬着头皮说：“妈，别怕，咱家里还有姐姐帮您。我就想出去闯一闯，我不去，心里一辈子都过不去这道坎。”

后来接兵干部来家访，母亲最终还是松了口，只是拉着我的手叮嘱了一句：“儿啊，在外照顾好自己，当兵就当个好兵，别丢了咱家的脸！”

等我真的要走了，母亲没多说一句重话，亲自给我收拾行李，我这才知道她心里是拧巴着的。

就这样，我去了部队。刚到新兵连的头几天，整个人像是脱了层皮似的。

早起、站岗、队列、训练，所有事都得从头学。

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小伙子，身体素质还算可以，但对部队纪律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第一次跑五公里，我跑到一半，腿都快软了。好不容易熬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我被分到了一个步兵连。

就在这里，我遇到了王福明。他比我早一年入伍，个子不高，长得黑瘦，但性子爽快，又勤快。他一听我是老乡，立马拉着我聊家乡的事儿。

后来他还请我喝了顿罐头饮料，说：“咱这地方老乡不多，以后咱得互相照应！”

一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慢慢地，我也了解了他的身世。他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改嫁后就带着妹妹离开了。

他是靠姑姑一手带大的，姑姑自己家里也不宽裕，但还是供他读了几年书。

他总念着姑姑的恩情，说自己能当兵，都是因为姑姑的推荐。虽然他命苦，可心气高，从来没见他抱怨过啥。

我记得有一回，他跟我念叨：“小赵啊，做人不能忘本，哪怕我吃再多的苦，这命都是姑姑给的，我得对得起她！”

后来每次发津贴，他都省吃俭用，攒下大半寄回家。我问他：“你自己留点啊，部队生活也要花钱的。”

他说：“花啥钱？连牙膏我都能用三个月！”

说着他还憨憨一笑。

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变得更努力了。他是连队里的文书，经常帮连长处理事情，日子过得忙忙碌碌，连首长对他印象也很好。

而我呢，虽然资质一般，但也不甘落后，靠着苦练，终于在第四年被提拔成了班长。

1974年的秋天，王福明收到了家里的信，说他姑姑突然得了重病，情况挺严重的。

他急得直跺脚，可他那会儿身上也没几个钱。我一看这情形，二话不说，把自己积攒的50块津贴全掏给了他。

他一开始死活不要，说：“不行，这钱我拿了以后怎么还你？”

我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就别跟我客气了，钱我也不着急用。你赶紧拿着回家看看吧，别耽误了！”

最终，他收下了这笔钱，说：“兄弟，这份情我记下了，回头我一定还你。”

当时，我还觉得这不过是战友之间的一件小事儿，没想到，这一次“借钱”，后来成了改变我命运的关键。

王福明回了一趟老家，赶上了他姑姑救治的关键时候，病虽然治好了，但人也被折腾得瘦了一圈。

他回来后专门带了点家里的特产给我，一袋大枣和几个红薯干，说是家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硬塞给我，非要表达感谢。

我笑着接了，心里却替他难受——这小子是真的家里太苦了。

从那以后，王福明每个月发津贴，都会从中抽出一点还给我。

他说：“兄弟，这钱我欠着心里不舒服，不还清了，咱这情分都不算圆满。”

我劝了他好几次，说不急，结果他说：“亲兄弟明算账，咱老乡更得干干净净地交往！”

我一听，没法再说啥了，只能收下。

那一年，我俩的关系更近了。平日里他教我写字记账，偶尔也帮我补补队列里的一些小细节，生怕我这个班长做不好丢人。

我也在训练场上多帮他分担点杂活儿，咱们这些兵在一块儿，没啥大恩大义，都是靠点滴小事堆出来的兄弟情。

1975年，我当兵的第五年了，那年对我来说是个分水岭。

当时指导员找我谈话，说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老赵，你干得不错，但你也知道，像咱们这种普通士兵，提干的机会真不多，你要不要考虑退伍后回老家发展？”

那时候我已经是班长了，心里自然有点不甘，但转念一想，部队这条路确实走到头了，再耗下去也没多大指望。

与其浪费时间，还不如早点回家干点实事。

我回到宿舍，把这事跟王福明说了。他正低头抄文件，一听我说要退伍，抬起头看着我：“真的要走？”

我点点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也好，家里就你一个独子，是该回去陪陪伯母了。不过你走了，咱这老乡可就散伙了。”

他说得轻松，可我心里多少有点不舍。

说实话，这些年部队的生活虽然苦，但每天能跟他这么个老乡待在一起，心里踏实。这一别，还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

退伍那天，连队的小伙伴都来送我，大家轮流敬酒，气氛倒也热闹。王福明喝得有点多，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这儿还有点欠你的钱，明天发津贴了，我再凑凑一起还你。”

我摆手笑着说：“你急啥，咱这点钱，等回头见面了再说也行。”

可他硬是不答应：“不行，欠钱不还，我心里堵得慌！再说了，咱俩以后能不能见面还两说呢，这事儿得赶紧了结。”

见他坚持，我也只能答应，说那就再等一天。

也就是为了等他，我又多留了一天。那天连队里其他退伍的战友陆续走了，我一个人把行李搁在角落，坐在大操场边上发呆。

眼看着上午过去了，王福明的影子也没见着。我一边叹气一边想着，不等了，这钱咱就当他缓缓再还吧。

就在我准备拎包走人的时候，指导员又跑过来了，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老赵，赶上个好事！现在部队在征集退伍兵报名去923厂的名额，你要不要考虑试试？”

923厂？我听着有点懵，赶紧问：“那是什么地方？”

指导员说：“就是山东的胜利油田，咱国家的重点项目，你如果去了，工作稳定，待遇也不错，比回村里种地强多了！”

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张报名表，我当时也没多想，心里一合计，反正再回村里也是种地，还不如试试。

于是，我填了表，稀里糊涂地报了名。

第二天，王福明终于找到我了。他一脸歉意，说连队临时有事耽搁了，才没来得及还钱。

我接过钱，看着他，突然有点感慨：“兄弟，这次是你救了我一命啊！”

他说：“啥意思？”

我把报名923厂的事一说，他乐了：“那敢情好啊！看来老天爷都不想让你当农民！”

后来，我被录取进了923厂，成了一名石油工人。等我真去了那里，才知道这是一份多么辛苦的工作，但心里也比回村务农踏实得多。

而王福明呢，他继续留在部队，没多久就提了干，后来在信里跟我说，他调到新的岗位了，还念叨着以后一定来看我。

就这么着，我的人生因为这一借、一等，彻底拐了个弯。

到了923厂，我才知道“石油工人”这四个字背后有多大的分量。

大家说得好听，是重点项目，可干起活来，那真是苦得掉层皮。胜利油田地广人稀，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烈日当头，整天灰头土脸。

刚开始，我心里也打过退堂鼓，想着这活真不是人干的，可一想到家里盼着我拿工资改善生活，再想到母亲临走前叮嘱我的话，我就咬着牙撑了下来。

最初那几个月，我干的都是些力气活儿，拉管子、抬设备、修井架，哪样都少不了我。

我们这一班有二十几个人，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吃的是窝头咸菜，睡的是铁皮房子，洗澡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

可尽管这样，大家干起活来都没一句抱怨，我也是受了他们的感染，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

有一次，冬天夜里大风刮得呼呼响，气温零下二十几度，我们接到紧急任务，要连夜赶到井场抢修设备。

井口的机器冻住了，油水堵塞，领导说必须马上抢修，不然损失太大。

大伙儿披着棉衣就出发了，到了井场一看，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设备全结了冰，机器冻成了铁疙瘩，手一碰全是透心凉的感觉。

我站在风里，冻得手脚发麻，可领导一句“干活”，大家就一窝蜂冲上去了。

有人爬高，有人钻底，铁锤和扳手砸得叮当响，满地的冰碴子飞溅。

我咬着牙接了个班，爬上高架子修管道，风刮得脸疼，手上的皮冻裂了好几道口子，可没人喊停。

那一夜，我们干到凌晨三点，总算把设备修好了。看着井口重新喷出油花，大伙儿全瘫在地上，谁都没说话，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点点头。

那一刻，我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自豪感——这种苦咱吃得值！

可这些日子并不是没有低谷。有一回，我妈在老家摔了一跤，腿伤得不轻。姐姐写信告诉我，我才知道家里连钱都凑不够请医生。

我坐在宿舍里，攥着那封信，心里像刀割一样。那会儿我才明白，自己离家这么远，最怕的就是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第二天，我厚着脸皮找领导借了一笔钱，把它寄回了家。

回头再想想，如果不是王福明耽搁了我一天，我现在也许还在村里种地，根本不可能有这份收入，更不可能在家里需要的时候拿出钱来。

我心里暗暗感激他，这份“等来的机会”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慢慢地，我在厂里混得越来越顺，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后来被提拔成了一个小班长，管着十几号人。

工资也涨了不少，不仅帮家里盖了新房，还把我母亲接到了身边，一家人的日子算是熬出头了。

每当我带着母亲逛街，看到她笑得合不拢嘴，我心里都在感慨：幸好当年做了那个选择，幸好等了那一天。

几年后，我和王福明又见了一面，那是在我家。那天他专程从部队休假回来，一进门就提着两瓶酒，咧着嘴冲我笑：“老赵，咱兄弟这次得好好喝一顿！”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他听说我在923厂干得不错，脸上满是欣慰。

我告诉他：“兄弟，说真的，如果不是当年你非要还钱耽搁了我一天，我现在估计还在村里刨土呢。”

他一愣，随即哈哈大笑：“你这话我还真头一次听到！看来，我不光是借了你的钱，还给你‘还’了个机会啊！”

我俩笑得前仰后合，可笑过之后，我心里其实满是感慨。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一次无心的等待，竟然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握着酒杯，突然说道：“福明，我这一辈子能有今天，真得谢谢你。这杯酒，我敬你！”

他说：“别谢了，那是你自己抓住了机会。这世上的事儿啊，就是这样，你种了善因，总会有善果。”

这话听着简单，却让我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