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慕兰
粤汉铁路局要修建从武昌到长沙间的铁路，在路局任督办的詹天佑，就将我父亲调到设在武昌徐家棚的粤汉铁路局来工作。
詹天佑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工程专家，他曾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今京包线北京至张家口段），在修建八达岭坡线中，他因地制宜运用“人”字形线路，减少工程数量，并利用“竖井施工法”开挖隧道，缩短了工期，至今在那里还有纪念他的铜像。
父亲在株萍铁路局时工作就很出色，曾起草了铁路管理的规章制度和人事奖惩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由粤汉铁路局局长颜德庆和詹天佑报送到交通部，获批准后在全国执行了几十年。
父亲还写了一个《全国铁路建设意见书》，并由此获得交通部颁发的五百块钱的奖金和一枚“文虎奖章”。但后来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这个意见书的许多计划都无法实现。詹天佑很欣赏父亲的才干，就把他提升到粤汉铁路局来当文牍课长。
粤汉铁路局是一等大局，父亲的工资也从每月六十元增加到一百二十元。他在铁路局前后共工作了十八年，工资从六十元起步，最后增长到一百八十元。当时铁路局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和银行一样，比其他部门要优厚得多，除了工资高外，年终还要发奖金，所以在社会上该局的工作被叫做“金饭碗”。
我家由贫儒而变为小康之家，全赖父亲工资增加与母亲勤俭节约。父亲的“实业救国”思想，是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热情的一种表现。父亲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旧中国的社会条件并不能使他的才华得到充分的施展，他的“实业救国”理想自然也无法实现。父亲后半生成为铁路员工，终身是笔耕墨耘的脑力劳动的开明爱国人士。
詹天佑（1861～1919），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
我家在武昌一住就是十几年，先住在粤汉铁路公寓五十号，后迁至十二号。我除了1919年上半年到长沙周南女校去读过半年书外，也一直住在武昌，到1927年才离开，算是住得比较长的一个地方。
我很善于学各地的方言，特别是小时候，学起来很快，很容易。到长沙学会了长沙话，到武昌又很快学会了讲湖北话。粤汉铁路局徐家棚的宿舍区里，住着好些赴美留学回国的职员，原籍各不相同，我又向这些邻居们学会了上海话、苏州话和广东话。
妈妈始终不善于学方言，与邻居们打交道，因为语言不通，每次都要我在旁边替她做翻译。我讲的各地方言虽然也不很标准，但后来参加革命，去的地方很多，能懂多种南北方言，这点本事对联系工作倒是很方便、很有利的。
在这些与父亲同事的邻居中，有一位姓萧的车务处长，也是回国的留学生，他和詹天佑、颜德庆都是与我父亲友谊很深的好朋友。他有七个女儿，都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其中一位比我小十来岁的叫萧淑芳，后来成为著名画家吴作人的夫人。她自己也是位名画家，但是因为那时她的年龄还小，我们彼此都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父亲在粤汉铁路局任职期间，虽然还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所长，但工作是很稳定的。他每天去上班，原先是坐铁道上用人力推动的“摇车”，后来自己买了一辆人力车（私家用的叫“包车”）。恰好我的一位表兄潘炳文到粤汉铁路局来找工作，一时尚未就业，就由他拉车送父亲去铁路局，还负责给父亲送午饭。后来父亲就把他介绍进粤汉铁路局去工作了。
那时家里还请了位保姆，主要是做些洗衣、清扫等家庭杂务；至于烧菜则由妈妈亲自下厨掌勺，因为她的烹调手艺非常好。曾在我们家里帮忙干过活的几位雇工，为人都很朴实，爸爸妈妈待他们也都很亲切关心，虽然是雇佣关系，但日常相待亲如家人一般，几乎没有什么主仆之分。
我们迁居武昌一年以后，潘炳文表哥回浏阳把祖父也接来了，一家人团聚，共叙天伦之乐。祖父七十八岁去世，那时我已十七岁了，印象很深。
祖父精于医卜星象之学，他常说要传授给我，但因为我已经接受了新思想，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迷信，我不要学，他也没有勉强。
祖父逝世前早已给自己算过命，他把我叫到床前说：“你是我的长孙女，我最喜欢你，你是生不愿来，死不愿去（因为妈妈生我时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所以祖父说我‘生不愿来’；‘死不愿去’就是说我一定会长寿）。但你的一生很坎坷，不过晚年却会很幸福。你妈妈现在怀孕，不能料理我的后事，那就只能让你这个长孙女来帮助料理我的身后之事了。”
我把祖父的吩咐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只能遵命了。他把祖父临终前所要换的衣服等东西都交由我来管理，并叫表哥他们也都来帮忙。我坐在祖父身边，一点也不害怕。父亲也没有去睡，大家都含着泪陪着祖父，祖父自己也含泪不语。
父亲点了香，默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和《往生咒》，按祖父的说法，这都比哭好。祖父临终前，令我献他三杯起身酒，就这样送走了他老人家。追念当年祖父对我的祝福，正如他所预言的一样，我一生经历无数风雨坎坷，现在已经活到九十多岁，也算是长寿了。
祖父五十多岁即因念念不忘祖母的深情贤德而守义未续娶。他与人为善，从不宣传自己。唯一的嗜好是杯中物，自号酒仙。父亲性孝，为之准备五十斤一坛的黄酒，无须菜肴佳馔，随时随兴，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地取饮。他说，暴饮、豪饮伤胃，亦会失去对好酒的品鉴力，微醺最佳。酒可助兴，借酒浇愁愁更愁，是名士派的自苦。
父亲欣赏永不消沉的太白遗风，并具有乐天平淡的胸怀；我亦深喜吟诵李白的《将进酒》，一生应酬亦未大醉过，从未失仪，能处逆境虽苦亦乐，可能都是来自祖父的遗传。对他老人家慈祥的音容，至今犹存怀念之思。
父亲工余嗜好吟咏，与当时名儒樊樊山、易实甫、袁炼人等时有唱和，发表在交通部主办的《扶轮》月刊上。又按音韵手辑历代名词，数易其稿，定名为《词林韵准》。我记得小时候还帮他抄写过，但最后定稿全是父亲自己的手笔，足见父亲治学的认真与辛劳。
在多年的战火中，多亏母亲和四弟多方保护父亲的手稿。三弟发达后，由他出资，四弟、五弟参与整理，先在台湾出版；我平反后，又由中华书局再版，并赠送给国内有中文系的著名大学图书馆，作为爱好古典音韵、诗词者的参考书。五弟回浏阳时，将此书献给故乡，置于谭先烈故居大夫第，既珍惜上代友谊，亦希望后人继承传统，日益兴旺发达。
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培养了我对诗词的爱好。但父亲并未对我讲解诗词入门的基础知识，他说即使如朱淑真、李清照这样的一代女词人，也只是用诗词记述其红颜薄命的凄凉。他鼓励我读史，读《列女传》。他对秋瑾先烈非常崇敬，是支持我走向革命的一位开明的父亲。
我在家时，忙于补习功课，还要辅导弟妹，无暇问津诗词。后来得以拜俞陛云（阶青）老师、冒广生（鹤亭）老师为师，才学习了诗词的入门基础知识。
五四启蒙
我们迁居武昌徐家棚的第二年，也就是爆发五四运动的1919年。那年春天，父亲把我送往湖南省会长沙，到周南女校去上学。虽然是孤身一人离家，去住校读书，但我舅父在长沙工作，可以对我就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放心。我在周南所用的学名叫黄彰定，字淑仪。
周南女校是进步教育家朱剑凡先生和夫人创办的。他们夫妇俩从日本留学回来，卖掉家产，毁家兴学，于1905年创办了这所私立女校。朱先生自己担任校长，聘请的教师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这所著名的周南女校，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其中如向警予、蔡畅等，都是中国妇女革命运动的先驱。父亲非常钦佩朱校长，他自己也有个学生在那里当教员，所以决定送我到那里去读书，使我有幸在那里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
朱剑凡先生塑像
1990年，黄定慧（慕兰）（前排左二）应邀参加周南八十五周年校庆暨创建人朱剑凡校长塑像揭幕仪式
朱剑凡先生是非常开明的，他支持学生成立学生会，并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籍，每星期还亲自给我们讲课，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揭露清王朝怎样腐败无能，不能抵御外侮，被迫与西方列强和日本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也讲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歧视和压迫妇女的黑暗和残酷。
他说，我为什么要办女校？我们夫妇俩立下了志愿，要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尽些力。虽然现在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讲了、做了好多年了，提出了妇女参政等种种要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从普及女子教育做起，只有使广大妇女都能受到教育，才能使她们懂得并做到自尊、自重、自立、自强，成为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还给我们讲秋瑾女杰的革命事迹，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在浏阳读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讲过这些道理，但是没有朱校长讲得那么透彻。我自幼就很喜欢听父亲和老师讲中国古代的历史，现在又听到朱校长给我们讲解中国的现状，启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使我们初步地接受了反封建主义、反军阀混战、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
饮水思源，如果没有朱校长当年对我们的启蒙教育，没有在周南女校参加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来我就不会自觉参加北伐大革命，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去；也不会走出自己的家庭，从反对包办婚姻，追求自身的解放，进而提高到追求全体妇女的解放，升华到追求全人类的解放。
朱校长夫妇俩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时，就和毛泽东、徐特立、熊瑾玎等革命先驱有交往，所以在五四运动中，周南女校学生会的行动（长沙全市有一个学生联合会），都得到朱校长的支持和指导。
当时大家都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高呼着“反对二十一条密约”、“打倒卖国贼”、“提倡国货，禁止日货”等口号，上街游行；还到街上的店铺里去检查，发现哪一个商店还在贩卖日货，就要把奸商抓去游街示众，并且把日货全部没收，集中堆放在街上烧毁。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学生运动初起，虽然大家满腔爱国热情，但在行动上却不免有些幼稚。正如国际工人运动初期自发的工人运动那样，还不懂得工人阶级应当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只会把仇恨发泄到机器身上，乱砸机器。
那时学生们到商店里去检查日货，看到怀疑是国外进口的玻璃杯，就往地上摔；看到日本制造的棉纱布疋都叫“仇货”，不是用剪刀剪毁，就是堆起来烧掉。
后来，学联会就发出通知，叫同学们行为不要过激，如果发现有贩卖或隐藏日货的奸商，就叫他们先行登记实报，然后，把这些没收的日货，都集中在教育局大门前的草坪上，举行拍卖。拍卖所得的钱，由学联会开会议决，或是补助家境清寒的学生，或是送给私立学校作为教育经费。这样既惩罚了奸商，又把物资用到适当需要的地方去，支持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举而数得。
学生会很快照这一要求改正了乱毁乱烧的偏激行动。那时大家年轻无知，也不去追问是谁指挥的。后来参加北伐革命后，才听到辅导老师跟我们讲，原来毛泽东同志那时已经参加指导湖南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了。
在五四运动中，我们人人都热血沸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家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的精神，是最令人兴奋、令人鼓舞、令人受到深刻教育的。事过八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但是，我却没有能走出校门上街参加游行，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时，全体同学在一起开了大会之后，选出三个人，留在学校里负责办校刊，我是新进校的低班生，不料竟被选中。
因为我上小学时候，在父亲的辅导、督促下，作文基础打得比较好。进周南后，班主任常把我写的作文张贴到墙上去，向同学们推荐表彰，所以，大家就选我去编写校刊了。校刊，准确地说应当说是壁报，或墙报，是由出去参加游行示威活动的同学，将群众运动中发现的新鲜事搜集起来，回来向我们叙说，我们再把它记录整理成文，第二天集中编成一期“早刊”，张贴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以鼓舞斗志。我是又作记录又当编辑，在实践中得到很大的锻炼，因此记笔记、写文章的能力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
放暑假时，学生会讨论决定，这学期不放假，大家都留在学校里，一面继续参加五四运动，一面好好补习因参加运动而荒废的功课，以利于下学期顺利升学。我正准备遵守集体的决定，暑期不回家，留校好好补习，不料舅舅却接到父亲打来的“母病速归”的电报，要他到学校把我接出来，送回武昌去。
事出有因，那一年妈妈生四弟彰健，流血过多，她身体本来就虚弱，因而产后得病，虽没有住医院，但一直在家里请医生看病吃药调养，确实需要我这个长女回去侍奉照顾。
回去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而已。原来，学校里的教导主任（大家背后都叫他“书呆子”），虽然是我父亲的学生，但思想比较保守，不赞成学生罢课参加五四运动。
他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赞不赞成罢课？要求每个学生都记名投票，而不是无记名投票。因为既然连朱校长都赞成、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在暑假里大家又可以补习进修，补上所缺的课程，同时继续参加五四运动，进行社会调查，增长课外知识，所以大多数学生都赞成罢课。
那位教导主任通过测验，了解到赞成罢课的学生姓名后，就分别给这些学生的家里写信，他并不明说自己反对五四爱国反帝学生运动，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请学生家长把自己的女儿接回家去教育。
父亲接到他的信后，也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我犯了什么校规，心里很着急；又因为母亲真的病重，于是就打电报给舅舅，请他把我送回家。舅舅那时在铁路上当医生，铁路员工及其家属都享有免费乘坐火车的优待，所以他送我回武昌也不需要路费。
我在周南女校刚刚兴奋地度过一个学期的新生活，接受了新思想，对学校和师长、同学们都无限依恋，但因母亲生病，家中来电催促，只得依依难舍地告别了同学、师长。大家在送别时都希望过几个月后我仍能返校，谁知这一离校门，就再没有回去。
妈妈果然是病了。作为长女，分父忧，侍母疾，辅弟妹，我是责无旁贷的。为使父亲能安心地工作，我留在家里照顾生病的妈妈，辅导弟妹们的功课，同时还自修经史。
父亲排定了我学习的功课表，规定单日读经，双日读史。读经，就是读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经》、《书经》、《周易》、《礼记》及《春秋》）。
他在早上上班前给我讲一段经书；下午下班回到家里，就叫我背诵当天所讲的内容。我的记忆力很好，哪怕是我最不喜欢的《礼记》，只要读上几遍，就能背诵。
读史，就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自修。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些古文基础，一般的史书古籍难不倒我，父亲就叫我自己看。我读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对中国历代兴亡盛衰有了初步的了解，对许多朝代的特殊历史情况，我至今都记得很牢。
对于历史人物，我非常崇拜岳飞，到现在还能背诵他所写的《满江红》词。父亲平时很严肃，不怒而威，但他在给我讲解经书时却和颜悦色，很耐心，使听讲的人感到很轻松自在，所以我们父女之间的质疑问难是很平等宽松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教《论语》中的一段话：“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我就问父亲：“孔夫子这样看待女子，难道他是没有母亲的吗？”
父亲耐心地说：不是的，孔子的母亲是很贤良的，他只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对女子进行教育更困难些而已。
父亲进而启发我说：自古以来，所有有所作为的名人，都离不开贤母良妻的教育和帮助，所以古代的女子也是要受教育的。女子教育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只不过现在的女子教育有了新的内容而已。古代就有好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良母贤妻，她们不但教子相夫，而且自己也有许多嘉言懿行流芳百世。
父亲最后说：“你不妨去读读《列女传》。”于是我就自己阅读《列女传》，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花木兰的事迹。
我爱吟唱《木兰辞》，非常钦佩她的孝友智勇：代父从军是孝；“木兰无长兄”，她只好代替年幼的弟弟去从军，就是友爱；在军中作战勇敢，立功之后功成身退，而且在十二年的戎马生涯中，没让人发现自己是位女郎，这不是智勇双全吗？所以我参加革命后就改名为“慕兰”。
除了自修经史，父亲给我订了一些课外阅读的书刊；还让我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办的英文函授补习学校的函授课程，每次我寄送去的考试答卷都得了满分。
此外，父亲还请了一位唐老师教我算术，准备我将来以同等学力去报考大学。那时，考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呆板地按照学校里规定的课程内容进行高考，不一定要有中学毕业文凭，只要你真有知识，也照样可以考上大学。不少家庭的子弟，不上中学，而是在家自学，同样可以考取大学。
我除了自学父亲给我规定的课程外，最喜欢的就是看小说。因为我睡在父亲的书房里，那里有很多书，除了众多的经史典籍外，也有不少旧小说。我最喜欢看的是《三国演义》；至于《红楼梦》，我却并不喜欢。可能我这个人虽然是个女孩子，却多少有些男孩子的阳刚之气，不太懂得、也不欣赏那些缠缠绵绵的男女爱情故事。
总之，我没有沉醉于那些言情小说之中。但我读了郭沫若所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倒是很欣赏的，认为它很真实地反映了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制度束缚、渴求个性解放的困扰和苦闷心理。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小说中，我很喜欢看茅盾所写的小说。通过在家里多年的自修，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文基础，使我参加革命担任秘书工作时，能毫无困难地作会议记录、拟写宣传大纲和标语、制定规章制度等等。这一方面是靠自己勤奋学习，另一方面则受益于父亲的谆谆教诲。
那时，妈妈还要求我在每个星期都抽出两三个小时，学些刺绣、踩缝纫机等女红。我虽然学会了绣十字布等简单的刺绣工艺，但湘绣的精细手工就没能精熟；烹饪方面也没有学到妈妈的本领，到现在还觉得挺可惜的。
周南女校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短短半年，但在那里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却对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我心中播下了追求解放的革命种子。七年以后，我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决心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所以，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五四运动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