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把车丢了？”

李队长的声音忽然在我耳边响起，像是一记闷雷，炸得我大脑一片空白。

那是1972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天边的霞光烧得红彤彤的。我站在村头，手里空空，心里慌得要命。

“队长……我……”

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我只能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李队长见状，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说：“别急，慢慢说。”

我这才断断续续地把事情说了出来。

那天，我们生产队派我推着独轮车去镇上的供销社领点物资。车上装着几十斤化肥，还有几个麻袋装的谷种。到了供销社，我把车停在门口，想着进去领完东西就赶紧回来。谁知道不过十来分钟的功夫，车就不见了。

“我真没想到有人敢偷车……”我咬着牙，心里又急又恨。

李队长皱着眉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丢了就丢了吧，人没事就好。车的事，我去想办法。”

他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这辆独轮车可是生产队里最好的车，花了不少钱买的。丢了它，对队里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损失。

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丢车的事。生产队里本来就不富裕，这一下又添了麻烦。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李队长，对不起队里的乡亲们。

第二天一早，李队长就带着我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老刘听了我们的情况，皱着眉头拍了拍桌子说：“不可能啊，这镇上还没听说过有人敢偷独轮车的！”

他当即叫了两个人，陪着我们在镇上挨家挨户地问。供销社、粮站、饭馆，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去了，可是一无所获。

天快黑的时候，李队长看了我一眼，说：“走吧，回去再说。”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一路上，李队长没再说一句话，但我知道，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回到村里，乡亲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情况。有人叹气，有人摇头，还有人小声嘀咕：“这小知青也太不小心了。”

我听得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李队长一挥手，说：“都别说了，孩子又不是故意的。车没了还能再买，人要是没了呢？”

他这话一出口，大家都安静了下来，但我却觉得更愧疚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不敢出门，除了干活就是躲在屋里发呆。每次见到李队长，我都想开口说点什么，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直到有一天晚上，李队长忽然叫我到他家吃饭。

“宪林，今天吃饺子！”

李队长的媳妇笑眯眯地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我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看李队长，他正低头往碗里舀醋，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还愣着干啥？快吃啊。”李队长抬头看了我一眼，咧嘴一笑，“这可是你大娘特意给你包的，别辜负了她的一片心意。”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饭后，李队长拉着我在院子里坐下，点了根旱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宪林啊，咱们这儿的人，都不讲究那些虚的。丢车的事，谁都有可能遇上，你别总放在心上。”

“可……”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没啥可的。”李队长摆摆手，“你是咱队里的人，家里人出了事，家长就得顶着。你记住了，咱们是一家人。”

那一晚，我的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李队长的话又让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我心里却始终放不下。

两个月后，村里来了个消息，说镇上的派出所破了个大案，抓了个流窜作案的团伙，找回了不少被偷的东西，其中就有我们队里的那辆独轮车！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恨不得立刻跑去镇上把车拉回来。可李队长却摆摆手，说：“你别去了，我找人去就行。”

我有些纳闷，但也没多问。

几天后，车拉回来了，可我一看，却愣住了。

车是我们的车，可车架子却断了一块，轮胎也磨得快没气了。李队长看着我发愣的样子，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嫌弃啊，修一修还能用。”

我点点头，低头不语。

后来，我才从别人嘴里听说，这车其实早就找回来了，但轮胎和车架被偷车的人拆了去，装在了另一辆新车上。派出所的人问生产队要不要追究，可李队长却说：“算了，能找回来就不错了，别再折腾了。”

听到这些，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再后来，我回了城，在工厂里当了工人，但每年都会回村里看望李队长。每次见到他，他总是笑呵呵地问我过得好不好，还嘱咐我别忘了乡亲们。

许多年后，我听说李队长得了重病，家里条件不好，连医药费都凑不齐。我立刻辞了工，带着钱赶回村里，可还是晚了一步。

站在他的坟前，我想起了许多往事，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那辆独轮车的事，李队长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可我知道，他为此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委屈。

。

天边的夕阳渐渐落下，村头的老槐树在风中摇曳。我抹了抹眼角的泪水，转身朝村外走去，心里默默地念着：

“队长，您放心，我一定会记着您的恩情，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