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玄在王莽末期建立起汉室复兴政权，随后由洛阳迁都长安，一年左右旋即失败。

古之论者以为这是刘玄贪图长安富盛而出的下策，西迁减轻了对洛阳以东的震慑威力，滋长了赤眉等势力扩张，以致最终被取代。

不过这些观点似乎有些“以偏概全”，而刘秀定都洛阳与其后关中数百年的衰落又有什么关联？

自古以来，帝都的选择无不与政治、经济紧密相连。政治考量的是安全和法统，经济考量的则是百官与百姓能否无衣食之忧。比如，西汉建都长安出于安全考量的同时，通过移民政策，保证关中的经济生产足够消费。唐代的一段时期，必须到洛阳就食方能解决粮食短缺的困扰。因此我们判断朝代建都选择正误时，大概不外乎以上两点标准，即是否根据当时形势做出最佳选择，而非抛开历史事实，仅以成败来断定。

从中国漫长的历史看，尤其在郑樵之前，长安、洛阳、建业三城是古之政权定都的依次之选，这种常态由天然的地利促成，也就是安全性。而在刘玄之前，长安作为都城未有失败的经验，洛阳和建业尚无定都的经历。

洛阳虽说是周时旧都，但到西汉末年，它不过是一个历史传说，且洛阳也从未做过严格意义上大一统的都城。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加之法统的需要，长安必然是刘玄建都的首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拿北宋建都作为参照。

北宋建都开封曾引起最为激烈的讨论，它正好体现出只考虑经济因素对都城安全的危害。真宗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侵，直抵黄河北岸。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迁都金陵、成都、洛阳、长安等提案甚嚣尘上。金陵、成都由于所处位置的天险加之与辽里程较远，安全自不必说，而持洛阳、长安之说者，大体无外乎国家既能镇守经营北方，又有险可恃，是比较折中和务实的考虑。

靖康之难，二帝被虏，引起了后世对建都开封更大的反思，郑樵以为“: 宋祖开基，大臣无周公宅洛之谋，小臣无娄敬入关之请，……遂有靖康之难”，顾祖禹说:“河南者，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

他们都指出了开封缺少战争屏障的弊端。但支持建都开封者则以为，迁都金陵、成都是国家败亡的征兆，有失国体，这是首先就可否定的建议。长安、洛阳形胜之势虽好，但此时二城已形同丘墟，根本无法承载帝都的需要，而开封经梁、晋、汉、周做都的经营，都城规模已具，加之经济富庶和人心思定，它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再者，西汉、唐以长安为都，东汉以洛阳为都，也未改变灭亡的命运。

“一个王朝的衰败甚至灭亡，是由其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因素决定的，与都城是否有山川可恃，并无本质联系。”

国势由综合因素决定无错，但其中无视地形的重要性自然不免偏颇，姑且不说历来兵家把地形作为战争的主要探讨对象，仅就三国东吴赤壁败强曹、孱弱的东晋淝水破前秦等历史事实，就足以说明都城有凭恃之险是天然的优势。

论者以为汉唐虽守长安最终也避免不了亡国的历史命运，旨在说明国之胜败与建都选址无关，但事实上汉唐的国力昌盛和国运绵长是北宋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不无与定都着眼久远有关。或以为关中和洛阳残破，无法承受都城所需，这是推诿的借口而已，如果够坚决，北宋余年的统治时长足以修复长安或洛阳。因为我们不禁会想到，在短时间内西汉和隋能在几为废墟上建立起长安城，东晋和南宋的南迁可在仓促之间确立新都并维持下去，说明重建新都并非不可成就，只是北宋当局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墨守因循而无迁都的决心。

钱穆先生对选建都城十分看重，认为所谓交通、城建、经济等困难相对于有“立国百年大计”的建都而言，都是“不足虑的”，他通过比较得出结论：

昔咸阳残破，汉高祖都洛邑，一闻娄敬、张良之献议，即日西迁，遂成西汉二百年辉煌大业。光武以长安毁于赤眉，不再西驾，而东京局促，即远不如前汉之恢宏。宋太祖忌漕运，因承五季汴梁之漏制，而宋祚终以不振。

在冷兵器的年代，都城防御及其对人的心理安全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开封被围，国事土崩瓦解，赵构窜于江表，凭借长江天险获取安慰，继任者承其余绪，醉生梦死直至于亡，又是走向把安全看得过重而忽视人力经营的又一极端。

回落到刘玄建都长安的考虑，笔者以为此时的长安在安全和经济上足够保证政府的日常运行，与西汉、新朝并不会有太大差别，所以这两点应不是刘玄十分重视的问题。他所看重的是承接西汉而来的法统及长安对法统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刘玄的失败，并非迁都失策，而是其内政处理失当，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刘秀对他的叛变所致。

有趣的是，刘邦、刘玄、刘秀都曾定都洛阳，不同的是前二者俱迁都长安，一成一败；刘秀未迁，亦成汉家二百年天下。因此两汉定都与成败就成了前人热于讨论的话题。但对刘玄迁都长安，探讨较为深刻的，仅有王夫之。

他指出：“更始之亡也，则舍洛阳而西都长安也。”并认为迁都原因是绿林将帅“贪长安之富盛”，出于掳掠的目的。此乃古之士大夫之于农民起事者一贯持以的轻蔑之论。据《后汉书·郑兴传》可知，定都长安的意见并非主要出自绿林将帅。长安由李松和申屠建二人共同领导攻下，申屠建是否绿林出身史无明言，他曾“尝事崔发为诗”，估计是士大夫阶层无疑。

李松是南阳大姓李通的族弟，是身份明确的士大夫阶层，劝说更始定都长安是他的意见，因此就不存在是绿林将领为掳掠而提建都之事。时李松行丞相事，派其长史郑兴劝说更始西驾长安：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留洛阳。兴说更始曰：

“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

郑兴的提议能说服更始，是王莽末年社会背景使然。“人心思汉”、“刘氏复兴”的传言四起，以至当时起事者无一不打着刘氏的旗号。在此情形下，取得正统显得尤为重要。郑兴所谓的“本”，即指正朔、正统。入长安，即意味着得正统、得天下，犹如后世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至高的有利位置。

如此一来，其他纷纷逐鹿者自然失望而转向安分，像赤眉这样的“末”也会不解自散。否则如若有人捷足先登，据长安以号令天下，更始政权将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要么是勤王之兵，要么是犯上之寇，抗击来自长安的挟制或讨伐尚自顾不暇，又怎能扫平关东和“安卧”洛阳呢，这种考虑在当初而言也是形势所迫，不可简单鄙以计短谋拙。

不过迁都提议一出，来自山东诸将乐于都洛阳不愿西迁的阻力很大，以此刘玄作了“朕西决矣”的表态，才将各种不满意见暂时压下去。这与刘邦仅凭娄敬、张良之言，力排众议进关非常相似，而这正是刘秀所欠缺的气魄。

娄敬建议刘邦迁都长安时提出五点建议：一是洛阳乃周的旧都，周是天下共主，汉朝初创，直接承袭周在舆论和国运上不合适。二是刘邦以汉王与项羽争天下，杀死关东人无数，建都洛阳将直面敌对势力，无缓冲余地。三是长安“背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安全系数大于洛阳。四是“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经济上足以自足。五是即便关东失却，据秦地依然可以独立为国，与战国时秦国无异。

这些因素刘玄自然也考虑到了，他更为看重的是法统，因为他打着“刘氏复兴”的旗号，不进长安自然难圆其说。但这引起了王夫之的强烈批判，除了绿林贪长安富盛之外，还有一点即逃避。因为赤眉等不稳定的强大势力都在关东，刘玄应该把这些势力平定以后才能考虑迁都事宜。

对此王氏非常推崇刘秀，因为在他眼中，刘玄贪于富盛，注定灭亡，而刘秀则寡欲坚定，注定兴起。王氏不过以成败论人，未见迁都抉择的形势。当时赤眉已经向刘玄称臣，所以刻意去消灭之并非紧急的选择，且师出无名，而长安周边盘踞很多势力，都打着“刘氏复兴”的旗号，欲进长安得正统，这是刘玄必须要优先解决的，而迁都以绝众觊觎者之望，无疑是上佳之选。

《东观汉记》中有“关中咸相望天子，更始遂西发洛阳”之句，意指更始帝西迁长安是顺应关中百姓的呼声。直到东汉章帝时仍有关中人提出迁都长安，为打消此念，王景、班固等人先后作赋以颂洛阳之美，但这种赞颂只停留在制度上，即定都洛阳，更趋向“王道”，而对其弊端却未作深刻的检讨。当然关中人之延颈相望，或许只是刘玄提议西迁的借口，真正促使迁都的还当是长安的法统。

相较而言，刘秀定都洛阳，于刘姓帝室或许有利，但于国家则弊大于利。据廖伯源先生的分析，东汉定都洛阳有以下考虑：其一长安经济不够充裕。其二刘秀迷信谶纬定都洛阳之说。其三更始先都洛阳，后徙都长安，未几败亡，光武或以此为前车之鉴。其四光武性格平实低调，少远大空泛之志，但求安稳无事，都关中则与羌、氐相邻，暴露在外，易见侵扰。而其影响：一是促使关中地区衰落；二是西北边界向东南缩进；三是放弃西域。

廖先生所言刘秀不都长安的第三点理由，尚有补充之说。前车之鉴固然无错，但不仅是败亡的经验，也是刘氏打着复辟的天命，到长安继正统更是天命昭昭，但迅速的败亡，是对天命最大的讽刺和揭穿。刘秀此时去长安再无天命可言，到长安又是对刘玄的继承，鉴于刘玄实质上是被刘秀击败，这又成了他最要回避之事，而在洛阳建都则更心安理得。

同时关东将相反对迁都的阻力很大，刘秀根本没有与之对抗的决心。这都是促成东汉定都洛阳的重要原因。就国家大一统的向外开拓而言，东汉不如西汉，就人格而言，刘秀没有刘邦及刘玄的锐气和担当。

钱穆先生论此说：中国地形，既自西北倾向东南，山脉河流全向东南贯注，一切风气土物，亦削于西北而积于东南。若非有一种人力为之驱策，则东南常有沉淀壅滞之患，而西北则有寒荒剥落之象。西汉因建都关中，故东方人物经济不断向西输送，而全国形成一片，血脉常运，元气常调。东汉因建都洛阳，东方人物经济仅至洛阳而止。函潼以西，受不到东方暖气，其本土仅有之人物经济亦不断向东滑流，渐枯渐竭，终成偏痹之症。

简言之，即建都洛阳不利于全国性的经济人物流通，建都长安是迎难而上的进取精神，而建都洛阳则透露着“退婴”的气象。验之于唐以后的西北历程，可见斯言不谬。千余年来中国经济人物逐渐集中于东南，西北人物也向东南集聚，没有一强制的手段或首都的吸引力，不但东方的人力财力很难自主流向西部，本土人物亦难完全定留，西北复兴难收骤然之功。

王夫之以为更始帝失败的第二个失策是未能安置好赤眉，赤眉西进推翻更始，与更始之西入长安的本性无别，都是出于掠夺财富和攫取高位。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

“赤眉本身都是小农生产者，他们朴实的愿望是希望看到更始政权为农村带来和平和秩序，但更始政权的表现让他们彻底失望，所以才背叛更始，走向政权化。”

这与王氏以为的樊崇等人因一己私利没得到满足而叛变的观点相距甚远。西嶋定生之言没错，但关键是抱有这一愿望的小农生产者比比皆是，历朝历代都有，何以未作政权化的行动，偏偏赤眉实践了呢？

除了赤眉有一定实力之外，主要还是他们看到存在推翻更始的希望，这正是刘秀给予的。从当时形势看，长安、洛阳、河北三处主力军队加起来人数当在百万以上，尤以洛阳三十万为精锐，刘秀收编的上谷、渔阳的突骑更是所向披靡，加之各地驻防军，更始政权对赤眉具压倒性优势。然而赤眉对关中的攻击似为从天而降，在河南的纵横几乎未遭任何阻挡。

他们从武关、陆浑关两道俱至弘农，“与更始诸将连战克胜，众遂大集。……进至华阳”。李贤注引《河图括地象》曰：“武关山为地门，上为天齐星。”“陆浑县有关，在今洛州伊阙县西南。”概言之，武关险，陆浑强。武关单凭险以防人似不足论，但陆浑阻击不力，未免使人不解，毕竟洛阳驻扎着朱鲔、李轶、武勃等三十多万大军，距此仅数十华里，让赤眉如此轻松过关，必有迫不得已之苦衷。事实上是刘秀在河北的崛起并对更始的叛变使然，以致洛阳大军无力也无暇与赤眉展开决战。

刘玄安排李轶和朱鲔屯兵三十余万镇守洛阳，起初之意无非在盯防赤眉。但是在刘秀背叛之后，这支重兵就只能对抗刘秀了。如在王郎起事之时，河北摇动，刘秀北逃，刘玄迅速派遣谢躬率马武等六将共十几万大军进入河北，一路向北平定响应王郎的州县，最后与刘秀会合拿下邯郸。但此时刘秀已不甘屈人之下，火并了谢躬，收降了马武等。从此，河北成为刘秀的势力范围，并把前线转移到洛阳之北，洛阳至此陷入对抗河北而难以自拔的境地，对赤眉则无暇顾及了。

在洛阳统帅的人事安排上，李轶依附刘玄属于亲贵派，朱鲔出身绿林大将属于实力派，二人相互监督、制衡，这是绿林和南阳士大夫一直以来相互挟制的惯例。不过据史载，李轶与朱鲔关系较密，且朱鲔倒向刘玄比较彻底，总体而言洛阳有利于刘玄政府的控制。但是建立在不同集团利益之上的团结，根基终究是不稳固的。

刘秀叛变之后，派邓禹攻击长安，其后赤眉也迅速挺进关中，长安风雨飘摇。此时刘秀派人诱骗李轶，使出离间计，李轶欲献城，洛阳随即起内讧，李轶被朱鲔所杀，导致洛阳局势陷入混乱，只有婴守之力，而无狙击之功。

洛阳是长安的屏障和依靠，洛阳的被动，导致长安更加失却抵御之意志。刘秀攻击刘玄的逻辑是怕刘玄抵敌不住赤眉，刘家江山不保，他取代之则能击败赤眉重振汉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刘秀一方即可战胜赤眉，那为何不选择效忠刘玄而选择背叛呢？

这个逻辑显然难以令人满意。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我们稍作推算，如若刘秀不叛变，以洛阳为主的河南大军与赤眉正面交战，河北谢躬、刘秀大军与其他方面军侧面呼应，赤眉首尾相顾不暇，怎敢越洛阳进而轻易入关呢？所以刘玄之失败，主要败在刘秀对其帝位的觊觎上。

刘秀在吸取刘玄失败的教训后，在政治上改弦更张，主要一条就是退功臣进文吏，未像乃祖刘邦之诛除强臣，后世一直拿宋太祖赵匡胤与其相提并论，以为是仁慈帝王的典范。刘秀以权臣确切地说是地方实力派造反成功，惧怕武臣效仿，因此退功臣带着迫不得已的成分，而这当然给了处境相同的宋太祖以启示。不幸的是，东汉之舍长安都洛阳，导致关中地区五百余年不振，宋太祖定都开封，关中不振乃至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