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紧张和政策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未来的道路将取决于如何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
过去80年来，大多数国家赖以生存的全球经济体系正在重置，世界正迈入一个新时代。现有规则面临挑战，而新规则尚待出台。自1月下旬以来，美国宣布了一系列关税措施，首先针对的是加拿大、中国、墨西哥等关键行业，最终在4月2日几乎全面实施。美国实际关税税率飙升至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而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制措施则大幅推高了全球关税税率。
由此产生的认知不确定性和政策不可预测性是影响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关税的突然上调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显著减缓全球经济增长。鉴于当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IMF的报告对全球经济提出了一系列预测。
IMF的《世界经济展望》参考预测涵盖了美国2月1日至4月4日期间宣布的关税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这使得IMF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至2.8%和3%，与2025年1月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累计下调了约0.8个百分点。IMF还提供了不包含4月份关税的全球预测（4月2日之前的预测）。按照这一路径，2025年和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会小幅累计下调0.2个百分点至3.2%。
最后，IMF纳入了基于模型的预测，该预测包含了4月4日之后发布的公告。在此期间，美国暂时停止了大部分关税，同时将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了令人望而却步的水平。即使这一暂停无限期延长，也不会与参考预测相比对全球前景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是因为，即使一些最初高关税的国家现在将受益，美国和中国的整体有效关税税率仍然居高不下，而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并未减少。
尽管经济放缓，但全球经济增长仍远高于衰退水平。全球通胀率每年上调约0.1个百分点，但通货紧缩的势头仍在持续。迄今为止，全球贸易保持着相当强的韧性，部分原因是企业能够在必要时重新调整贸易流向。但这一次，这可能变得更加困难。IMF预测，到2025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低于产出增速，降至1.7%——这是自2025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发布以来的大幅下调。
然而，全球估计值掩盖了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关税对实施国构成负面供给冲击，因为资源被重新分配到竞争力较低的产品生产上，导致总生产率下降和生产价格上涨。中期来看，IMF预计关税将减少竞争和创新，并加剧寻租行为，从而进一步拖累经济前景。
在美国，需求在近期政策发布之前就已出现疲软，反映出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根据IMF4月2日的参考预测，IMF将美国今年的增长预期下调至1.8%，比1月份下降了0.9个百分点，其中关税占了0.4个百分点。IMF还将美国通胀预测从2%上调了约1个百分点。
对于贸易伙伴国而言，关税主要构成负面需求冲击，迫使外国客户放弃其产品，即使一些国家可以从贸易转移中受益。与这种通货紧缩趋势一致，IMF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测下调至4%，即下调0.6个百分点，通胀率也下调了约0.8个百分点。
由于欧元区实际关税相对较低，其经济增长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0.8%。无论是欧元区还是中国，更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都将在今明两年提供一定支撑。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可能大幅放缓，具体取决于关税的最终结算地点。IMF已将该集团的增长预测下调0.5个百分点，至3.7%。
密集的全球供应链可能会放大关税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多数贸易商品都是中间投入，需要多次跨境才能转化为最终产品。正如IMF在疫情期间所见，供应链中断可能会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上下传播，并可能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面临市场准入不确定性的企业可能会在短期内暂停生产，减少投资和支出。同样，金融机构也会重新评估借款人的风险敞口。不确定性的增加和金融环境的收紧很可能在短期内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油价的大幅下跌就反映了这一点。
关税对汇率的影响错综复杂。作为关税征收国，美国可能会像以往一样看到其货币升值。然而，正如IMF在关税公告发布以来所看到的那样，更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更黯淡的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以及全球对美元资产需求的调整（迄今为止一直是有序的）可能会对美元造成压力。从中期来看，如果关税导致美国可贸易商品部门的生产率相对于其贸易伙伴下降，美元实际汇率可能会贬值。
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有所增加，不断恶化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随着市场对黯淡的增长前景和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做出负面反应，金融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收紧。虽然银行总体上资本充足，但金融市场可能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然而，如果各国放松当前的贸易政策立场并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增长前景可能会立即改善。解决国内失衡问题，在数年内可以抵消经济风险，提高全球产出，同时显著有助于消除外部失衡。对欧洲而言，这意味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加速生产率增长。对中国而言，这也意味着加大对内需的支持，对美国而言，则意味着加大财政整顿力度。
IMF的政策建议呼吁审慎行事并加强合作。首要任务应是恢复贸易政策稳定并建立互利安排。全球经济需要一个清晰、可预测的贸易体系，以解决国际贸易规则中长期存在的差距，包括普遍存在的非关税壁垒或其他扭曲贸易的措施。这将需要加强合作。
货币政策也需要保持灵活性。一些国家可能面临通胀与产出之间更为剧烈的权衡。在其他国家，通胀预期可能变得不那么稳定，新的通胀冲击紧随其后。遭遇价格压力复苏的国家将需要强有力的货币紧缩政策。对其他国家而言，负面需求冲击将需要降低政策利率。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在所有情况下都至关重要，而央行的独立性仍然是其基石。
关税调整加剧的外部波动以及可能持续的避险环境，对新兴市场而言可能难以应对。IMF的综合政策框架强调，让货币在基本面力量的驱动下进行调整至关重要，就像现在的情况一样，并阐明了各国应该进行干预的具体条件。
财政当局面临着高债务、低增长和不断上升的财务成本的更加严峻的权衡。大多数国家的财政空间仍然不足，需要实施渐进且可靠的整顿计划，而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也受到官方援助减少的打击，可能陷入债务困境。
新的支出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脆弱性。对于那些面临冲击严重影响风险的国家，寻求支持的呼声将会增加。此类支持应保持精准定向，并纳入自动日落条款。过去四年的经验表明，打开财政支持的水龙头比关闭它更容易。
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面临着国防相关支出新的、永久性的增长。这些支出应该如何融资？对于财政空间充足的国家，只有额外支出的临时部分——即帮助其适应新环境的临时支持或重建国防能力的初始支出膨胀——才应通过债务融资。对于所有其他国家，新的支出需求应通过削减其他支出或增加收入来抵消。
不应忽视更强劲增长的必要性。各国政府应继续进行财政和结构性改革，以帮助调动私人资源并减少资源错配。各国政府还应投资于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培训，以便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中获益。
最后，全世界都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全球体系需要重新构建——并认识到数十年来不断深化的贸易联系促进了快速但不均衡的经济增长。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人们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化不公平地取代了许多国内制造业岗位。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中，制造业就业占比在贸易顺差国家（如德国）或逆差国家（如美国）长期处于下降趋势，这些不满情绪也有一定的道理。
这种衰退背后的深层力量是技术进步和自动化，而非全球化：在这两个国家，制造业的产出份额一直保持稳定。这两种力量最终都是有益的，但也可能对个人和社区造成极大的破坏。确保全球化的进步步伐与解决随之而来的混乱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是所有人的共同责任。
这要求政策制定者超越“赢家”和“输家”之间补偿性转移的简化视角，无论是技术革命还是全球化。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导致许多人陷入零和博弈的世界观，认为一些人的收益只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相反，必须更好地理解这些根本原因，以便IMF能够建立一个能够提供更多机会的更完善的贸易体系。这一目标已载入IMF的《协定》中，其中要求 “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增长，从而促进和维持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
全球一体化本身并非目标。它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帮助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