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 除了介绍李清照的作品，也述评李清照的《词论》。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张教授说：Li Qingzhao had her own theory and composed a treatise “On Ci Lyrics,” in which she critically reviewedall the major writersof cilyrics since the Tang and particularl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249) 这句话中的On Ci Lyrics, 就是《词论》。

然而，all the major writers of ci lyrics是什么意思？所谓all (全部)，到底有多少个作家？北宋末的周邦彦（字美成，1056-1121），算不算是 major writer？李清照不提周邦彦，她看不起“词中老杜”周邦彦吗？

如果李清照没提到周邦彦而张隆溪教授认为并无问题，那么，是张隆溪教授看不起周邦彦？（所以，张教授认为: 李清照已经reviewed all…, 她没有遗漏周邦彦）。

这情况好比：有学者写了一本《大唐诗史》而书中完全不提李白、杜甫，然后，有二十一世纪的学者说：《大唐诗史》讨论了唐诗的所有名家。

《大唐诗史》

讨论大唐诗史，竟然连李、杜都可以忽略！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谁不放周邦彦在眼内？也许，我们考虑问题的另一端：周邦彦是否“不入流”？但是，如果周邦彦真的不入流，他怎会获得“词中老杜”之称？

张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 之中，有一章 Late Northern and Early Southern Song Literature, 其下有CiLyrics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一节，张教授认为贺铸和周邦彦是北宋晚期的重要词人：Two important ci lyric writers of the late Northern Song are Ho Zhu and Zhou Bangyan. (p.237)

关于贺、周二人，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五章第四节是“秦观、周邦彦及北宋晚期的词”，内文说到:“〔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远高于贺氏〔贺氏＝贺鋳〕”(页205)。贺鋳，就是贺方回。

李清照《词论》有论及“贺方回”，她说：“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敍。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修订本）》，上海古籍2013年版，页289)。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修订本）

李清照连贺方回也论及，而周邦彦的文学地位被认为是“远高于”贺铸，她却不提周邦彦。这种情况，怎能不激起读者的好奇之心！按照《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标准来看，李清照未能做到 critically reviewed all the major writers of ci lyrics.

为什么李清照《词论》不谈周邦彦？

周邦彦是李清照的同时代人。周邦彦逝于宋室南渡之前。在李清照眼中，周邦彦的文学地位不够高吗？

下面，我们讨论其他人怎样评价周邦彦。

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早有人评定过。清代常州词派周济以周邦彦词为最高典范（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页318）。

1873年，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出版。周济的宋词四大家是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和吴文英（注意：宋四家，不包括李清照）。

常州词派的后学陈廷焯（1853—1892）以“大宗”“巨擘”形容周邦彦（字美成）。在《白雨斋词话》中，陈廷焯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 1983年，页874）。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1877-1927）撰《清真先生遗事》（国学丛刋社, 1927年），王国维说：“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唯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才子，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王国维遗书》第十一册﹔孙虹校注《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頁466) 。王国维说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人皆“不逮先生”，就是说清真先生的词冠绝北宋朝。

本文题目中的“词中老杜”正是出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1906年撰）。

《清真先生遗事》刻本，1927年。

民国年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指出：周邦彦“开咏物一派”(页255)。又说：“周邦彦是以宫廷词人的地位，审音协律，注重工雅，好用典故，成为格律词派的建立者。”(页256)。

在刘大杰笔下，周邦彦是宗师级别的人物（开咏物派，建立格律派）。这些评语，都有一定的依据。

到了二十一世纪，王小荣《唐宋婉约词史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年)评周邦彦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

基于以上两位史家的评价，如果有人还认定周邦彦不属于a major writer of ci lyrics，是说不过去的。

《周邦彦行实新证》

也许有人认为李清照因为妒忌周邦彦的成就所以故意忽略他。真相如何，有待研究。李清照也可能只是一时疏忽，也可能因为周邦彦的作品没有什么可以挑剔，或者李清照根本就没有接触到周邦彦的词，例如，她写《词论》时，还没有注意到周邦彦，那时周邦彦的名声也許还不是很大……。

换言之，在李清照写《词论》时，周邦彦的作品未必流通得很好。

李清照对北宋初以来的著名词人加以点评，贬语多而褒语少，例如：谓晏殊（991—1055）、欧阳修、苏轼三大家的作品她说是“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李清照又评名气较小的词人，说：“晏〔几道〕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庭坚〕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梁俊仙《此花不与群花比:易安词与词学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页135）。总之，她认为每个北宋词家都有不够好的地方。

梁俊仙《此花不与群花比：易安词与词学思想研究》

李清照一方面批评秦观“少故实”，另一方面又批评黄庭坚“尚故实”，真是“过犹不及”，别人写词都做不到平衡、恰到好处！太少故实或者太多，似乎都是“以我李清照为准”（她没有具体说明）。

也许，李清照根本挑不出周邦彦的毛病，所以才没有提及周邦彦。在词的音律方面、用典方面，周邦彦是个中能手。

接受史(reception history)上“后起的名声”也有可能导致李清照《词论》不提周邦彦：周邦彦在北宋可能还没有显赫的声名、词作流传不广。如果是这样，北京时期的李清照就没什么机会读到周邦彦的词。

这与周邦彦词集面世的日期（传播范围）有关。换言之，周邦彦的词名，可能是在宋室南渡后才随其词作的流播而渐渐建立起来的。

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能轻易找到周邦彦的词作，不代表李清照和两宋之交的人也能接触到周邦彦的词作。

美国学者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注意到北宋词人之中，没有多少人提到周邦彦 (Stephen Owen, 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Stephen Owen, Just a Song. 2020

李清照《词论》写成于北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偏偏周邦彦词在北宋谈论者不多, 宇文所安说：While many Southern Song critics considered Zhou Bangyan's work to be the culmination of Northern Song lyric, there is no entirely credible reference to his lyrics from the Northern Song itself. (Stephen Owen, Just a Song,p.208)。

梁俊仙指出，大部分学者认同李清照《词论》的“北宋说”，即《词论》写成于北宋（梁俊仙《此花不与群花比: 易安词与词学思想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页135）。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起初也没有很重视周邦彦词，他曾经说过：“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页365）。

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2013年版。

后来(1906年)，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才许以“精工博大”的考语（孙虹校注《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466。全文刊于页444-471﹔孙虹、孙龙飞《词中老杜周邦彦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版；罗忼烈《清真集笺注》页589）。

“挑不出周邦彦的毛病”、“后起的名声（接受史）”、“《词论》是早期之作”纯属笔者的推测。无论如何，李清照词论中的“缺漏”，反而令我们更加注意周邦彦的文学地位。

孙虹、孙龙飞《词中老杜周邦彦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邦彦词一度得到劣评

在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周邦彦被打成“封建文人”，被批评是“醉生梦生，在一座就要爆发的火山顶上寻欢作乐。”(第四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据说由余冠英等人主编）宋代文学的第五章第三节有“贺铸和周邦彦的词”一节（第二册，頁713），执笔者承认周邦彦在文体方面有成就甚至有贡献，但是，周邦彦的文学地位仍然不高。

为什么？

执笔者批评周邦彦“直接以文艺去奉侍皇帝和贵族”、“写不出能反映广大社会现实生活而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的作品”、“写些艳词，以娱乐当时的统治阶级”、“艳词……透露出一些色情的底子”（文研所《中国文学史》页716-717）。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文研所这部文学史几乎把周邦彦看成是下流的清客、帮闲。

总之，执笔者知道前人对周的评价颇高，但是，鉴于前人着重周邦彦“词作的艺术性”而忽略“思想内容的消极方面”，所以，执笔者评定周邦彦成就有限（页718）。

这种论调（政治挂帅、阶级决定论）明显是重内容而轻艺术。这其实酷肖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清真先生）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人间词话》第33条）。

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书中，“周邦彦侍奉贵族论”很少再出现。

这一节，我们检阅袁行霈主编（北大本）和章培垣、骆玉明主编（复旦本）的两种文学史书，看看这两部文学史书怎样讨论周邦彦。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对周邦彦的评价明显比较踏实，舍弃“以阶级论词”，例如，执笔者表彰周邦彦的咏物词、词作的体制法度、化用前人成句、自创曲调、规范词律之功。

章培垣、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第四篇第五章花在周邦彦身上的篇幅远少过袁行霈主编本。撰稿者主要关注周邦彦作品能于景中寓情、櫽括唐人诗语、在表达形式上的成就。

《中国文学史新著》

换言之，北大袁行霈主编本和复旦大学章骆主编本主要从文学角度论周邦彦，尤其注重周邦彦在词律方面的贡献。

袁编本和章骆本偏重周邦彦词在艺术形式方面的特征，一反游国恩主编本和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对词作内容的偏重（内容决定论）。

周邦彦的卒年是1121年。这年，已进入北宋的末期（北宋，公元1127年灭亡）。李清照，生于1084年，卒年在南宋。

周邦彦、李清照二人在世的时间有重叠（重叠了37年），但是，有些文学史书和论著似乎据二人的卒年将二人分隶北宋和南宋，例如：崔海正《北宋词研究史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不谈李清照（页349）。

李清照若在北宋写《词论》，她也许不知道周邦彦的词作。

周邦彦的文学地位，很可能是在南宋建立，姜夔（1155-1235）说:“必若美成、尧章，宫调语句两皆无憾，斯为冠绝。”（王支洪《清真词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页94）。

此后，周邦彦的文学地位升降变化甚大，例如: 在清中期到清末民初，周邦彦声誉甚隆，王国维推许为“词中老杜”。民国时期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推崇周词。

然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学史》（1962年）、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63年）之中，周邦彦的作品却因“人民性”不足而受到贬抑。近几十年，在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本、复旦大学章骆主编本《中国文学史》中周邦彦的地位提升了不少，基本上实现了“去政治化”(de-politicizing)。

到了二十一世纪，张隆溪教授一方面说：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 ofcilyrics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is Zhou Bangyan (1056–1121), 另一方面，张教授对于李清照《词论》不提周邦彦却似乎毫无所感。这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事。

罗忼烈《清真集笺注》，上海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附记一：“简史”也是史，不宜放弃求真

2024年8月3日，古代小说网刊出洪涛《采小说情节入史书——女词人・绝佳之作・层累之弊》（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一）》，文中提出:《琅嬛记》属于神异小说类，这本小说之中的陆德夫可能是个虚构的人物。

郦波《宋词简史》似乎将《琅嬛记》所载视为信史，又把陆德夫当成实有其人(《宋词简史》页317)。

《宋词简史》以鉴赏为主，郦波先生的鉴赏能力强，这是无庸置疑的。因为郦先生标榜其著作是“史”(简史)，所以，笔者也以史书求真的原则来对待《宋词简史》，例如：    赵明诚有“陆德夫”这样的朋友吗？其他问题，将来有机会再细论。

附记二：台湾大学叶庆炳《中国文学史》

台湾大学叶庆炳《中国文学史（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指出: 周邦彦多咏艳情景物，“以艳情和景物互为表里，配合运用，邦彦最优为之。”（页54）

叶庆炳《中国文学史》

叶庆炳的上下两册本《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主编本、余冠英等人主编本《中国文学史》一样，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版的（1965年印上册，1966年印下册）。叶庆炳论周邦彦，无“内容决定论”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