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开始和一位亲切但有些忧郁气质的女士，学习俄语，并且，在1960年和1972年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用到实践中了。
但是，俄语有很多生僻的词根，并且与欧洲语系没有任何联系，这对于一个51岁的人来说，确实很难记住。
但这仍然给了我另一种能力，能用带有外国口音的俄语，提出一些问题，只是仍然听不懂回答。
叙述类似学习语言这种总是充满了希望、却从未坚持到底的事业中的小枝节，意思并不是想要用失败的例子，来警示年轻人。
我始终认为，假如有6个月的集中训练，我可以精通任何语言。可惜我永远抽不出这6个月的时间，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在坎布里奇任教的前几年，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哈佛大学是最好的选择，它就像一座体育馆，运动员为了夺得冠军在这里不停地练习杠铃和吊环。
哈佛为著书立说、新思想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些专家讲得多，写得少，往往成为富有影响力的教师；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讲得少，写得多，往往成为一流的教授。
如果想要跨过最后一个障碍，成为终身制教授，有著作面世肯定要比讲课更有分量。当然，关于著作与讲课哪个更重要仍然存有争议。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写作显然持久性更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读过你的作品，影响力也更大。如果你所写的内容，只是不断重复课堂上的讲课内容，那么恐怕也难以出版。
这对我个人很合适，因为在我的新领域中，有大量基础的资料和新的理解，可兹利用。这样的著作，是读者所期盼的。
尽管如此，我知道与新的学科领域相比，在发展成熟的领域内，出版书籍要更加不易。当新手们的学术造诣追赶上罗斯托夫采夫、哈斯金斯、布克哈特、麦基尔韦恩这些大师之后，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每个人，应该相信一个事实，即每一代人都必须回头重新审读历史，但是，审读的历史往往漫无目的。许多比较大的主题，可能被丢弃到垃圾箱中，无人问津，包括你自己的论题。
我的问题与此迥然不同。我早就充满了信心，如果我能实现自己既定的目标，历史系就会给我终身教职。
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尽管如此，职务委任制度也并非完全可信。1936年，刚刚上任的校长柯南特任命一位数学家为院长，这位数学家明显更适合与数字打交道，并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当经济学院一致推荐两名教师——雷·沃尔什和我在埃克塞特的室友兼好友艾伦·斯威奇——续任他们为期三年的讲师合同时，校方以预算为由否决了。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的哈佛教工工会中，表现得过于活跃，而且，他们还积极参与了旨在团结广大劳动者的“新政”运动。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校方的这项决议背后，恐怕有不少歧视和偏见。1937年5月，141名未取得终身岗位的哈佛教员，在经过一系列充满愤怒的商议和决议后，向9名正教授递交了一份15页的备忘录，要求他们调查这一事件。
柯南特有很强的判断力，他任命这个小组作为自己的评审委员会，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每周举行例会，在收集了大量口头与书面证词后，1938年5月，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向校方建议，重新任命沃尔什和斯威奇二人。
委员会的理由是，他们认为校方之前并没有充分审查此二人的优秀之处——之所以用这个理由，是因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在校方之前的决策过程中存在偏见。
世界上很难再有比这个委员会更富有能力的群众组织了，因此，当哈佛理事会再次打回了这份86页的推荐报告时，它实际上是在破坏自己的形象，同时，也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不公正的印象，就像10年前洛厄尔校长在萨科–万泽蒂事件中所做的一样。
这一事件，还给哈佛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损失，艾伦·斯威奇曾是一名出色的年级领袖人物（1929级），同时，还是哈佛校报《深红》的主编和年级秘书，他的身上具备那种只有校友协会会长和理事会理事才会有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正是哈佛理事会所倚重的。
成为公众争议的焦点，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就像我后来在50年代的感受一样。
事实上，虽然在一年之后，根据事实得到平反，但是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岗位，这是一种令人感到痛苦并且压抑的经历。
当然，艾伦·斯威奇仍然是一位能干的经济学家，他后来在威廉姆斯学院任教，还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过，在加州理工大学培养了大批的专家。
八人委员会在哈佛大学又工作了一年，审查哈佛大学全部校务。他们提出了详细的任免推荐书，并且得到了柯南特的认可，这也为哈佛在后来保持一支优秀的教工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始终认为，通过这次事件发展出来的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应该被视作“以此人事任命章程纪念艾伦·斯威奇”。
1937年2月，我在哈佛大学开始教学当时，我属于学校里的新人，教的却是内容生动但经常被人忽略的课题。
战争让中国持续成为报道的焦点，也引起全美的兴趣，人们将了解东亚局势作为不可抗拒的认可。我曾对1929级的学生作过报告：
“美国需要的好好学习东亚历史。”
我当时考虑得过于简单，认为我的工作，只是需要将事实真相提出来，而答案会自己出现。
不过，来听我这门课的研究生，改变了我这种缺少思考的授课方式。听课的人中，有三位加拿大人——E. H. 诺曼、拉尔夫·科林斯以及明明德，日后均成为外交官（后两位，后来成为驻北京的大使）。
他们哪怕是随便提出的问题，都很有深度。我很快意识到，所提出的任何“真相”，其实早已存在于一个假设的知识框架体系中。
真相陈述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先了解这个知识框架体系。通常来说，这些真相，都是该领域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已经由前辈们将它们提出来了。
所以，首先，你必须从中选择究竟采用哪种思路。其次，你要努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想想自己可以提出什么新的东西。每次面对一个论题的时候，必须尽力从全新的角度来考虑讲座的标题和表达方式。
于是，历史系讲授的范围，开始不断地扩大。由A. C. 柯立芝与斯坦利·亨培克开设的课程“1793年以来的远东”，主要讲述中国和日本“开放通商”以来的历史事件。
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作为英国的第一位大使来到北京，意图使中国对英开放通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认为东亚近代史的开端是从这一年开始，而中国却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这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
16至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往来中耶稣会士一章，似乎并未受到重视。因为，那只涉及宗教哲学，而与贸易和军事无关。
日本也位于远东地区，并且到1937年时，已经是非常引人注目了。除此之外，我发现朝鲜、亚洲内陆以及东南亚各国都是人口众多、文化丰富、历史悠久，相互都产生影响。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似乎没有任何人，对这些国家有足够的了解。
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在地图上标注这些地方。在叶理绥教授的资助下，我找到了极有天赋的制图师埃尔文，请他绘制了一系列体现地貌风格的地图。
于是，在埃尔文富有创造性的地图上呈现出了山脉高地、沙漠、三角洲以及其他的地势特征，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标注地名。例如，你能在伊犁和喀什噶尔之间找到木扎尔特山口，它直到1871年才出现在历史记录中。
我们一起制作了9张地图。埃尔文建议在他名字下，加上我的名字，作为地图的编者，但是，我觉得谦逊才是上策，毕竟地图是由他绘制的。
如今，我把地名索引发给了每位同学；而样本地图标注了准确的地名，放置于图书馆玻璃柜中保存。因此，我们的考试当然也包括有关地图的问题。
当然，教师讲课的声音高低不同。罗杰·比奇洛·梅里曼被称为“活蹦乱跳”，我想是因为他看起来有些像猫科动物吧。
他在历史课就对着我们扯着嗓子喊，当然，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新讲堂（阿尔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校长匿名捐赠，如今命名为洛厄尔讲堂）除去座椅很硬之外，在没有扩音器的时代，这里的音响效果也非常差。
因此，如何让500名不安分的新生能够被讲课内容吸引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曾有一次，在讲堂上课之前，与我们在一起的查尔斯·韦伯斯特就抱怨道，这是他见过的最艰难的工作。
最佳的男低音是威廉·斯科特·弗格森，我去听他讲授的希腊史课来学希腊语。课堂上没有人出一点声音，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他简洁优美的课程。至于我自己，虽然我对我的听力很有自信，但是，我仍然不敢有丝毫大意。
有些讲课人员，比如说弗雷德里克·默克，他讲课时的语速，很精确地是听写的速度。
我在清华大学上课时，就已经养成用释意来概述每一个要点的习惯，这种方式，仿佛会让人更快地理解要点。
有一种授课方式很让人称赞，主讲人并不需要讲稿，完全脱稿。詹姆斯·巴克斯特三世就是这样的人，讲课的同时，还会在讲台上走来走去。
而我在课上，通常会发给学生一张单页，作为课程纲要的一部分，上面列有名字和术语，同时，还附加一份参考书目。
它替代了黑板，对我来说，不必弄脏自己书写板书，对他们来说不必盯着黑板抄写下来，我给学生发一张纸，一切都准确无误。
讲课作为一门戏剧表演的艺术，需要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至少需要由语境、主题、发展、高潮等几部分组成。
即使是指定的阅读，也无法替代它，因为教师讲出来的内容，经常会比书中内容传达更多的观点、更多的相关知识以及某些可能的推论。
归根到底，听讲者应该在听课的过程中，与主讲人产生“心灵的共鸣”。无论他过去是否有真正产生过共鸣的经历，思考“事物的过去究竟是怎样的”都是一种理想中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拉德克里夫学院还只是附属于哈佛大学，就像是一个傻姐妹一样，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
每次在哈佛大学为三四十名学生讲完课后，我通常会穿过草地，来到拉德克里夫学院，为6到12名女学生将刚才的课堂内容重复一遍，以此来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
我因为无法忍受机械式的简单重复，加之坐在这里的一个大桌子上，而不是讲台上，没有讲台，课堂慢慢蜕化，变得就像家庭教师的独角戏。
在这里，甚至连挂图都找不到，无论什么表演，都被用到站立的讲课中。有些拉德克里夫的学生觉得受到了欺骗，而有些则为能够分享哈佛大学的教育资源而感到高兴。
后来，教务长普罗沃斯特·保罗·巴克申请战时财政拨款打开了男女同校的大门，这实在是做好事。从那时起，我的至友中，才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
此外，我认为历史学应该充满心理形象，包括地图、遗址、风景和人物，而不只是一张阶梯状的年代列表。
哈佛大学历史系幻灯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埃德温·赖肖尔和我在1941年共同开设“东亚文明的历史”课程时，我们开始采用幻灯片辅助授课，后来，将这门课的讲稿编成一套系列教材。
当时，福格博物馆和美术系已经有大量用玻璃制作的4×3. 5英寸的关于遗迹和绘画等内容的文献材料。于是，我开始将我看过的书页插图，制作成幻灯片，由于是在哈佛大学作私下的展示，并不对外销售，所以，并没有考虑版权问题。
幻灯片不仅可以生动体现故事的真实性，同时，还可以使得一些论题更加形象化。
例如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坡，或是清朝一代代的皇帝在世袭的过程中性格发生的转变，从17、18世纪开国者的正直、不屈不挠发展到19世纪初道光皇帝的暴躁吝啬，以及随后两位继承者的柔弱不堪，最后，终于被心胸狭窄且残忍无情的慈禧太后葬送了整个江山。
1973年，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一丝不苟的美术设计师萨姆纳·格里姆彻，他帮助我将15套幻灯片，配上我的评论解说，并且最终编辑成书《新旧中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哈佛大学历史系幻灯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从那时起，制作精良、记录稀有题材的相册，数量激增。
哈佛大学洛厄尔校长梦想的教育方式，就是将欧洲各国最好的教育模式综合起来，融合在一起，其中，包括法国细致入微的授课、德国的研究生研讨会和牛津剑桥模式的个别辅导制。
辅导是其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学已经有了这一切，唯一的问题是需要保证其正常运作。尽管辅导并不能使你获得终身制职位，但是，每个人都应技能熟练。
我在柯克兰大楼我的书房进行辅导时，摸索出一套极佳的辅导方法，即辅导的学生人数保持在3到4个人，最多5个人，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评论彼此的论文，而不必要求每位学生每周完成一篇论文。
总之，我会避免费力的一对一的辅导，这种做法曾经使得牛津大学的导师们筋疲力尽，不过白修德似乎是一个例外。
白修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最欣赏的学生也是我的第一个学生，真是命运的巧合。白修德是1938级的学生，与小亚瑟·施莱辛格同班，但他并不认识很多同学，对哈佛的很多事也知之甚少，因为，他总在忙于为生计奔波。
他的回忆录《追寻历史》是一部充满胆识与才智的传奇。书中很客气地提到了威尔玛和我。然而，书中唯一无法言表的，是我第一次见到白修德时的激动兴奋之情。
他看起来并不是很有精神，但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一流的口才。在他成为我辅导的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且获得了最高奖学金。
白修德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来到全盛时期的哈佛大学，熟悉古典文学，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教人学希伯来语。
他有着受过训练的头脑，也深知现实世界的残酷，而唯一欠缺的是社交经验——如何端茶、递交介绍信、熟悉当下的电影和书籍、游览欧洲各国首都以及做好一些表面文章。但只要时机成熟，其实这些小问题都是可以在一夜之间解决的。
白修德获奖的论文题目是《1915年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这是目前在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背景，而他的最优学业成绩使他的学位答辩获得了保证，以下是答辩中的一段对话：
魏鲁南教授：“BEFEO是什么？”
白修德：“那一定是一个出版物——难道这不是在河内出版的《法国远东学院院刊》吗？”
威尔：“那么，BMFEA呢？”
白修德：“先生，这个我不太清楚。”
不过，其他的考官认为这个问题属于故意刁难人。
给白修德讲课的感觉就像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烟花，你只需要点燃一个念头，他的思路就会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
孔子、柏拉图、孟子和亚里士多德怎么会成为同一代人呢？分属不同体系的文明真的是一个个独立的有机体吗？就和你我一样，都要经历出生、生长、发展以及衰老这些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