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交织着无数相互矛盾的篇章，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关孝道的问题上，两个看似对立的观念却贯穿了几千年的历史，那就是“丧期生子”与“无后为大”的矛盾。

这道德难题一直以来都被当作政治博弈的筹码，其产生的后果无时无刻不在悄然改变着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更为有趣的是，这个矛盾问题竟然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得不到解决。

为了理顺这个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丧期”的定义开始。最早关于守孝期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中庸》中有“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为什么要守孝三年？按照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的观点：“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这意味着父母用了三年时间才能让一个孩子离开怀抱，所以在父母死后，孩子要用三年时间来为父母守孝。

古代对守孝的要求极为严格，规定了许多守孝期间需要遵守的规矩，如不得饮酒、不得作乐，甚至包括不洗澡、不换衣，甚至在父母坟前搭棚居住等等。“不与妻妾同房生子”更是其中之一。在极端情况下，家中有至亲去世，已经怀孕的妇女需要打掉孩子以示“孝顺”。

“孝治天下”的理念最初来自《孝经·孝治章》：“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对于儒家而言，“孝”不仅是对个人道德的要求，还是对统治集团的要求。

然而，不同的规矩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应该如何解决呢？这成为中国道德学家们数千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

因为守孝期间“不与妻妾同房生子”的规矩，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产生了矛盾。这条关于“不孝”的定义来自《孟子·离娄上》，全文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古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无后”，是因为在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家族中，让长辈看到自家血脉传承是极为重要的。

从现实考虑，古代人多的家族，在维持自己势力和防止断子绝孙上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多子多福”成为一个重要的“孝道”标准。

然而，如果要把守孝期间的禁欲与配偶同房作为“孝道”的标准，那么由此产生的“无后”问题是否算作“不孝”呢？在这个两难问题上，历朝历代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博弈，上演了无数令人感慨或是忍俊不禁的历史话剧。

实际上，中国古代尽管很早就有了守孝的概念，但“守孝”真正大行其道还是在汉代儒家儒术独尊之后。在儒家“孝治天下”思想的影响下，一个人是否“孝顺”成为对个人品德和能力的重要考验。

两汉时期对居丧守孝更加重视，甚至出现了法律规定：不为亲行三年丧者，不得选举。在皇室的引领下，全社会以守孝为荣，对守孝不重视的人不仅遭到社会嘲讽，甚至遭到严惩。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规矩越是极端，反弹的力度越大。一些世家大族和显贵人物一方面标榜着荒诞的“孝行”，另一方面却私下里纵容自己妻妾成群。这种现象引发了古代的“严打”行动。

在晋惠帝元康二年（292），朝廷进行的大规模清议活动中，许多冒丧婚娶者被揭露，包括一些高官显贵。这些人不顾自己提倡的“孝行”规定，在服丧守孝期间娶妻纳妾生子，最终都受到了清议之罪的贬黜。

到了隋唐时期，虽然官方上开始有所松动，但在法律上仍然存在限制。唐代《户婚律》规定：“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然而，这一规定的约束力有限。在李世民四妃之一的杨妃丧父后，她在服丧守孝期间生下了吴王李恪。虽然法律上有一些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止一些高层人物在实际中违反规定。

而在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古不近人情而太过者有之，禁令服内勿生子，朕览书度意，实非万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人民则生理罢焉”，于是守孝期间不得生子的法律就从大明律中得以废除。

然而，尽管在法律上解决了这一问题，长久以来的传统观念仍然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守孝期内生子依然在社会上被看做不太道德的行为。

总的来说，孝敬父母是一种美德，但为了敦睦人伦，体现“孝敬”，违反人性，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也不应该被提倡。

这个看似简单的孝道问题，背后却涉及着社会伦理、法律制度和人性本能的复杂交织。我们应当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理性看待，不因一时一地的规矩而扼杀人们正常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