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从河南灾区返回重庆，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如愿见到了蒋介石，并将自己亲手拍摄的几张照片送给蒋介石。

看完这些照片，蒋介石愣住了，他不敢相信河南地区的灾情竟然如此严重。

随后，白修德对蒋介石说道：“河南的饥荒已经失控了，大约有上千万的灾民，有300万人饿死，还有300万人做了流民，只有少数的人还有一点食物，整个河南地区尸横遍野，甚至严重到了‘人吃人，狗吃人’的地步。”

听到这个一消息，蒋介石陷入了沉思，久久说不出话来......

当天下午，蒋介石不顾重庆酷热的天气，只身一人来到方家十字路口的一座天主教的若瑟堂，他静静地坐在若瑟堂里面，手里紧紧握着那些照片，嘴里默默念叨着为河南灾区百姓祈福的祷告。

美国记者白修德

1943年2月1日和2月2日，重庆的《大公报》相继刊载了《豫灾实录》和《看重庆，念中原》，两篇报道写得均是关于河南灾情的详细情况。

其中，2月2日刊载的王芸生所写的《看重庆，念中原》一文当中，有着这样的一段描述：

“昨天本报刊登了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经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但毕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经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

《看重庆，念中原》这篇报道一经刊登，顿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一些具有正义之感的社会评论家看完《看重庆，念中原》以后，作出这样的社评：“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税”，为什么国民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且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2月3日，国民政府得知以后恼羞成怒，以“调查不实，扰乱民心”为由，责令《大公报》停刊三日，闭门思过。

得知这个消息，白修德非常震惊，他不相信在国民政府的控制范围内，竟然还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灾荒。

一时之间，白修德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太多的问号，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对《大公报》停刊三日？《大公报》报道的内容究竟是否属实？河南的灾荒真如《大公报》报道当中所说的一样严重吗？

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件事情，白修德决定亲身前往河南进行实地探访。

其实，早在《大公报》停刊三日之前，除了《大公报》一直报道河南灾荒的报道以外，还有重庆《新华日报》也在持续关注报道河南的灾荒。

根据统计，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新华日报》就刊载了四十余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而在《大公报》停刊三日之后依然报道。

《新华日报》和《大公报》一样，刊登的内容都需要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且都被允许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是允许各大报社报道关于河南灾荒的消息，但是不允许借用此事抨击国民政府。

《大公报》停刊三日结束以后，仍然持续关注河南的灾荒，接连进行报道，一直持续到了这一年的6月20日，期间报道的《豫省灾荒目睹记》更是详细披露了河南灾荒的严重程度。

自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地区始终都是中国军队驻防的重要战场，而几十万驻防军队的粮食补充，全部都要依靠在河南当地自行解决。

根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之间五年多的时间，河南对于兵力和粮食的贡献均排在全国第一，导致河南的民力、物力和财力已经枯竭。

面对沉重的赋税压力，许多农民被迫流离失所。

即使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地区的平民百姓交粮纳税之后，也几乎没有多余的存粮，只能靠着一些野菜和杂粮勉强度日，被饿死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不仅如此，侵华日军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在河南的沦陷区实施了一系列疯狂掠夺粮食的举措，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早在1937年11月，河南北部的安阳沦陷，1938年6月豫东一带沦陷，而河南南部的信阳又于同年10月沦陷，每占领一个地方，侵华日军都会将当地的粮食洗劫一空。

从1941年的夏季和秋季开始，河南本来应该是雨水充沛的季节，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缘故，竟然连一滴雨水都没有下。

由于长时间干旱少雨，曾经肥沃的土地开始变得干裂，土壤沙化严重，已经完全无法耕种农作物，导致河南的许多地方颗粒无收，百姓开始吃草根和树皮填充肚子。

除此以外，在1938年6月，蒋介石为了阻挡土肥原贤二率领的三万日军南下，决定采取“以水代兵”的策略，公然下令炸开郑州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迟滞日军的行动步伐。

当时正值雨季，黄河的水位暴涨，滚滚河水随着掘口一路朝着东南方向而下，流经河南的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太康、商水、杞县、通许、睢县、鹿邑、沈丘等地，史称“花园口决堤事件”。

花园口决堤事件遗址

经过“花园口决堤事件”，在河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水带，大片的房子被河水冲塌，百姓种的粮食也被淹毁。

“花园口决堤事件”堪称抗战期间人为造成的一次重大惨案，淹没了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的44个县市，导致89万百姓丧生，还有1250万人流离失所。

河水褪去之后，形成了一片长达四百多公里的黄泛区，致使豫东平原的数万亩良田变成了沙滩，无法耕种。

蒋介石采取的“以水代兵”的策略，虽然短暂阻止了日军南下的脚步，但也给黄河下游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灾难，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三大惨案。

因此，天灾和人祸并行，直接导致了史无前例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

花园口事件水流经处

1942年河南大旱之后，许多县份又遭到了严重的蝗灾，受灾百姓和战争难民一起涌入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使得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粮食负担进一步加重。

当时，国民政府还没有能力构筑机动化的军事后勤体系，沿用的是几千年来的古老方式。军队驻扎在哪里，几乎都是从当地征集粮食或草料，就连兵源问题也是从当地补充。

这样一来，河南地区的几十万驻防军队，更加成为了压死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3年这一年，中国战区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许多地区都被封锁，白修德要想亲身深入河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白修德只好搭乘一架军用飞机离开重庆，首先飞往宝鸡，再从宝鸡乘坐火车前往西安，然后从西安转乘火车。

白修德

五天之后，白修德来到了陕西与河南的交界处潼关，这里是从陕西进入河南的必经之路，他准备在这里休息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往东出发。

可是，在这里看到的情景，让白修德尤为震惊。

白修德发现，潼关竟然聚集了许多从河南逃难过来的灾民，山沟里、窑洞里和车站的广场上都挤满了人，有的孩子背后还被父母插上了一个干草，意味着这些孩子即将被卖掉。

看到眼前的一切，出于一名记者的本能反应，白修德马上举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些场景。

离开了潼关之后，白修德继续往东步行行走了五十里路，这里的许多铁路虽然还没有被破坏，但是早就已经不通火车了。

为了节约时间，白修德搞来了一辆巡路使用的手摇车，放在铁轨上面，需要完全靠着人力行驶。

在经过一段被日军炮火控制的区域时，白修德用尽浑身解数，拼命地摇动加速前进，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成为日军炮火的“活靶子”。

白修德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全部都用相机和笔记本记录了下来。

白修德一路逆着逃难的人群走向河南腹地，沿途看到了无数成群结队的灾民，还有的灾民直接饿死在了逃难的路上，他们的亲人围在尸体周围痛哭涕流。

还有一位父亲在后面推着一辆手推车，母亲用一根绳子走在前面拉着，手推车上坐着两个孩子和全家的杂乱物件，两个孩子饿得嗷嗷直哭。

路上还有许多裹着小脚的老太太，她们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在地，却没有人主动将她们扶起。

逃难的灾民当中还有一些年轻力壮的男子，他们背着已经饿得走不动路的父亲或母亲，一步一步地跟在灾民后面行走。

见此情景，白修德的内心五味杂陈，但也确实无能为力。因为他知道以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帮助众多的河南灾民。

经过一路的颠簸和坎坷，白修德来到了洛阳，由于洛阳地区连续干旱无雨，此时的河南省省会已经从洛阳迁往鲁山。

刚一到达洛阳，白修德看到，这里同样也是挤满了灾民，许多没有进入洛阳城内的灾民只好选择在周边聚集起来，时刻等待着进入洛阳城内的机会。

而在洛阳城内的街道两侧，稀稀拉拉的还有几家客栈正在营业，时不时的还有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出入，她们陪客人度过一夜，也仅仅只是换来半斤的馒头。

走在洛阳城内的街上，随处可见灾民想要把自己的子女卖掉的现象，但买主却是很少出钱买下他们。

买主只会购买那些年轻漂亮的妇女和十五六岁的女孩，再将她们转手卖到漯河、周家口、界首等地的贩人市场，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沦为了娼妓。

然而，即使卖掉了一名女子，换来的钱财连四斗粮食也不够买。

女子还算值钱一点的，而九岁男孩的价格明码标价为四百元，四岁男孩的价格明码标价只有两百元。

根据相关记载，由于当时河南旱灾引起的连锁反应，导致粮食的价格暴涨，一斗麦子九百元，一斗玉米七百元，一斗高梁六百四十九元，一斤小米十元，一斤食盐十五元，一斤馒头八元，一斤香油十五元。

在洛阳负责接待白修德的名叫托马斯·梅根，他是当地一个天主教的主教，来自美国的爱荷华州，从1936年7月以来就一直待在河南。

得知白修德的来意以后，托马斯·梅根主动邀请他居住在教堂，还为他详细地讲述了河南地区的灾情，希望他能够把河南地区的情况告知国民政府，以及告知全世界的人。

由于在洛阳火车站聚集的灾民实在太多，国民政府专门准备了一辆免费的火车，用来运送灾民。

可是，这辆火车是从哪里来的？又会将灾民送到哪里去？却没有一个政府人员告知灾民。

即使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灾民依然抢着在火车站的难民登记处办理手续，领取到了一个盖有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公章的白布条，才能够进站乘坐火车。

对于一些不认识字的灾民来说，复杂且繁琐的登记流程，就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只好冒险偷偷溜进火车站的月台。

为了节约空间，灾民在火车上人挨着人，十分拥挤，没有一点多余的活动空间。

更有甚者，还有灾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直接爬到火车的顶部，就连火车头连接车厢的空隙当中，也都挤满了人，因此不幸坠落而亡的人比比皆是。

即便如此，每天运送出去的灾民仅仅只有1500人左右，简直就是冰山一角。

在洛阳停留了两天之后，白修德决定继续往河南东部的灾区深入，托马斯·梅根急忙劝说道：“你越往东走，灾情只会越严重，路上还有可能遭遇日军的炮火。”

可是，白修德依然不肯罢休，执意要前往河南东部一探究竟。

当时，河南地区的铁路交通几乎已经瘫痪，更没有汽车和飞机乘坐，白修德坚定地说道：“即使徒步行走，我也要走过去。”

托马斯·梅根也被白修德的坚持所打动，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两匹未被杀害吃掉的马，决心陪着白修德一起往东，骑马的速度可比步行快多了。

从洛阳到郑县（如今的河南郑州）用了三天的时间，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白修德和托马斯·梅根感到触目惊心。

白修德和托马斯·梅根走在满是废墟的郑县城区街头，犹如一座死城一般的荒凉和寂静，偶尔会有一个人影从路上走过。

经过四处查看，白修德与托马斯·梅根发现，在战争当中幸存下来以及面对灾荒没有逃走的百姓，有的坐在街头，裸露在外的皮肤上长了脓疮，还有的躺在路边，看上去就如同死人一样，一动不动。

路边坐着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白修德连忙走过去，想要把几张纸币递给她。可是，女人为了接过纸币，竟然直接把怀里的孩子丢在地上，摔得孩子哇哇大哭。

见到这种场景，托马斯·梅根紧紧握住胸前的十字架，轻轻地说道：“至少要让她们像人一样死去”。

于是，白修德和托马斯·梅根几经波折，把这个女人和孩子送去了难民营，也算有了一个安身之所。

当白修德和托马斯·梅根来到郑县周边村庄的时候，很难想象，村庄里面的情况比城市里面还要糟糕，身体强壮的灾民大都已经逃离，只剩下了一些老弱病残。

灾民的粮食早已吃光，有人在用镰刀和菜刀剥割榆树树皮进行充饥，还有人把树皮和草根掺在一起售卖。

在另外一些村子里，为了填饱肚子，灾民把花生壳捣碎吃了下去，甚至直接把泥土塞进嘴里，由于无法消化，他们的肚子胀得像气球一样。

相传，这些榆树还是当年爱好榆树的军阀吴佩孚亲手种下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种下的榆树还能成为灾民的“口粮”。

很快，灾民就连树皮和草根都没得吃了，饿死的人不计其数，路上随处可见。

有的尸体曝尸荒野，无人收尸，一些流浪的野狗也是饿红了眼，开始跑过去啃食，白修德用相机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关于当时河南地区的惨烈状况，国民政府河南省执行委员会向全省发出了一份通告，具体内容如下：

“事由，各县迅报因灾荒“食人惨案”及因人事方面构成灾情因素，各县党部览查本省自1942年秋麦歉收以至克冬，今春饿殍载道，无以为生，乃至有毁尸克饥之惨剧，该县有无此类事件？”

对于白修德来说，“人吃人，狗吃人”的事件前所未闻，而他这一年在河南地区听说了太多的此类事件。

通过资料当中的记载，真实讲述了当年发生的“人吃人”事件：

“贫农刘春良，六十岁，乞讨无门，将饿毙乞丐分割而食。”

根据1942年河南省郑县的旱灾调查表当中得知：

“县别：郑县，春风早为被灾情形，麦收不足一月食用。入夏，秋禾枯死，灾民多食树皮......”

尽管当年的庄稼收成不足一层，但是河南的官员为了向国民政府邀功请赏，上报的却是四成收成。

因此，后来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按照当地政府上报的数据，商讨减少河南地区的军粮配额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依然下令征收军粮335万石。

可想而知，百姓家里的粮食都不充足，怎么能够负担起如此沉重的粮税呢？

在郑县的那段时间里，白修德和托马斯·梅根把许多当地的灾民转移到难民营，当时还流传了这样一个谚语：“水旱蝗汤，河南四荒”。

这个时候的河南地区，豫北、豫东和豫南的三十多个县都已沦陷，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只剩下了豫西和豫中，可谓是三面临敌，侵华日军更是虎视眈眈。

为了抵抗侵华日军的进攻，汤恩伯指挥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一集团军共有几十万军队，奉命驻扎在河南地区，时常会遭到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

由于运输途中的损耗太大，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军粮、草料和兵源，大多都是“就地取材”，从驻扎的河南地区获取，导致原本就处于灾荒之中的河南百姓更加雪上加霜。

由于无法在郑县继续待下去，白修德和托马斯·梅根只好离开。

临走之前，郑县当地的官员为了给他们饯行，专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白修德特意记下了这顿饭菜的菜单，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炸春卷、豆腐煎鱼，还有两道汤和三个洒满白糖的馅饼。

就在这个时候，一群百姓找了过来，其中一个百姓说道：“我们起草了一份陈诉书和一份报告，希望白修德你们能够帮忙带到重庆那边”。

白修德当即阅读了陈述书和报告的内容，其中这样写道：

“全县十五万人口当中，已经有十一万人没什么可吃的了，每天都有七百人在垂死挣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麦秋薄收冬荒，人民坐困灾区，死亡狼籍，而官伪双方之武装力量亦鉴于粮食缺乏与民争食，勤索强收，唯恐无，及三十二年（1943年）春季民间之财尽粮绝，高利贷粮利至五倍。”

白修德看后十分悲痛，他向其中的一个百姓问道：“你们去年秋天收了多少粮食？”

百姓回答说：“每亩收获了十五斤粮食！”

白修德又问道：“那么政府每亩收了多少赋税呢？”

农民回答说：“每亩要上缴十三斤！”

说到这里，农民的谈话就被郑县的一名官员制止，并把他们训斥一顿之后赶了出去。

随后，农民写的那两份陈诉书和报告被郑县官员抢去，随后做了大规模的修改。

等到白修德再次询问农民的时候，农民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我们记错了，每亩向政府缴纳五斤粮食，不是十三斤！”

很显然，这些农民是受到了郑县官员的逼迫，才迫不得已隐瞒了实情。

白修德拿着那份已经被郑县官员篡改的陈述书和报告，看着满桌的丰盛饭菜，内心无比心酸和难过，他在后来这样回忆说：“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漂亮，也是最不忍心吃的一席菜。”

就这样，白修德和托马斯·梅根带着百姓的嘱托，离开了郑县。

面对自己的所见所闻，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河南地区严峻的灾情情况，才能挽救无数灾民的生命。

于是，白修德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河南灾区的实况告知世人，他从郑县返回洛阳的途中，就已经书写完成了即将在《时代》周刊上面所发表的稿件。

但是，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对新闻管制的规定，所有外国记者采访书写的稿件，都必须先发送到重庆，经过相关部门审查通过之后，才能发往国外的媒体和报刊。

白修德内心深知，一旦自己的稿件发往重庆进行审核，必定会被扣押下来，从而无法发往美国。

在准备离开河南返回重庆的时候，白修德首先要经过洛阳，而洛阳就有一家洛阳商务电报局。

于是，白修德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避开重庆，直接从洛阳商务电报局把稿件发往美国纽约”，工作人员竟然真的把这份未经重庆方面审查的稿件发送出去了。

1943年3月，白修德的稿件刚一发回美国纽约，《时代》周刊在第一时间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等待收货》的报道，报道中提道：

“在河南地区的3400万人口中，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会有500万人在秋收季节之前死去。”

一时间，有关河南的灾情情况和国民政府的不作为，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美国演讲筹款的宋美龄

此时的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发表演说，企图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筹集款项，当她从《时代》周刊上面看到这篇报道以后，顿时勃然大怒，她认为这是在有所国民政府的形象。

对于国民政府不顾河南地区百姓死活的行为，就连美国政府也表达了强烈不满。

随即，宋美龄找到《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她指责白修德的报道对国民政府造成了负面影响，强烈要求亨利·卢斯将白修德辞退，却遭到了严词拒绝。

白修德返回重庆以后，满脑子想的都是河南地区的灾情状况，他想让国民政府尽快启动救灾行动，向灾区运送粮食，同时让当地的驻军停止征收粮食。

白修德想要马上见到蒋介石，向蒋介石当面陈述河南地区的灾情，但蒋介石始终不见。

无奈之下，白修德只好去找其他部门进行反映，当他见到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时候，还大吵了一架。

白修德（右）

何应钦不耐烦地对白修德说道：“河南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灾情，要么就是你在撒谎，要么就是别人在对你撒谎！”

就连经常陪伴在蒋介石身边的国民政府政治会议副秘书陈布雷也说：“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出现灾情，必定是河南省政府的官员虚报了灾情！”

由于见不到蒋介石，白修德只好去寻求宋庆龄的帮助。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又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夫妇的二姐，在蒋介石身边还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

听完白修德的汇报以后，宋庆龄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她马上行动起来，四处寻找人脉关系，为白修德面见蒋介石创造机会。

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

很快，蒋介石身边的秘书向宋庆龄回复说：“委员长外出视察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非常疲倦，需要静静地休息几天！”

宋庆龄坚决说道：“此事关系到河南地区几百万百姓的生命，不能拖延一刻。”

宋庆龄为此奔波了五天之后，终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蒋介石同意接见白修德”。

宋庆龄特别嘱咐白修德说：“你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情的时候，一定要想你对我说的那样坦率无畏，如果一定要有人对此负责，甚至人头落地的话，你也不要畏缩，否则情况不会有所改变。”

在一间办公室里面，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的面色严峻，极不情愿地跟白修德握了握手，显然对白修德有一种厌恶之情，随后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听着白修德讲述河南地区的灾情。

当听到白修德讲到“人吃人，狗吃人”的时候，蒋介石立马打断了他，当即表示说：“可不能，这绝对不可能！”

看到蒋介石满脸不信的表情，白修德马上掏出几张照片，重重地摔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愤怒地说道：“你自己看”。

蒋介石拿起照片，他从其中一张照片上面清晰地看到，几条野狗正在啃食一具百姓的尸体，白修德在后来所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当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看完照片之后，蒋委员长的双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

接下来，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耐心听着白修德的汇报，并拿出纸笔认真做着记录。

汇报完之后，蒋介石对于白修德的行为大加赞赏，还称赞说：“你要比国民政府派去的任何一个调查人员都好！”

除此之外，蒋介石要求白修德提供一份在河南灾情当中救灾不力的官员名单，同时要求他书写一份详细且完整的报告。

白修德刚一离开办公室，蒋介石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他拿起桌子上的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嘴里骂着：“娘希匹！”

白修德的努力终于见到了效果，仅仅过了两天时间，在蒋介石的亲自参与之下，国民政府颁发了一系列针对河南地区的救灾措施，当即下拨了大豆等粮食和两亿元的救济款项。

然而，直到1944年3月，两亿元的救济款项，只有八千万元真正抵达河南灾区，经过当地官员的层层克扣，实际发放到灾民手里的更是寥寥无几。

这场史上罕见的河南大饥荒，从最初的“天灾”，逐渐演变成了一场“人祸”。

在2012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中，就是以这场河南灾情为背景所拍摄的。其中有这样一个剧情，一个小女孩问道：“爹，什么是逃荒？”

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回答说：“没有吃的了，出去寻吃的，就叫逃荒。”

根据国民政府后来的不完全统计，在1942年的那场河南大饥荒当中，河南共有大概三千万人民受灾，约有三百万人民饿死，一千万人民被迫选择流亡。

1《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作者：白修德，二十世纪80年代；

2.《1942：河南大饥荒》作者：宋致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