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谭友林被授少将，多名上将向中央反映，罗荣桓：是我弄错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授衔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军中将领们的广泛关注：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有八位将军为他向中央反映情况。这些将军中包括了萧克、王震、贺炳炎等军中重要人物。更令人玩味的是，谭友林本人对军衔并无异议，却引来了这么多将军的关切。负责军衔评定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了解情况后，主动承认是自己的疏忽。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故事？谭友林的经历中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传奇？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位将军如此重视？

一、早年投身革命的不平凡经历（1930-1935）

1930年，湘鄂边界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当时年仅14岁的谭友林从一名放牛娃，经过基层党组织的联系，成为了一名青年团员。他先是在当地参加了农民运动，随后被推荐到洪湖苏区军政学校学习。

在军政学校期间，谭友林表现出色。他不仅认真学习军事理论，还积极参与实践训练。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当时的红二方面军正在开展反＂围剿＂斗争，谭友林初次参战就表现出过人的胆识。

在一次担任通讯员的任务中，他单独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成功将重要情报送达指挥部。这一壮举引起了贺龙的注意，很快，谭友林就被调到军部担任警卫员。在贺龙身边，他不仅学到了丰富的军事经验，还得到了革命理论的熏陶。

1932年，湘鄂西苏区迎来了一个重大考验。王明派系的代表夏曦到任后，在苏区内部开展了一场极其错误的肃反运动。这场运动造成了大量无辜干部伤亡，其中包括27名师级以上的军事指挥员。

当时，谭友林也被扣上了＂改组派＂的帽子。在一个雨夜，他被带到了预定的处决地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贺龙得知消息后快马加鞭赶到现场，及时制止了这一错误行为。贺龙当场指出谭友林年纪轻轻，入党时间尚短，不可能是＂改组派＂。这一事件，让谭友林对革命事业有了更深的认识。

1933年，谭友林经过组织考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积极投入革命工作。很快，组织上就注意到了这个年轻有为的同志。1934年初，谭友林被任命为红6师17团政委，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团级政委之一。

在担任政委期间，谭友林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1934年底的一次战斗中，他的右手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医护人员无法取出子弹，只能做简单包扎。尽管带伤，谭友林仍坚持工作，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多次立功。

1935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谭友林带着未愈的伤势，和战友们一起踏上了长征的征程。这一时期的经历，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长征路上的非凡表现（1935-1937）

1935年初，带着未愈的伤势，谭友林随红二方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程。由于右臂的伤口无法得到妥善治疗，伤口经常发炎化脓，使得他在行军途中多次发高烧。特别是在翻越夹金山时，严寒天气加剧了伤势，但他始终和战友们一起坚持前进。

在长征途中，谭友林被任命为红二军团第五师政委，与师长贺炳炎搭档。这个任命体现了组织对这位年轻指挥员的信任。在担任政委期间，他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其中，在四川甘孜地区的一次遭遇战中，谭友林带领部队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为部队争取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1935年夏，红二方面军在川西高原遭遇了严重的物资短缺。在一次为部队筹措给养的行动中，谭友林带领一个小分队深入藏区，通过耐心谈判，成功获得了当地藏民的支持，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这次经历也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

武山战役是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战斗。当时，谭友林所在的第五师担任了突击任务。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冲到最前线指挥战斗。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他的帽檐擦过。战士们及时将他拉回，他的额头已经被弹片划出了一道血痕。

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师。这时的谭友林已经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贺龙对这位年轻干部的表现十分满意，特意向中央推荐他到延安深造。

1936年底，谭友林带着贺龙的推荐信来到延安。当时的红军大学正在进行新一期学员招收。谭友林在入学考试中表现突出，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实践科目上，都得到了考官的高度评价。

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的伤情，随后亲自安排他到西安做手术。这次手术不仅取出了他右臂中滞留两年多的弹片，还为他后来更好地投入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

1937年初春，在红军大学的一次军事演习中，谭友林提出的战术方案获得了总结会的一致好评。这个方案充分运用了他在长征中积累的实战经验，特别是对山地作战的独到见解，引起了军事教员的重视。这些学习经历为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抗战时期的特殊贡献（1937-1945）

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结束延安学习后的谭友林被派往新四军工作。在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特别强调了开展敌后工作的重要性，并对谭友林提出了具体要求。

到达新四军后，谭友林被分配到豫东地区。这里是平原地带，敌后工作难度很大。他与彭雪枫一起，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开展游击战。在短短半年内，他们建立了多个游击支队，并在当地农民中发展了大量地下党员。

1938年春，谭友林在开展统战工作时创造了一个独特方法。他注意到当地有不少旧军阀的部队，这些部队虽然名义上抗日，但始终游离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他提出了＂以情引导，以利促动＂的工作方法，成功争取了几支地方武装参加抗日。

在豫东期间，谭友林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情报网。他发现当地有不少在日占区工作的店员、学徒，通过这些人可以获取大量敌情。他创新性地建立了＂地下情报站＂制度，将这些零散的情报员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高效的情报收集网络。

1939年底，一份来自日军司令部的重要情报引起了上级注意。这份情报详细记录了日军准备在豫东地区实施的＂扫荡＂计划。经核实，这份情报来自谭友林建立的情报网。根据这份情报，新四军及时调整了部署，使日军的＂扫荡＂计划落空。

1940年，谭友林在开展地下工作时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日军在当地扶植了大量伪军，这些伪军中有不少是被迫参加的农民子弟。他提出了＂分化瓦解＂的策略，通过地下党员向这些伪军传递信息，策反了多支伪军，使其转向抗日。

1941年春，谭友林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了＂群众工作新方法＂。他建议在开展地下工作时，要充分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使革命工作更容易为群众接受。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的重视，并在其他地区推广。

1942年至1943年间，谭友林主持建立了一个跨区域的地下党组织网络。这个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地下党组织连接起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特别是在1943年日军发动＂治安强化运动＂时，这个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许多地下党组织得以保存实力。

1944年，随着抗战形势好转，谭友林开始着手恢复和扩大党的基层组织。他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依托乡村、以点带面＂的发展方针。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他负责的区域内，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稳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这段时期，谭友林还与地方武装开展了多次成功的统战工作。他采取灵活的方式，既不强求对方立即参加革命队伍，又通过各种方式争取他们在关键时刻支持革命工作。这种做法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役（1945-1949）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谭友林奉命率部参加了接收沦陷区的工作。在接管过程中，他采取了＂稳妥推进＂的策略，既要接收城市，又要安抚民心。在南京接收中，他带领部队严格执行纪律，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好评。

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开始对解放区发动进攻。谭友林此时担任某纵队司令员，在江苏北部地区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系列遭遇战。在一次战斗中，他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将国民党军队引入预设阵地，一举歼灭了对方一个团的兵力。

1947年春，谭友林在淮海地区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准备对解放区发动＂清剿＂。他通过情报网络，准确掌握了敌军的行军路线。在沿途设伏后，一举歼灭了敌军一个营，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谭友林所部担任了重要的阻击任务。在一次关键战斗中，他的部队负责阻击黄百韬部。通过巧妙的战术布置，他们成功延缓了敌军的增援速度，为主力部队创造了歼敌的有利条件。

在淮海战役后期，谭友林的部队被调往徐州以东地区。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可能的突围方向之一。他采取了＂设障固守＂的战术，在关键路口构筑工事，同时派出小股部队实施骚扰。这些措施有效地封锁了敌军的退路，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9年初，谭友林参与了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他负责组织船工，训练部队渡江技能。在准备过程中，他特别注意收集长江水文资料，为确定渡江点提供了重要参考。

渡江战役开始后，谭友林所部担任了第一梯队的任务。在渡江过程中，他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在上游造成声势，实际却在下游突破，成功突破了敌军的江防。登陆后，他们迅速展开，为后续部队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

战役结束后，谭友林又带领部队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在接管上海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维护社会秩序，防止不法分子趁机破坏。他采取了＂分区包干＂的方式，将部队分散到各个区域，有效地维护了城市治安。

在解放军进军西南的过程中，谭友林负责一支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他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采用了＂就地筹措、分散补给＂的方法，解决了部队补给难的问题。这种方法后来被推广到其他部队。

1949年底，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接近尾声，谭友林参与了军队整编工作。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在如何将游击队伍改编为正规部队方面，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这些建议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五、建国后的岗位工作（1949-1955）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谭友林被任命为某军区后勤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当时部队正在进行整编，大量物资需要统一调配。他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物资分类管理制度，使后勤保障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1950年初，谭友林主持制定了军区后勤工作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这个规划特别注重建立军需仓库网络，改善部队营房条件，提高伙食标准。在他的推动下，军区建立起了多个大型军需仓库，解决了物资储存分散的问题。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谭友林负责组织军区的后方支援工作。他建立了一个高效的运输网络，将援朝物资分批运往前线。特别是在1951年冬季，他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棉衣供应行动，确保了前线将士的御寒需求。

1952年，谭友林提出了＂军民结合＂的后勤保障新思路。他注意到很多军需品可以由地方工厂生产，于是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建立起了一批军民两用工厂。这些工厂既保障了军队需求，又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在医疗保障方面，谭友林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推动建立了军区第一所综合性医院，并在各师团配备了专业医疗队。在1953年的一次传染病防治工作中，这个医疗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

1954年初，谭友林被调任某省军区副司令员。在新的岗位上，他特别重视民兵建设工作。他提出了＂以工代训＂的训练方法，把民兵的军事训练与支援地方建设结合起来。这种方法既保证了训练效果，又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防汛抗洪工作中，谭友林表现突出。1954年夏季，某地区发生特大洪灾。他立即组织部队和民兵参与抢险，采用＂军民联防＂的方式，成功抵御了洪水威胁，保护了大量群众财产。

谭友林还十分重视部队文化建设。他推动建立了军区文工团，定期深入基层演出。在他的倡议下，军区还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开展军事理论学习和文化教育活动。

1955年春，谭友林参与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首次采用了新式通讯装备，实现了指挥机关与作战部队的实时联系。演习结束后，他根据演习情况，提出了改进军区通讯系统的具体方案。

在基层建设方面，谭友林提出了＂两杜绝一保证＂的管理制度，即杜绝违纪事件、杜绝安全事故、保证战备水平。这个制度在军区推行后，部队建设质量明显提高。他还特别重视官兵的政治学习，定期组织政治理论培训，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