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馆

1933年，江南正是好风景，西湖十里长堤红了春桃，绿了杨柳。

也正是这年，郁达夫把家从上海搬到了杭州。鲁迅听说后，写了一首诗劝阻。他认为革命者不该陶醉在风和日暖、花香四溢的小天地里，因为那会遮蔽自己的政治视野，会慢慢朽人心志。

鲁迅不是不喜欢杭州。他和许广平就曾去杭州玩过四天，也游了西湖，快乐且高兴，后来还总不忘此行。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鲁迅显然想得更为长远：“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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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相似的境地，杭州“飘飘然的生活”不仅吸引了郁达夫，而且曾吸引了宋高宗赵构。

宋高宗是宋朝的第十位皇帝，也是南宋的开国皇帝。靖康之难发生后，他目睹了汴京城破，父亲（宋徽宗）和哥哥（宋钦宗）都被金人掳走，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在金兵步步紧逼下，他带领着南宋大臣，一路南逃，将朝廷搬到了杭州，定名临安。

临安，本来是临时安身的意思。可惜，宋高宗渐渐被西湖的暖风吹得沉醉，被歌舞升平的繁华迷住了双眼，直把杭州作汴州。而此后南宋安于半壁江山，在杭州一窝就是一百四十年。

这场跨越时空的照影，一次又一次地渲染了杭州这座城的总体印象：乱世劫难中的庇护所，美丽华贵而自带闲情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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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云山一面城

杭州之美大半要归功于山水之利。

距今约1.5亿年前，以河北燕山为中心的地壳运动，初步奠定了江南古陆的地貌轮廓。在浙江与安徽两省交界处，东西延伸出了一座古老的山脉——天目山。因东、西峰顶各有一池，宛若明丽的双眸仰望苍穹，由此得名。传说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就生于天目山，他有个尊称叫“张天师”。

天目山越往东延伸，高度越小，一直延伸到了东海边，降为一片丘陵地，这就是现在的西湖群山了。群山从南、西、北三面环绕着西湖，状如马蹄。西湖以东的平原，坐落着杭州城。群山环绕西湖，古城依傍湖畔，山、水、城融为一体，正是“三面云山一面城”，“乱峰围绕水平铺”的真实写照。

然而，西湖不是从来就有的，至少直到西汉时杭州城址之上还是一片汪洋，随时潮来潮往，海岸线就在凤凰山脚下，而凤凰山后的天目山是当时的广大陆地。

西湖的形成有赖于钱塘江的摆渡。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也是浙江省省名的由来。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流经富阳时称“富春江”，流经下游杭州时才称“钱塘江”。所以这一水西来，造就了两段传奇。富春江“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即以富春江为背景；钱塘江则“怒涛甲天下”，每当海潮到来时，声如雷鸣，势如万马奔腾。

▲ 《富春山居图》黄公望

钱塘江在杭州湾入海口处，与海水相互作用，泥沙逐渐沉淀堆积，不仅孕育出一片冲积平原，还慢慢地把钱塘江左边的一个小海湾给堵住了，形成了一个潟湖。这个潟湖经过长久的演变，隔绝海水，终于变成了一个淡水湖，这就是后来的西湖。西湖东岸，那片冲击平原还在不断生长扩大。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依山背水，水居江海之会，所以“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未来的古都气象俨然成型。

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都城，有许多许多的决定因素。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一个理想状态下的都城，政治上要对全国具有政治辐射作用，便于统治；经济上要处于物资富饶的地区，够吃够喝够打仗；军事上既要便于制内，又要利于御外，“进可攻，退可守”；地理位置上要有良好的山水格局，俗称风水要好。

显然，这种完美的都城无异于痴人说梦，现实里每个王朝建都选址时，都是在几番权衡取舍之下得出的最有利的结果。

如都西安、洛阳、开封、安阳是为了取其“天下之中”，且彼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黄河中下游两岸；都北京则主要因为要兼顾塞外和中原；都南京、杭州则大致是由于经济重心南移江淮。

在公认的七大古都中，杭州的地理位置是最南的，同时它的都城格局也是最特别的。一般典型的城市格局有自然型和棋盘式两种，棋盘式城市常见于北方平原城市，例如北京、西安、洛阳、开封等。它们像围棋棋盘一样，四四方方，讲究中轴对称，格局森严，遵循的是《周礼》的礼制等级思想。而自然型城市主打一个顺其自然，因地制宜，奉承的管子所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杭州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得近乎“天人合一”。

杭州只做过吴越和南宋两朝的都城，不如十三朝古都在都城界那般耀眼。吴越属于“五代十国”其中一个南方政权。吴越王钱镠之所以首选杭州为国都，是因为他就是在杭州发家，自然以此为根据地经营四方。

钱镠，本来是杭州临安县人，盐贩出身，官至唐朝的镇海节度使，后地称王建都。虽然鲁迅不是很喜欢钱氏，在给郁达夫的诗里起句就先大骂了钱王，但实际上钱镠是五代十国中一个很有才能的君主。他在杭州的创业，为杭州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钱镠在凤凰山下修筑了子城，作为他的国治，又在周围修筑了七十里罗城，开城门十座。这罗城完全是依照山的走势、水的流向而建，乍一看就像民间舞蹈里面腰间栓着的腰鼓，南北修长，东西狭窄。东侧受钱塘江限制，西侧受西湖限制，南侧又是群山，所以罗城的修建打破了传统四四方方、左右对称的布局。这样的结构布局使得杭州又被叫做“腰鼓城”，几千年来都始终如一。

一百多年后，宋高宗仓皇南奔到杭州，也把大内建在了凤凰山。

相比起来，赵构的考虑要复杂得多。起初南宋大臣极力推荐定都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因为那是六朝故都，都城界老牌选手了，丝毫不逊色于汴京。南唐后主李煜就曾在金陵度过了好一段春花秋月的逍遥日子。

但也许是被金兵撵着跑吓怕了，南京又挨着长江，随时有被打的危险，赵构选择了远在长江大后方的杭州。据“重江之险”，安全！浙西一带水网交错，地形复杂，上了第二道保险！自五代以来杭州在东南城市中最为繁盛，有钱！占城稻推广成功，丝绸业如火如荼，吃穿不愁！

赵构曾说过“钱塘形胜，东南所无”，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杭州才是最完美的庇护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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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自古繁华

早在北宋初年，钱塘形胜，就已经借由一个江南书生之口传遍了大江南北。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

柳永是福建崇安人，家在武夷山下，因排行第七，人称柳七。他年轻时北上汴京考试，乘舟经钱塘江在杭州中转，稍一逗留就是整整五年。落在这个年轻人的眼里，杭州山光水色动人，夏有映日碧荷，秋有丹桂飘香，市场上的珠玉珍宝琳琅满目，家家户户充盈着绫罗绸缎，都市繁华，渔歌唱晚，直令人看傻了眼，沉醉不知归路。

柳永作了一首词，用寥寥数语便写尽了杭州印象。这首词经由杭州歌伎歌唱，一时广为传诵，甚至传到了金主完颜亮的耳里。这个东北雪国的君主听后无限向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胜景，心底蓦地生出了“投鞭渡江之志”。几十年后，强大起来的金国果然挥兵南下，逼得大宋节节败退，直抵长江岸边，一度兵临杭州城下。

在落入红尘，沦为烟与火的见证者之前，杭州沉寂了上千年。

夏禹治水时期，天下分九州，杭州这一带都属于古扬州。传说大禹南巡到过杭州，舍舟在这里得名“余杭”。“杭”字的本义有“方舟”和“船渡”的意思。不过杭州的相关信息见于历史的记载，要等到秦始皇一统中国的时候。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郡县制，在今苏南、浙西、浙东、闽北等范围内设置了会稽郡，郡以下有二十几个县，其中有一个县叫“钱唐”。这个钱唐县据记载在今西湖群山之中。

过了七八百年，钱唐这个地方才渐渐地从村落发展成县邑，又由县邑发展为城市。自然，这个发展是与西湖东岸冲积平原的发展相一致的，原住民也逐渐从山区走到了平原。

589年，隋文帝杨坚平定了南朝的陈，随后将钱唐郡改为杭州，州治设在余杭县。这是杭州之名第一次见于史书。

隋朝统治的时间虽短，但对于杭州的影响不亚于吴越和南宋。首先第一次在凤凰山筑州城，这事是隋朝的开国功臣杨素干的，当时的州城约三十里；其次隋炀帝杨广继位后，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迄余杭，沟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不仅使得南北航运畅通了，更使得杭州与首都洛阳有了直达的水路运输。

当时，从江苏镇江绕太湖东，经苏州、嘉兴到杭州这一段称为江南运河。河岸两边遍栽杨柳，又设置了驿馆，河中往来巨大华丽的龙舟，满载各色货物。杭州顿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交通枢纽，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

唐朝建国后，为避国号的讳，钱唐改为钱塘。有唐一代，杭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跻入了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等到了钱镠的手里，杭州更是一跃而为国都，命运得到彻底的改变。

别看钱镠对杭州城的规划不合《周礼》的规矩，但却非常实用。曾经盘踞在扬州的吴王杨行密企图吞并吴越国，于是约了一个名叫祖肩的和尚去踩点，结果看完杭州的地形和守备，祖肩得出结论“太难攻了”，最后杨行密只好作罢。

由于杭州在钱塘江之滨，很容易受到潮汐的冲击以及洪潮灾害，常常动不动就水淹平原，一片汪洋。为了保障城市安全，钱镠又发动民工修建了沿海沿江的堤塘。他下令采用夹板筑塘的方法，在沿江一百多里地，离江岸十丈九尺的范围内，用巨木作为榥柱，打下六层木桩，每层中间用装满巨石的竹笼和泥土填塞，堆成泥塘后，最里面一层还要再砌上石堤。以后河沙不断堆积，这个堤岸就会变得越来越坚固。后人称之为“钱氏捍海塘”。与此同时，他又在钱塘江沿岸修建了龙山、浙江两座水闸，遏制了咸潮的倒灌。

从此，潮汐出没、遍布斥卤的土地逐渐淡化，变得适宜发展农业，也变得更加宜居了。

往后，钱氏又下令凿平了钱塘江中的礁石，清理了浅滩泥沙，让钱塘江航运畅通无阻，大大促进了吴越国和沿海各地的来往，甚至像日本、朝鲜等国，都通过钱塘江与吴越建立了贸易关系。

在钱氏当权的八十多年间，吴越一直大力倡导佛教，兴建了三百多个大小寺院以及一百多座佛塔。杭州有名的佛塔寺庙，大多建于这一时期，如净慈寺、昭庆寺、灵峰寺、云栖寺、六通寺等，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白塔等。至于杭州名气最大的灵隐寺，则始建于东晋。

当年，印度僧人慧理云游至此，在灵隐寺前见到了怪石嵯峨的飞来峰胜景，不禁感叹：“佛在世时，多为仙灵所隐，今复尔邪！”故而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这是西湖群山中的第一座古刹，此后历代均有扩修，吴越王钱镠还请了永明延寿大师重兴开拓。至于飞来峰，传说这座山峰不但是飞来的，而且飞来的时候还帮济公“抢”了人家的媳妇。相传济公在灵隐寺出家，法号道济，虽然他穿着破袈裟，喝酒又吃肉，看似疯疯癫癫的，但是却扶危济困，惩治强梁，而深得民心。人们又尊他为“活佛”。

总之，杭州经过吴越几十年的开拓，到北宋时已经成为了“东南形胜第一州”。那时的杭州不仅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而且还是经济繁荣、文化荟萃的大都会。等到南宋定都临安，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杭州，繁华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跃而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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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朝廷南迁和中原动乱，大批官民跟着蜂拥南下。一时间，杭州的居住人口迅速增加，城市亦迅速扩大。城内五方杂聚，讲各种方言都有，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市内开张了许多新的店铺，挂的多是汴京招牌。据南宋钱塘人吴自牧的亲身见闻，当时的临安市场是这样的：“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梦粱录》），听起来和现代的杭州夜市相去不远。

南宋的夜市，或者说娱乐场所，叫“瓦舍”或“瓦市”。一个瓦舍内又分成若干“勾栏”，作为表演技艺的场地，相当于今天的电影院和大剧院，并不是明朝以后所指的青楼场所。南宋时杭州城内有五处很大的瓦舍，其中北瓦规模最大，北瓦内有十三座勾栏，演出戏剧、说书、相扑、傀儡戏、滑稽戏、说唱、棍棒等等，场场有戏演出，从春到秋，昼夜不息。除了城内，城外也有许多瓦舍，大约有二十处之多。所有这些城内外的瓦舍附近，无一不是店铺林立，商业繁荣。

南宋临安人的休闲娱乐项目远不止如此，光是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的，就足以令人大开眼界。文化娱乐生活的极大繁盛多元，既是宋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也是南宋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南宋亡后很多年，杭州已经遭到元军的大肆破坏，不复光彩，但是13世纪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时面对这样一个城市，却仍然感到不胜诧异，依然情不自禁地认为杭州是“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

假使他早二十年来到杭州，还不知道要用怎样的语言去描述这个都城的繁华富庶呢！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国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