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随着人们对文化消费需求的逐渐增大，文化消费品种逐渐增多。 在乐舞、百戏消费方面，《盐铁论·散不足》云：“古者，土鼓块枹，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及其后，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可见，从先秦至汉代，人们对娱乐消费的需求逐渐加大，娱乐消费逐渐丰富、多样化。汉代，乐舞类有汉乐、胡乐，盘鼓舞、建鼓舞等。
百戏类有六博、蹴鞠、戏车、弄丸等，可谓丰富多样，因此文化消费品也开始逐渐增多。如乐器，秦汉时期的乐器包括吹奏、弹拨和击打三类。其中，吹奏类乐器有笙、笛、竽、箫等，弹拨类乐器有琴、瑟、箜篌、琵琶等，击打类乐器有磐、钟、鼓、缶、筑等。这些乐器在先秦已经出现，秦汉时期，部分乐器得到改良，箜篌和琵琶是汉代开始出现的新型乐器，大致与东汉后期由西域传入，大大丰富了乐器的种类。
如游戏类，当时棋类游戏广受欢迎，因此棋类器具的制造十分丰富多样。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方形木博具有黑漆、边长45厘米，有象牙条嵌成的方框、12曲道和4个飞鸟图案。山东临沂西汉墓出土了一个方形博具，边长30厘米，与后世的棋盘相似。又如儿童玩具，《潜夫论·浮侈》记载流行于东汉时期的玩具出现了泥车、瓦狗、马俑、骑俑等，“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排，诸弄小儿之具以巧诈。
洛阳北郊西汉晚期儿童墓随葬品中发掘了出小型的釉陶佣、骑马佣和小铁剑；河南陕县刘家渠西汉儿童墓的随葬品中则有小铁剑、小铁刀和骑马小俑等文化教育、费方面，笔墨纸砚、书籍是重要的文化用品，随着秦汉文化教育开始蔓延之际，读书写字的人大大增加，对文化用品的需求也急剧上升，开始出现丰富的各色产品。如砚类，汉代的砚质地以石砚和陶砚为主，贵族之家也用玛瑙作为制砚的材料，有的石砚并配有铜制的砚盒，盒子上装饰镶嵌着绿松石、红珊瑚等名贵宝石，价格昂贵。
学习教育对砚的需求大，因此也促进了砚的生产技术。西汉的制砚技术水平较高，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石砚用细砂岩制成，圆形。砚面径9.5厘米、底径9.8厘米、厚1.5—1.6厘米。砚石是用石英质砂岩的河砾石制成，质地坚硬，上尖下阔，略呈圆锥形。底面的最大径5厘米、最小径3.7厘米、高3.5厘米。东汉的技术则比西汉更为先进，已由纯实用工具开始步入实用工具兼工艺品的行列。丧葬消费方面，汉代，厚葬之风盛行，用于丧葬的丧葬品也逐渐增多。
汉代墓葬中的随葬品有实用器，如各类铜器、漆器、陶器、钱币和各种衣物、食物等，而更多的是专门用以随葬的各种质地的冥器，如陶人物、动物、房屋等模型。西汉时期，各种墓葬中就出现了专用随葬品，如绵阳双包山的一、二号墓，出土陶俑30余件，木车马、木俑数十件，以及相当数量的陶编钟、编磐和泥金饼。东汉晚期，随葬品的专用葬品种类更加丰富多彩，造型也更加生动形象，所占比例已达70%以上。宗教消费领域，西汉晚期佛教的传入，塑造佛像、建造佛寺。
东汉献帝年间地方军阀陶谦，信奉佛教，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在广陵、下邳、彭城三郡，“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东汉时期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秦汉时期，文化消费范围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一是从事文化消费的队伍不断增加，且扩大至各阶层；二是文化消费的地域范围逐步扩大化，开始深入到偏远地区。
秦汉时期，文化教育出现新的发展，从中央至地方官学，包括郡国、县、乡、里各级地方教育逐渐兴起。同时，文化教育消费逐渐向下延伸至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平民百姓对文化教育消费的需要。从汉代教育场所来看，已经从先进地区推广到落后地区，从城市到乡村。东汉时期，私学遍布各地，甚至还有开辟了一些边远区域，如西北的安定、敦煌；东南的江夏、丹阳等。
当时，来自偏远地区的私学学生，学成之后返乡教授，从而使教育扩展到落后地区。汉代接受文化教育的层面扩大，文化教育的平民化趋势十分明显。汉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面向平民招生。西汉时期，太学生大多数是平民子弟居多，边工边读，如倪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当为弟子都养”。翟方进、萧望之、终军、桓荣等都是来自平民阶层。东汉时期，普通百姓，非良家子，小吏等社会底层来长安有学者不在少数。
相比官学，私学使更多的下层民众接受教育，因此秦汉时期文化教育消费的层面得以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女性也可以接受教育，班昭和蔡文姬便是两汉著名的女大文人，但是女性接受教育还很少，多为上层女性。 在宗教信仰消费方面，宗教信仰消费范围也不断扩大。一方面，秦汉宗教信仰风气弥盛，从事宗教活动的队伍不断扩大，不论是官僚贵族，或是地主豪民，甚至是平民百姓，都“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
在地域上，宗教信仰消费遍及全国各地。以西王母为例，西汉时期，西王母崇拜十分盛行，直至东汉，可见，对西王母的信仰崇拜的范围不断扩大。不论是官僚贵族，或是地主豪民，甚至是平民百姓，都“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在地域上，宗教信仰消费遍及全国各地。以西王母为例，西汉时期，西王母崇拜十分盛行，直至东汉，以民间西王母崇拜为背景，甚至演生出一次席卷26郡国，又直至京师的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
可见，对西王母的信仰崇拜的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秦汉宗教信仰风气弥盛，从事宗教活动的队伍不断扩大，不论是官僚贵族，或是地主豪民，甚至是平民百姓，都“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在地域上，宗教信仰消费遍及全国各地。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尤愤愤，易为恐惧。”可见，全国各地都弥漫着对鬼神、巫筮的疯狂迷信，宗教信仰消费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秦汉时期，乐舞百戏消费不仅深入到各阶层，而且涉及各个领域，范围不断扩大。可以说乐舞消费几乎渗入到各阶层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休闲娱乐，还是宗庙祭祀，或是婚姻丧葬，都离不开乐舞消费。因此，秦汉时期，随着人们对文化需求的提高，文化消费范围不断扩大，极大的丰富了秦汉人民的精神生活。加之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使大多数家庭的商品性消费的比重增加。作为生活消费的一部分，文化消费也体现出商品化的趋势。
教育消费方面，书籍以及书写工具都可以通过商品市场的交换来满足。西汉时期，开始出现专门买卖书籍的市场—“书肆。另外，汉代佣书活动十分盛行。它兼具图书流通、传播和图书复制功能的独特的文化活动。“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可见佣书活动在汉代的情况，“佣书”人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求学者因无钱投入学习费用，勤工助学，从事雇佣活动挣取工钱以补充学费，也促使教育消费的商品化。西汉时，千乘人兒宽“受业孔安国。东汉名士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可见佣书活动在汉代的情况，“佣书”人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求学者因无钱投入学习费用，勤工助学，从事雇佣活动挣取工钱以补充学费，也促使教育消费的商品化。西汉时，千乘人兒宽“受业孔安国。
在乐舞百戏方面，汉代出现了职业的音乐人，以此谋生，如著名歌手宋容华、丙疆和景武，民间还有职业事丧的乐手，如“周勃，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以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
东汉时期，玩具类商品化趋势更加明显，市场上直接出售泥车、瓦狗等儿童玩具，《潜夫论·浮侈篇》载：“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排，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在丧葬消费方面，当时的丧具、随葬品、墓内装饰品也都可以直接入。可见，秦汉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精神生活的消费也开始趋于商品化，不同阶层的文化消费需要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得以满足，文化消费的商品化趋势也从侧面反映了秦汉人民商品性消费的比重增加，消费的社会化程度加深。
秦汉时期文化消费呈现出三大特征有其深刻的原因。其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秦汉时期，生产力发展大大提高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为不同阶层的文化消费的满足与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二，商品经济的发展。秦汉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交换、流通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加速了各地文化消费品的融通，如文书工具、丧葬器具等，都可以在市场上获得；商品市场的勃兴，为消费品交换提供了便利。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文化消费创造了条件。其三，一定的消费需求。秦汉时期，消费需求推动了文化消费发展。一方面，它刺激了文化消费品的生产，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促进了商品流通的发展。 怎么样，这和大家想象中的一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