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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位于中亚的犍陀罗地区被公认是佛像起源的土壤之一，在对其文化特征的研究中，学术界在“希腊影响说”与“罗马影响说”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用单一的“希腊化”或“罗马化”都不能客观概括其多元文化特征。犍陀罗佛像起源问题是佛教传播过程中一个独特的侧面和缩影，反映出佛教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时，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佛教具备了更好的普适性从而获得较强的生命力。
关键词：佛像 希腊化 罗马化 犍陀罗
佛像起源是佛教史上的重大问题，代表佛教在图像表现形式上的“偶像崇拜”转型，也反映出佛教在佛陀观等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变革。正是这一系列的变革及其成果促进了佛教的远距离传播，最终使得东亚等地区逐渐接受佛教，并产生本土化特征。佛像沿着丝绸之路得到广泛传播之前，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存在，传达了怎样的思想内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的过程与结果。佛像如何从无到有、从隐到显、从小到大、从群像到独立成像，产生在何时何地，又如何从产生之地传播到远方的东亚等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又基本局限于考古学与美术学的领域内，应该得到更加充分、深入、全面的研究。
一、佛像起源问题研究史回顾
就20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佛像起源代表性观点来看，其具有丰富的多元性与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并且经历了几次方法论转向。现代学术体系中，最早讨论佛像起源问题的是负责印度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家Sir. Alexander Cunningham(1814—1893)在1874年所提出的猜想：西北印度的雕塑可能沿袭了希腊雕刻艺术。最早明确提出外来文化影响说的是德国印度学家、藏学家、考古学家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他于1893年提出：一些佛教艺术元素属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的产物。以方法论转向为视角，20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佛像起源的代表性观点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80年以前，考古学与美术学为主的研究
佛像起源问题大讨论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开始于犍陀罗佛像“希腊影响说”的提出，并集中于考古学与美术史：对佛像发源地、发源时间的确定，以及佛像发源与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深入到佛教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层面。
英国考古学家J. Marshall(1876—1958)在1960年提出佛像诞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地区。他认为用象征手法表现佛陀形象，正是早期印度流派区别于犍陀罗流派的特征之一。他进一步提出，犍陀罗艺术是由印度艺术和希腊艺术融合演变而成。自此，“希腊影响说”得以正式确立。被称为“犍陀罗研究之父”的法国考古学家Foucher，A. (1865－1952)在20世纪初的著作中提出，佛像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初的犍陀罗地区，是在希腊文化与印度本土风格的“混合产物”，即“希腊式佛教艺术”(Greco－Buddhist art)，他壮大了“希腊影响说”。
与此相对，20世纪40－50年代前期，欧美学者M. Wheeler、H. Buchthal、C. Soper、B. Rowland提出“罗马影响说”，认为犍陀罗佛像产生于公元1世纪末前后的犍陀罗，其中的西方文化影响并非来源于希腊，而是当时贵霜王朝和罗马帝国海上贸易产生文化交流的结果。
另一派学者则提出了“印度起源说”，尤以“秣菟罗起源说”最为盛行。自1923年开始，以郭鲁柏(V. Goloubew)为首的学者开始反驳“犍陀罗起源说”。1927年，斯里兰卡裔美国学者A. K. Coomaraswamy(1877－1947)提出“秣菟罗起源说”，认为犍陀罗和秣菟罗两地的佛像于公元1世纪初叶或中叶同时产生，相互独立，而秣菟罗佛像才是此后的印度佛教艺术发展的主要源头。荷兰学者J. E. van Lohuizen－de Leeuw于1949年指出，最早的犍陀罗佛像产生于贵霜王朝(50－244)阎膏珍时代(35－62)，而在贵霜王朝之前，秣菟罗佛像已经诞生并发展壮大，并未被希腊艺术影响。因此，印度传统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程度可能比学术界对此普遍看法更大。
1955年，意大利考古队启动“斯瓦特考古项目”，一系列考察研究延续至今。他们在犍陀罗艺术研究史上第一次确凿地证明了犍陀罗艺术中首次出现以人的形象表现佛陀、以“精神传记”的形式讲述佛传故事一系列行为的推动者可能并非贵霜王朝，而是塞人及其附属国。发掘同时指出了希腊、罗马、印度三种起源说的学术困境。并且，早期佛像风格的复杂性也提示我们重新思考以降低人为“发明”问题的重要性。
1967年，日本学者高田修在其著作《佛像的起源》中提出，佛像在犍陀罗和秣菟罗几乎同时出现，犍陀罗稍早一些，两者互相独立。犍陀罗佛像是受到希腊艺术影响、欧亚文化混合下的产物，秣菟罗佛像可能是在听闻犍陀罗佛像已经产生后以自己本土的风格对这股潮流做出的呼应。高田修的理论是“希腊影响说”与“印度起源说”之间的折衷。
(二)第二阶段：1980年至今，多学科研究的新探索
1980年以后，佛像起源问题再次成为欧美学术热点，这一变化与考古学新发现以及“秣菟罗起源说”新观点有直接关系。在此基础上，学术界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了佛教思想史等领域，发生了焦点问题转向和方法论转向。
日本学者平川彰将佛像产生时间定位于公元1世纪的贵霜王朝，同时又提出佛像起源与佛教思想密切相关。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和田边胜美提出“贵霜民族性说”，后者把研究重心放在宗教心理学的角度上。巴基斯坦学者瓦利乌拉·汗认为佛像诞生于帕提亚时代的犍陀罗，是希腊、罗马双重影响下的产物。1996年，日本学者宫治昭提出以佛陀观尤其是普罗大众的“释迦信仰”作为视角去研究佛像起源的方法。
大乘佛教兴起时间为公元前1－3世纪是学术界的主流看法，而佛像起源时期，大乘佛教与部派佛教同时存在，并且互相影响，正是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之间的过渡期，体现出多重混合、多线并行的特征。
希腊、罗马、印度三种起源说是佛像起源问题一直以来的讨论焦点之一，学术界普遍认同希腊或罗马影响真实存在。在“希腊影响说”与“罗马影响说”之间存在很大分歧，讨论集中于犍陀罗佛像，分为三种观点：（1）希腊影响说；（2）罗马影响说；（3）希腊罗马双重影响说。究竟是“希腊化”还是“罗马化”？犍陀罗佛像起源问题的多元文化特征值得重新探讨。
二、从巴克特里亚到犍陀罗：希腊化文明的影响
(一)“希腊化”概念与“希腊化世界”的范围
“希腊化”(Hellenism)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历史学家J. G. Droysen(德罗伊森，1808－1884年)提出，此前这一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希腊文化的衰退期，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忽视。自J. G. Droysen始，“希腊化”的概念开始被认定为希腊古典时期之后的又一个时代，并与希腊文化东传的历史现象紧密相关。
“希腊化”包含三层意涵：(1)“希腊化文化”，即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后与东方文化相融合的产物；(2)“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指从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34年)到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灭亡之间(公元前30年)之间的历史时期；(3)“希腊精神”，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导致其又带有“希腊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公认的“希腊化世界”包括从东地中海到如今的中亚、印度，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并且通过丝绸之路的间接传送，将“希腊化文化”的信息影响到了汉代中国。希腊化王国主要指亚历山大后继者们建立的三个大国和若干小国，包括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亚洲的塞琉古王国、希腊本土的马其顿王国，以及从塞琉古王国中脱离出来的帕加玛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等。受希腊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还包括帕提亚，其地理位置介于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王国之间，在语言文字、建筑艺术、思想文化等多方面体现出极其浓厚的希腊化文化色彩，甚至被英国历史学家Arnold Jo-seph Toynbee(汤因比，1889－1975)称为“爱希腊帝国”(Philhellene Empire)与“希腊文化的热心赞助者”。在贵霜王朝之前，帕提亚人统治西北印度，这时希腊艺术在该地区出现过一次强大的复兴运动，为后来犍陀罗艺术中希腊艺术的强烈影响打下基础。
(二)巴克特里亚、犍陀罗与“希腊化”
犍陀罗地区被称为“古典时代人类文明的熔炉”“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以及草原文明在此碰撞与交融。犍陀罗地处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是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在吠陀、梵书、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有关文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等古代文献中皆有提到犍陀罗。
犍陀罗地区与古希腊的接触始于公元前331年—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塔克西拉(Taxi-la)。公元前305年，孔雀王朝打败希腊人，当时的犍陀罗地区是其行省。公元前270年，阿育王(Asoka)继位，当地居民中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地区占有较大比例。公元前253年，阿育王派遣僧团到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传教，使得当时最为兴盛的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在迦湿弥罗、犍陀罗得以发展壮大。南传《善见律》《增一阿含经》中的《蛇喻经》记载了阿育王曾到罽宾和犍陀罗传播佛教。
公元前195年，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征服了犍陀罗，统治犍陀罗时间长达135年。公元前331年—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这一地区，其统治土崩瓦解之后，留下的希腊人建立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后来在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 of Bactria)等君主的军事扩张下，其统治范围拓展到西北印度的犍陀罗等地。
杨巨平将巴克特里亚王国称为“希、印、中文明的相逢之地”，他将该王国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时期”，第二阶段是“印度—希腊人时期”，此时巴克特里亚王国扩张到印度腹地，这些带有混合文化基因的人群在民族特性与文化属性上与印度人融为一体，形成“印度—希腊人”。巴克特里亚地处中国、印度、西亚之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公元前2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版图迅速扩大，并且向东方打开了通往中国西域的道路。公元前2世纪中叶，米南德(Menander)统治时期，希腊人开始了在印度西北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稳定统治。他积极拉拢印度本地贵族，曾与佛教僧侣讨论佛教教义，《那先比丘经》中对此有记载，后世很多人因此认为他已经皈依佛教。
吕澂将西北印度称为“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区”，英国学者Charles Eliot(查尔斯·埃利奥特，1894—1931)提出，《本生经》中提到的佛教学术中心旦叉尸罗大学城便坐落于西北印度，并且贝斯那加尔铭文证实了进入印度的外国人已经采纳了印度宗教。虽然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希腊化世界的中心即地中海地区，但是巴克特里亚王国被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希腊化国家的基本特色。匈牙利学者J.Harmatta(J·哈尔马塔)提出，随着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兴起，希腊文化成为中亚文明的“经常和基本的要素”，经历了“根本的变化”，改变了生产与生活，产生一种新的“混合文明”，构成中亚文明的基础。
三、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中心
多数学者将佛像起源时间确定为贵霜王朝时期或其建立前夕。贵霜帝国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30—130年，主要执政者为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和阎膏珍(Vima Kadphises)，第二阶段为公元144－241年，主要执政者为迦腻色迦(Kanichka)。迦腻色迦在位年代目前尚无定论，吕澂认为大约为公元128－150年。他定都犍陀罗，试图将佛教培养成政治统治工具，建立了许多佛教建筑。《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宋云到印度时见过该地区的佛塔，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记载。大庙石铭中记载了迦腻色伽尤其提倡说一切有部，传说中由他发起的论著《大毗婆沙论》奠定了其在经院哲学中的代表性地位，还出现了马鸣、众护、世友等著名佛教思想精英，众护甚至成为王师。
公元5世纪70年代末，噘哒人攻占犍陀罗。公元4—8世纪，商路变迁导致佛教艺术中心转向巴米扬。公元550－600年，巴米扬大佛造出。公元8—9世纪，犍陀罗艺术凋零。18世纪中期，欧洲学者开始对贵霜帝国开展以考古学为主的研究。1833－1834年，考古发掘出一块刻有佛陀禅定的圆形石雕，被认为是近代犍陀罗佛教艺术研究的开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大量犍陀罗文物出士，考古学研究取得丰富成果。
一些仅存中译本的部派佛教论书中常提到“犍陀罗传统”，一般认为《阿毗昙心论》等论书成书于犍陀罗。贵霜帝国时期中亚地区盛行说一切有部，但是在某些地区也有出土大众部与大乘佛教铭刻遗迹，大致可以推断出该地区当时为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混合共存状态。
犍陀罗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作为重要的佛教经院哲学研究中心，公元1－2世纪的犍陀罗不仅是佛教艺术的中心，同时也是佛教思想的中心。美国学者Richard Salomon(邵瑞琪)根据大英图书馆佉卢文残片推断，法藏部早期兴盛及此后没落可能都与支持它的印度－斯基泰王朝被贵霜王朝所取代有关，而后者提倡说一切有部。大量法藏部铭文证实其活动中心在大犍陀罗地区，属于法藏部的汉译《长阿含经》从语言学角度来看由犍陀罗语译介而来。于阗出土的佉卢文《法句经》也被认为是法藏部所有。
学术界主流观点将法藏部界定为说一切有部的分支，《异部宗轮论》与上座部巴利语系资料中进一步认为其为说一切有部衍生出的化地部的分支，在早期佛教传播中占据显赫地位，甚至有学者认为“早期亚洲中部佛教的布教风潮”就是由这一部派所倡导，其使用的语言正是犍陀罗语。至少有三个部派(法藏部、说一切有部和大众部)使用犍陀罗语在犍陀罗地区传教，但是目前发现的大多数甚至全部犍陀罗语写本都属于法藏部，据此Richard Salomon认为，法藏部在犍陀罗佛教的形成阶段以及在佛教与佛教经典向亚洲中部传播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法藏部也并非一家独大，说一切有部等其他部派与之并存。说一切有部在犍陀罗兴盛起来后，仍然有梵语佛教写本残片可能属于法藏部，并没有消失。法藏部在印度本土留下的文本和考古遗存非常稀少。
公元3世纪开始，巴米扬地区一度成为区域性佛教传播中心，其艺术风格融合了犍陀罗、中亚、波斯及当地本土特色，形成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虽然当时巴米扬地区盛行说出世部(Lokottaravāda)，但是大众部或者大乘佛教图像在石窟中分布广泛，尤其是弥勒佛造像。根据玄奘记载，巴米扬是说出世部的一个中心，但是考古证据也证明它也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据点。
犍陀罗佛教的东传既有普通民众自发参与，也有僧团有意识进行传播。一方面，东汉灵帝时期，贵霜帝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一些贵霜难民开始从犍陀罗等地区流向塔里木盆地、敦煌甚至中原汉地。贵霜难民在人口流动过程中沿路传播佛教，塔里木盆地和洛阳出土的佉卢文遗存即为证据。另一方面，贵霜帝国既是部派佛教兴盛之地，同时也被认为是大乘佛教发源地之一。在迦腻色迦支持下，部派佛教在犍陀罗完成第四次大结集，但是不久后大乘佛教的兴起使得部派佛教在当地竞争激烈的宗教市场中压力倍增，开始向塔里木盆地及其以东地区传播。
四、在“希腊化”与“罗马化”之间：贵霜王朝的文化属性
(一)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文化属性
在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之间，希腊文化经历了“东方化时代”。希腊因素与东方因素的融合与互动很早就开始发生。日本学者森谷公俊提出，早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人在与波斯人的互动中积极学习了东方文化，这种文化融合是双向的，而不是由希腊文化单方面主导。“希腊化文化”混合了中国、帕提亚、罗马以及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不仅仅是单一的希腊文化。因此，“希腊化时代”的亚洲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交织的多元化世界，希腊文化只是其中一个要素。
1938年，W. W. Tarn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一书中提出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王国属于第五个希腊化国家”的观点。1957年，A．K．Narain在其著作《印度希腊人》(The Indo－Greeks)则主张印度－希腊人的历史并非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而属于印度史。Frank Holt提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并不能合理解释巴克特里亚的文化特质，在他看来，巴克特里亚是一个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希腊化国家。此后，关于巴克特里亚文化属性问题的讨论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2014年，英国学者Rachel Mairs提出希腊化时期的远东地区属于广泛的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然而，这一地区的希腊化进程并不完全是政治统治的结果，也可能源于大众自愿接受希腊文化的行为。贵霜王朝可以视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继承者，同时也继承了历史变动所造成的文化形态上的变化性与多样性。
由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和印度—希腊人在地理上与“希腊化世界”其他地区长期隔绝，公元以前在开始“印度化”进程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身文化，并试图将二者进行有机融合，因此“印度化”的同时也是“希腊化”。希腊人对印度宗教信仰与文化的接受过程可以从钱币的变化上反映出来：第一阶段中，佛教意象以象征性、隐喻的形式出现，例如狮子、菩提树、佛塔等。第二阶段中进入米南德时期，开始出现希印对应的隐喻符号，说明希腊人开始有意将希印两种宗教文化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融合。
王权神化与王朝崇拜也是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一大特色，其有三大来源：一是古代埃及、波斯、巴比伦等国的传统；二是希腊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三是马其顿的王族神裔传统。希腊人对王权神化思想的接受始于亚历山大，他最初的意图是利用君权神授思想建构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客观上却导致希腊宗教与东方宗教的混合。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宗教混合现象在“希腊化时代”曾经得到广泛发展，但是“希腊化文化”是一种上层阶级的文化，下层大众仍然坚守着本土文化和宗教传统。
(二)罗马、贵霜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交往
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人从西方袭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成为希腊化王国的“回光返照”。希腊化王国的政治势力气数已尽，但是希腊化文化却伴随着成为“希腊化文化俘虏”的罗马人和占领印度一部分地区的巴克特里亚人的政治活动继续向四周扩散和渗透。
公元1世纪，罗马人已经注意到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交往。公元2世纪，罗马人的活动范围拓展到了东南亚和南亚，通过海陆两条路线到达中国，与中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罗马人在受到希腊文化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创造出了自身的特色，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贵霜帝国长期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中间商的角色，罗马与其交易货物可达到数千吨，同时其也在印度洋和塔里木盆地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征税，获得大量收入。贵霜帝国控制西北印度，边界线达到“憍赏弥”即中国云南边境、缅境掸邦（注释：憍赏弥，古代地名，英文对音拼写应是Kawsampi或Kosambi、Kausambi等等，常常存在于傣掸民族传说与《法句经》等佛教典籍中，大致位于今日傣掸民族居住的云南边境和缅境掸邦。参见:黎道纲．憍赏弥和九掸卑———傣掸古国之谜讨论［J］．东南亚，2002年第1期;何平．解开“僑赏弥”之谜———掸傣民族传说中的“僑赏弥”之我见［J］．东南亚，1995年第1期）以及印度河流域，并延伸到阿拉伯海各港口，通过海路建立西北印度、红海、波斯湾与罗马帝国的商业联系。
贵霜王朝开国皇帝丘就却就发行刻有戴着罗马桂冠的古代皇帝头像的钱币，并以希腊语写着“贵霜王丘就却”，其他钱币上则在正面刻着希腊国王头像，背面刻着希腊半神赫拉克勒斯像。丘就却的继任者维马·塔克图则发行了刻有希腊国王式头像的钱币，承认了贵霜帝国中希腊居民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贵霜帝国还可能雇佣了从希腊到印度从事雕刻工作的希腊工匠，而犍陀罗佛像的产生有可能受到了希腊工匠的影响。贵霜帝国还曾派遣宗教使节前往罗马帝国，其中就包括佛教僧人。
结语
犍陀罗佛像并非“希腊化”的直接产物，具有“混合文明”的特征。这一特定时期的罗马文化是向西迂回传播的“希腊化文化”。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用单一的“希腊化”或“罗马化”都不能客观概括佛像起源土壤中的多元文化特征。犍陀罗佛像起源问题是佛教传播过程中一个独特的侧面和缩影，反映出宗教在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及其可能的应对方式，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第一，佛教文化的本土化与多元化使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佛教的传播从一开始便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不是单一派别的孤立化传播。坚持自身教义与思想内涵的同时积极进行本土化与多元化发展，减小了佛教在各地区传播中受到的本土固有文化阻力，并且在与多元文化互动中具备了更好的普适性，从而获得较强的生命力。
第二，佛教文化是宗教市场竞争刺激下的产物。无论在原始佛教起源地———印度，还是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发展的中心地区———中亚，乃至传播至东亚、东南亚，佛教的生存与发展长期处于激烈的宗教市场竞争中，迫使僧团与信众进行创造性的宗教实践活动，促进了佛教的不断发展革新。
第三，佛教信徒群体的多元化使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了各地区本土社会中多层次人群的接受，包括僧人、王室贵族、商人、普通民众等在内的群体都曾参与佛教的自发或自觉传播过程，这有赖于佛教教义的特殊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佛教信徒群体的多元化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对特定阶层的依赖性得到弱化，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与较强的社会性。
作者简介
伊家慧，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