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他们以在职隐退的官僚为主，通过讲学结合在一起，讽议朝政、评论官吏，力图对朝政造成影响。而唐代也曾经兴起过一个以“文”为核心的团体，但他们绵延时间更长、成员全部身居高位、对朝政产生了巨大影响，那就是唐代的清流。

唐代清流文化对唐朝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陆杨老师的研究指出，在唐代，由于魏晋南北朝门阀的衰退和科举制度的勃兴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清流阶层”，这群人以极其出色的文字撰写能力为基础，把持了唐代乃至五代十国时期的诸多中央高层官位。更为独特的是，和以后的朝代相比，唐代形成了许多以家族为单位的清流家族，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力量。

开元年间，名将牛仙客镇守西北功勋卓著，兵甲充裕，唐玄宗便有意拜牛仙客为尚书令。但张九龄却表示反对，认为尚书令非常清贵，传统上都是由拜相者担任，牛仙客不过是西北的一个外镇将领，不能做尚书令。唐玄宗内心不悦，又说既然不能拜尚书令，那就赐牛仙客一些封户吧。结果张九龄又反对，说牛仙客的功劳不过是他应该做的，赏赐他一些财物就可以，实在不应该裂土给予他封户。

听到这里唐玄宗终于忍不住，发怒说道:你是因为牛仙客出身卑微就轻视他吗，你张九龄不也就是个荒蛮岭南之地的人吗？张九龄来自今天的广东韶关，在唐代确实属于蛮荒之地。

结果张九龄正色说道:

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

我确实来自岭南之地，但我和牛仙客不同，我是正经进士出身，因为文章过人而被陛下选用。可牛仙客目不识丁，当年韩信不过是淮阴的一个壮夫，尚且羞于与灌夫等人为伍，今天陛下你一定要用他牛仙客，那我也耻于与他为伍。可以说是和唐玄宗杠上了。

张九龄并非出身豪门，但却理直气壮阻止牛仙客担任尚书令，预示着一个新价值评价体系的崛起

张九龄不让牛仙客入朝担任尚书令，也不让其获得实封这件事是揭开清流面纱的关键。我们都知道，隋唐承袭魏晋南北朝，是最后的贵族政治时代，以姓氏、所在地等为标志的门阀郡望在唐朝依然存在，比如什么博陵崔氏、京兆韦氏等，在唐朝历史上占有显赫地位。但从张九龄和唐玄宗的对话中明显可以看到，一个超越门阀郡望的新价值评判体系已然崛起，竟然能抵消门阀身份的制约，阻止封疆大吏获得清贵的职位，这种力量就是所谓的清流文化。

陆扬老师在其著名论文《唐代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中》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他说道:

（张九龄）他之所以觉得自己具有以往只有门阀成员才能有的清贵地位，在于他有“践台阁，掌纶诰”的经历，也就是凭借李林甫评论中提到的“词学”为朝廷立言的资历。在张九龄心目中，这种凭借文学累历清贯的经历足以抵消地域、门第乃至制度意义上的官阶带来的身份优势。

可见，文学才能和历官经历成为构成清流的重要标志。以这两个特点为标志，唐代中后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圈子”，其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影响就是控制某些岗位的人事任免。以上张九龄阻止牛仙客担任尚书令只不过是其中的例子之一。另一个例子则向我们揭示了文学才能和历官经历两者缺一不可。

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担任盐铁判官的姚勖（xu音旭）在任期间洗刷冤狱，政绩出色，被其长官盐铁转运使崔珙推荐兼摄职方员外郎（为职方郎中之副，掌地图等，也是清贵职位），结果又被当时清流领袖韦温拒绝，理由是“郎官最为清选，不可以赏能吏”，也就是说郎官这种清贵的官职不能赐给承担具体事务的精干官吏。

但姚勖可不是一般人，他所担任的盐铁判官也不是什么普通职务，姚勖是玄宗朝名相姚崇五代孙，他自己更是进士出身，而了解中晚唐历史的人都知道，盐铁系统可是大唐的钱袋子。就是这么一个人，只因为承担了一些务实的工作，便被出身京兆韦氏的韦温排斥，可见清流圈子的严格。不过韦温其人其实有些特殊，因为他是属于隋唐名门望族之后+书判拔萃出身+历职清贵等诸多要素于一身，所以多少有些极端了。

如果以上两个例子多少还有点臣子谏诤以及自视清高的温柔底色，那另一个例子就比较血腥了，那就是唐末朱温残杀唐昭宗宰相重臣的白马驿之祸。《旧五代史·李振传》记载：

唐自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谮杀大臣裴枢、陆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

这里的太祖就是朱温，他之所以听了李振的建议杀掉裴枢，还要将尸体投入黄河以羞辱清流，还有个直接导火索，就是裴枢和张九龄一样，阻止了一次关键的任命，《旧唐书》记载:

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尝奏用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诸相议，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节钺之命，何藉乐卿？恐非元帅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

同样面对一个“武人”出任“清贵”职位，一百多年后的裴枢做出了和张九龄一样的选择，拒绝了朱温推荐其牙将张廷范出任太常卿这一清贵职位。当时，朱温早已经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藩镇节度使，势倾天下，而更微妙的是，裴枢当年差点被贬至岭南，还是朱温把他保了下来，才让裴枢位极人臣，朱温对裴枢是有大恩的，可就是面对权势滔天又对自己有恩的朱温，裴枢依然坚决的拒绝了朱温主导的这次官员任命。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唐代的清流文化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些官员的晋升，那这种独特的清流文化又为何具有为官经历和过人文采这两个特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清流文化主要以独特的历官经历和出色的文采为主要特征，这两点特征与清流文化的形成相辅相成。

从上面几个例子大家可以侧面了解清流文化所指代的历官经历，比如尚书令、太常卿、各种郎官，其实还包括最重要的一些职位，那就是翰林学士、起居舍人、知制诰等，这些职位的特征就是以撰写文章为主要工作，经历或者担任这一系列的官职，是被认可为清流的重要条件。

其实这一点今天的我们应该也多少有一些了解。某一类的官职意味着某一种独特才能，也常常意味着相同的价值观念，加上业务往来更加密切，自然而然就会形成相同的圈子。比如上面提到的姚勖所在的盐铁系统，包含盐铁系统在内唐朝的财政官员们，同样也是名臣辈出，安史之乱之前的宇文融、裴耀卿，安史之乱后第五琦、杨炎、刘晏、韩滉，甚至还包括李泌，这些人大多拥有非常强的搞钱能力，吏术精湛，尤其在安史之乱之后，为支撑唐朝廷运转起到了关键作用，相互之间虽然也有关系紧张的情况，但关系密切的大有人在，甚至还有师生关系。

不过相同的为官经历并不是清流形成的最关键因素，最关键因素其实还是“文学才能”。

文学才能是清流最核心的构成要素

文学才能成为清流形成最重要的基础至少有3大原因。

第一是文学才能与天赋之间的挂钩。

今天我们身边，尤其是体制内有一批人，他们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也不承担具体工作，唯一的任务就是替领导写稿子，他们之中才能出众的被称作“笔杆子”“大手笔”，往往受到领导重视。而在唐代时候，这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还增加了一种神秘的超自然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门阀世家一开始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但随着社会发展，这种由血缘构成对权力的控制，因为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逐渐遭受冲击，但以文学才能和文章写作为新内涵却逐渐补充进来，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追求。

更为重要的是，从南朝开始，文章写作这一才能与个人天赋挂钩，虽然大家依然承认后天训练的重要性，但主流观点却认为那些才思敏捷的大手笔、笔杆子主要是因为天赋如此。比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成语才高八斗的由来: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这“才”体现的更多的就是天赋。

某种事物如果和天赋挂上钩，那无形之中就会构建了一道围城，其他人轻易进不去，在隋唐时代，文学才能就是如此被包裹在内。

第二是科举制度的出现，文学才能成为科举选拔的重要标准，更让文学才能笼罩了神圣的光环。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非常伟大的创造，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制度，它创造了一种相对公平且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构建起了一条从全天下的读书人中选拔官员的渠道。尤其是武则天、唐玄宗时期，进士科以文学才能等作为官员选拔标准，古人对站在社会顶端的天子之臣的美好想象，与文学才能结合了，文学才能更是被笼罩上一层耀眼的光环。

今天我们都熟知“跃龙门”这一个俗语，传神地表达出古人对于科举考试的向往。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士人在社会上都被认为是文曲星下凡，他们出任官员那是从鱼褪掉鱼尾变成龙的过程，甚至今天国人热衷考公，很难说没有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

第三点则是，在隋唐时代，通过文章替天子发声被认为是最为宏大的工作。

在陆扬老师看来，清流文化之所以如此强势，甚至得以决定人事任免，还和文学才能被用于支撑唐朝皇帝的皇权密切相关:

从武后、玄宗时代开始，（皇帝权威的体现）越来越依赖既程式化又能通过用典来表达细微个人立场的文辞上，随着这种文辞地位的日益上升，它具有了一种近乎抽象意义上的礼的维系作用，被认为具有调燮阴阳、衡定天下的功能。

这一特点类似于今天的我们通过特定的标志来对人群进行区分，简单的比如部分行业的特殊制服，使用奢侈品的人同样也是希望借此显示出自身的身份。因此，文学才能更加被提高到一种全新的高度:也就是所谓的代王者立言。

正是在上述3个因素的作用之下，清流文化形成了，而且占据了唐朝，尤其是唐朝中晚期社会的顶端，成为皇权重要的“装饰品”和“标志物”，假如皇帝，乃至各路藩镇节度使手边没有一个大手笔为其撰写足以调燮阴阳的文章，那他的权力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稳定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学才能被认为更加受到天赋的影响，所以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类似，中晚唐形成了诸多清流家族。这些人从父祖开始便开始依靠着文学才能为皇权服务，他们的子孙后代也经常凭借自身才华和煊赫的家世获得重用，甚至前面提到的那些清流眼中最清贵的职位，都被这一些家族所垄断。上文中，最终被朱温所杀的裴枢不仅出身河东裴氏里的中眷裴氏，而且父祖多人担任重要官职，是宰相裴遵庆曾孙，吏部尚书裴向之孙，御史大夫裴寅子，他自己便受到家族荫庇，得以升迁迅速。

这一特征在五代十国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今天的我们通常认为唐末到北宋建立前后是武将的黄金时代，五代十国的建立者全都是军阀，文人的地位被贬低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但事实上，五代十国诸多割据政权中都会延请诸多清流成员代其立言。

即使在五代十国时期，清流成员也获得了武人政权相应的尊重

比如看起来毫不尊崇清流，甚至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而且投入黄河的朱温，在强行任命牙将张廷范没太常卿之后，接替者中，却又有赵光逢和李燕等唐末重要文臣，让人不由得怀疑朱温强行任命张廷范不过事一个服从性测试，而在获得满意结果之后，朱温依然得依靠清流们为他装饰政权。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唐代清流文化形成的大概脉络，那今天的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一独特现象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清流文化和其他小圈子一样，都因为极致的对文的追求而影响了唐朝廷整体的运转。皇权确实在依靠着清流文人出众的文采得以扩张和加固，但具有出色才能的官吏同样是支撑帝国的重要支柱。一个排斥甚至贬低承担具体事务的利益集团是相当有害的，而且和其他任何利益集团一样，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好处而做出种种不合理的行为，有时候这种行为会非常极端且顽固。在上文中，姚勖本身才能出众，但却也因此而无法获得清贵职位的奖赏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其次则是由于文学才能与天赋挂钩，自然而然地与绝大部分人割裂开，天然的便站在了大多数人的对面。由于清流在许多时候把持了唐中后期的贡举，过度强调文的才能，极度缩减的清流圈子极大地影响了科举考试的有效性。中唐时期的名相们有许多出身科举，但到了唐懿宗之后，人才逐渐凋零，这与大唐的衰败互为表里，这里面应该也有清流文化的影响。

晚唐牛希济在《贡士论》里面生气地说道，现在贡举考试形成了“擢第又不由于文艺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伟、无才无艺者，亦冠于多士之首”“朱门甲第之间，鬼神不能知者尽知之”的局面，选拔机制彻底走偏了，选人看外貌，选拔标准神鬼不知，俗语都说国之将亡必有妖，晚唐时期人才的输送渠道如此失能，国家焉能不亡？

最后，清流文化同样也是有两面性的。整体上来说，清流文化形成之初是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文的力量确实非常大，而且能教化人心，也比较稳定。比如上面提到的张九龄，确实为玄宗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中唐时候文学才能与治国理政能力的结合也是当时社会的重要追求，所谓“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也就是要通过文章来，理顺天下，替天子牧民。但随后，清流文化的发展开始走偏了，过度追求所谓的文，但却忽视了文对治理天下的巨大作用，让晚唐的清流们逐渐都变成了花架子，几乎不具备他们的前辈那种匡扶天下的能力。

清流文化构建的宏伟形象在混乱时期荫庇着文人，确保了中华文明文脉的流传

但也不能说清流文化就是彻底坏的，由清流构成的对文学才能的尊崇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甚至比唐王朝的生命力还要顽强。也正因为如此，在五代十国的大乱世，在那样一个武人当道的时代，文人们始终占据一席之地，为中华文明文脉的流传保留了一颗火种。在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二月，梁军正与李存勖的部队激战之时，梁廷依旧发布敕命，鼓励官员、士人上呈有关其祖先的传记至史馆，以协助编纂有唐一代的历史，而这部史书就是最终在24年之后得以完成，这就是《旧唐书》。从这里，我们很清晰能够看到，清流文化构建起的那种对文学才能得崇拜一直在保护着后来的文人们，让他们得以完成“为往圣继绝学”的神圣使命，并最终坚持到了北宋的到来。

（本文主要参考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物关系》，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