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2日，在山清水秀的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地，刘伯承元帅与彝族首领小叶丹举行结拜仪式。

在彝海的见证下，两人歃血结拜，成为异姓兄弟。

那天，两人在用石块搭建而成的祭坛前站着，脸上的神情庄重肃穆。

吉时一到，祭司宣布仪式开始，小叶丹和刘伯承用小刀划破自己的手指，将血滴入面前早已准备好的酒中。

二人端起酒杯，相视一望，将混着血的酒一饮而尽。

酒饮完毕，祭司唱宣誓词，表示仪式完成，结拜成立。

仪式结束后，刘伯承给了小叶丹一面红旗，上面写着几个大字：“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

他向小叶丹解释，这是红军授予全体彝族兄弟姐妹的，代表的是红军与彝族同胞间的深厚友谊。

“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一段佳话，到现在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那么这彝海结盟的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红军一向没有结拜的传统，那刘伯承为何还要与小叶丹结拜？难道除结拜外就没有其他办法翻越凉山吗？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损失严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其中，红一方面军在转移途中到达四川凉山。

这时的红军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节省时间体力走大路，二是保险起见抄小道——翻越凉山。

但是选择哪一条都有一定的风险。

走大路？

四川凉山是川军地盘，国民党军队对当地情况更加熟悉，清楚知道彝族不会轻易让一支军队穿过他们的聚居地，尤其是一支来路不明的军队。

所以，敌人肯定会选择埋伏在大路上，等待红军进入包围圈。

那抄小道？

可是历史上石达开的队伍就是意图从彝族小道突围，但却在此处被拦截，最终被捕。

就近来说，在军阀混战时期，大量彝族人民遭到刘文辉部队的残忍杀害。彝族人民对汉族军队的印象可谓极差。

那彝族对红军这一完全陌生的军队，肯定有着很强的防备心理。

到底该怎么选择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红军在到达凉山后，按毛主席的指示停止前进，召开会议商讨策略。

会议最终决定从小道突破。大路遇上蒋介石的部队肯定会爆发激烈的战斗，蒋军能打得起这一仗，但红军消耗不起。

既然有另外一种不打仗不费兵力的可能，那为何不去试一试呢？

与蒋军肯定免不了起冲突，但若能处理好与彝族同胞的关系，那么红军就能少打一仗，还能收获一个“好朋友”。

在几天的调查中，毛主席了解到当地彝族人民并非野蛮之辈，相反十分淳朴善良，只是遭受过欺骗与杀害，不得已以防备的姿态应对外来人。

刘伯承（左二）和聂荣臻（右三）

因此，毛主席下令让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带着一部分兵力，组成先遣队率先进入凉山彝族地区，与彝族人民进行交涉。

他相信红军作为正义之师定能取得彝族同胞的认同，与彝族人民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选择刘伯承和聂荣臻带领先遣部队也并非是无心之举。

刘聂二人均为四川本地人，虽不是彝族人，但同是生于四川，长于四川，脾性习惯总有相似之处，可以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

尤其是刘伯承，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气质儒雅，长相斯文，戴着一副眼镜就更显书卷气，看起来很有亲和力。

在将校学堂学习的时候，他就以举止有礼、操守有持而出名，被同学们称赞为军中“菩萨”。

后来，其所带的队伍也是军纪严明，有组织有纪律，在全军是出了名的优秀。派他去交涉，那是再合适不过。

接到任务后，刘伯承自然也是十分重视，立马组建小组商讨对策。

考虑到“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他决定派人对彝族进行实地调查。经过观察，实际情况确如毛主席所说，彝族人对军队抱有很大的偏见。

那么该如何向彝族人民表达红军的友好，以消除这种偏见呢？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先派工兵开路，让他们逢山修路、遇水架桥，先行为大部队的到来打基础。

但是还没等工程结束，工兵部队就与彝族人民不期而遇。

原来，彝族人们早就察觉到工兵的动静，见到他们在架桥修路，觉得有些害怕，就决定隐藏起来埋伏红军。

因为此前刘伯承已经下了命令：“彝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不能发生武力冲突！”

所以对于彝族人的埋伏，工兵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只是简单的向他们说明目的，请求他们让红军能够翻越大凉山。

但是，彝族人并没有搭理，他们害怕这是军队的阴谋诡计，不肯轻易松口，见红军不开枪就将工兵们扒光，还抢走他们身上的全部物资。

作为彝族的首领，这件事当然瞒不过小叶丹。在经过对红军的许久观察后，他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相信红军的话，事件也就由此出现转机。

小叶丹原名果基约达，是一名智慧开明且富有远见的首领，由于在他治理期间，彝族发展迅速，领地和人口增加了许多，所以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

在刚得知红军到来时，他就表现出作为首领的警觉。

让老弱妇孺藏进山洞之中，而他和大量的青壮年留在部落，准备抵御红军，将红军赶出大凉山，使红军不敢再犯，守护领地和人民的安全。

然而，红军的表现让他感到十分意外，他们没有像以往的军队那样到处掠杀。

不仅如此，还从不主动靠近他们的领地，而且自给自足，不要当地人民的一针一线、一水一粮。

红军的种种表现他都看在眼里，他察觉出这支队伍和别的队伍不一样。于是，他决定和红军首领见上一面。

得知小叶丹要求见面的消息，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政治委员的萧华十分惊喜，带着礼物就去往他的住处。

在与小叶丹见面后，萧华诚恳地开口表示，红军只是路过此处，想要借道而行，保证不会打扰彝族兄弟姐妹的生活。

由于此时的萧华将军年龄尚小，小叶丹见对方眼神清澈，态度真诚，点点了头，并主动提出想和刘伯承将军见一面。

预感此事要成的萧华不敢耽误，匆匆别过小叶丹后便直奔军营，将小叶丹的要求说与刘伯承。

听完萧华传达的信息，刘伯承喜出望外，欣然前往。

一见面，小叶丹便要下跪磕头行礼，他赶忙制止，表示共产党人不兴这一套，军人和百姓都是平等的，不用行礼。

之后两人进行了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

刘伯承向小叶丹阐明了红军现在的处境，表示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为的是解放受苦的广大群众，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只是借道，不会伤害彝族人民。

同时，也表达出与彝族人民结下友谊的希望。

对于他的坦诚，小叶丹深受感动，他真挚地表示，彝族与红军都是一家人，他们愿意帮助红军度过这次难关。

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小叶丹当即决定要与刘伯承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

红军中虽没有结拜的习惯，但是为尊重当地习俗，表达友谊与信任，刘伯承决定破例接受这一要求。

于是，在广阔的彝海面前，二人举行歃血仪式，拜为异姓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仪式之后，刘伯承送了小叶丹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红军沽鸡支队”，其中“沽鸡”就是小叶丹原名的音译。

刘伯承对小叶丹说，这面旗帜是红军赠予彝族同胞的，代表着红军与彝族的深厚情谊，希望他能好好保存。

小叶丹十分感动，连忙答应下来。

之后小叶丹按照之前的承诺派人帮助红军跨越大凉山，躲避蒋军的追击。

此外，许多彝族同胞也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中，与红军并肩作战，守卫家国。

幸得彝族同胞的帮助，带着红军抄了一条近道穿越迷雾层层的森林，使得红军队伍很快过了大渡河。

据刘伯承晚年回忆，若是没有彝族朋友带路，再晚上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要调到大渡河，对红军进行围堵，长征可能就要失败了。

由此可见，彝族同胞对保存革命力量，留存革命火种起到了重要贡献。

此后二十多年的战争岁月中，刘伯承始终挂念着他的这位彝族兄弟。

新中国解放后，他立马派人前去打听小叶丹的近况。没成想，手下带回的却是小叶丹的死讯。

原来，当年蒋介石听闻此事，怒不可遏，下令攻打彝族部落，要求小叶丹交出那面彰显友谊的旗帜。

小叶丹自是不肯，却因此遭到国民党的迫害而丧命。小叶丹的妻子为了保护旗帜，便将它缝在裙子里面，躲进山洞逃难。

裙子是彝族妇女的圣洁之物，十分珍重，小叶丹的妻子却将那面旗与她的裙子缝在一起，等同于用生命和最神圣的方式保护着它。

刘伯承听闻此消息，悲痛难抑，又感动于彝族同胞的信任与奉献，就派人将旗帜取回，珍藏起来，作为彝族人民与红军真挚友谊的纪念。

刘元帅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成了一段佳话，流传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现在它已经不仅仅是一次结拜，它意味着对各民族的尊重，代表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友谊与信任，是各民族团结友爱的证明。

现在那面见证历史与友谊的旗帜，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所有去参观的人，都能在回顾历史中，感受到少数民族与红军的珍贵友谊。

新中国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建立起来的。

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共产党都与各少数民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队伍中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战士，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家喻户晓的开国大将粟裕就是一位侗族同胞，此外还有中将廖汉生（土家族）、万毅（满族），上将杨志成（侗族）等等。

革命时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和交往，也为建国后处理各民族关系，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经验。

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是国家统一的基础。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克难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国家才能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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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过冬】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