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1898年，中国首个现代警政机构“湖南保卫局”应运而生。京城警政则历经“安民公所”、“善后协巡总局”、“工巡总局”等组织的演变。1905年，“工巡总局”改制为“巡警部”，统管全国警政，并设立“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负责京师警务。次年，“巡警部”并入“民政部”，内设警政司主管全国警察事宜，各省亦于1907年成立“巡警道”。清末警政改革借鉴租界制度，引入现代警察制度精神。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政府设内务总长督导警政，将民政部改为内务部，警政组织分为中央、首都及地方三级。1913年，袁世凯北京政府合并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为京师警察厅，下设警察署、分驻所与派出所，但此阶段警政进展甚微。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内务部改为内政部，掌管全国警政。内政部所属警政司职权广泛，包括管理特务、警察、保卫团编练等。首都设警政厅，各省以民政厅和警务处总辖警政，各级城市设警察局，基层遍设派出所。1937年中央警官学校开办特种警察训练班，将警察与特工结合，后衍生军统系与中央警校派的对抗。1945年国共双方签署“会谈纪要”，取消特务机关，严禁非司法警察机关团体享有拘捕审讯权。抗战胜利后，1946年内政部成立警政总署，但因内战加剧，特务活动激烈，警察角色仍为军统等系统所掌控。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此前中国警政虽习自租界新制，但警察功能多停留于为政治服务或附庸。 1931年，江西省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政治保卫局，负责侦查和起诉反国家、边境犯罪，同时管理运输检查、户口登记等事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下设公安部，其建警理论基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人民民主专政则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者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1957年的《人民警察条例》明确人民警察属于人民，是维护人民民主制度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工具。从政治保卫局到公安部，中国‬警务的发展始终与政治利益紧密相连，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建国最初三十年（1949-1978年）的刑事司法体制经历了两条路线的拉锯：一是苏联式的专业、中央集权、层级化的独立司法制度，二是分散、去中心、以群众参与为基础的革命司法制度。事实上，强调群众路线的司法体制对刑事司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警务作为刑事司法的一环，形成了群众路线警务模式，其源自中共在城市转移至农村革命时的生存策略，后来逐渐演化成干部守则的重要内容。在前半阶段，警务核心任务是巩固新政权，后半阶段特别是文革时期，为了保证文革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而制定了“公安六条”，公安拥有裁决刑事案件的绝对权力，并高度依赖户口登记制度和社会控制网络，强化专政。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加剧，犯罪趋势持续攀升。为此，中国在1983年、1996年、2001年、2010年实施了全国性及大规模的“严打”活动。1991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时，强调“打击”为首要环节，认为“严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一致。“严打”作为政治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过于严厉，导致刑罚过重及冤错案频发，且每次“严打”后犯罪案件短暂缓和又急剧上升，表明“严打”仅是应对某些犯罪类型居高不下的权宜之计，并逐渐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治动员方式。由此可见，警务在专业化策略（严打）的包装下，仍旨在巩固发展安定的政治局面。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多年的“严打”并未能有效遏制犯罪率的上升趋势。上‬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与西方的警务交流日益频繁，欧美警务改革经验被引入国内。社会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同质化社会逐渐分解为异质性的社区单元，社区制取代了单位制，为社区警务的实施提供了条件。2000年发布的通知明确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推动了社区警务的发展。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均强调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中国‬社区警务的发展基础正是源于改革开放后的社区制社会，并受“严打”策略局限及欧美警务改革经验的影响。 1997年，公安部在苏州召开全国公安派出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警务改革转向打击、预防和服务并重，推动数字警务、社区警务、服务警务的多元化策略。2000年发布的“通知”具体加强了社区治安工作，按照“一区一警”模式调整民警责任区，设立社区警务室，社区警务内涵被纳入民政部社会政策。2001年，国务院进一步指示公安机关按“一区一警”等模式开展社区警务。2002年，公安部在杭州会议上正式提出在全国大中城市推行社区警务，规定服务群众是社区民警职责。2006年，公安部颁布决定，正式确立全国施行社区警务策略，要求科学划分警务区、合理配置警力，并加强社区及农村警务室建设。 回望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警政虽借鉴租界的现代警察制度，但因军阀控制、抗战配合及内战等历史事件，警察职能多为政治服务或附庸。中华苏维埃时期至公安部的建立，‬‬警察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着力巩固新生‬政权，并依赖户籍制度和社会控制网络进行社会治理。1978年改革开放后，面对犯罪率‬急剧‬攀升，‬警务推行严打策略和社区警务，其中‬严打虽短暂压制犯罪，却因刑罚过重及冤错案频发而显局限性；而‬社区警务则试图‬结合‬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逐步融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警务政策由单一的政治工具转变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