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我国军衔制持续引领警衔制发展，现行警衔制与“88军衔制”几乎同步筹划，历经十年磨砺终成正果，两者均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尤其是“职衔倒挂”现象暴露了制度初创时的局限。1994年，“88军衔制”经过重大修订，缩减了职衔对应幅度，而警衔制自1992年确立以来，实质性调整寥寥，职衔宽幅对应问题愈发凸显。2016年，军衔制改革推出“军衔主导制”，彻底解决了“职衔倒挂”问题，消防救援衔制度亦吸纳此成果。与此同时，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改革也在稳步推进。公安部于2017年启动了‬警衔条例修订调研，历经数年努力，至2023年终于明确将随警察法一同修订，警衔制改革迎来了关键‬的历史契机。 警衔作为舶来品，其英文原词为Police Rank，其中的Rank在英语中原本就表示等级、地位，这揭示了警衔的基本功能——标明警察的等级。我国现行的《人民警察‬警衔条例》对此进行了明确阐述，警衔不仅是区分人民警察等级的重要标志，更是表明警察身份、象征国家荣誉的称号。然而，在制度设计上，我国警衔制度在综合考量多方面利益诉求后，形成了与全球主流警衔制度差异显著的本土‬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设立警衔制度的初衷。随着时间的推移，现行‬警衔‬制度‬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对警察队伍的管理和激励效果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亟需进一步改革‬完善，以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改革开放后，公安部参照军衔制推行警衔制，以标识警察等级，但实施过程阻力重重，经历了多次修改。与军衔制争论焦点集中在中上级领导群体不同，警衔制的争议重点在于基层民警的压职压级现象。即便有军衔制“开道”，公安部草案也综合考量了各方利益，在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时仍争议不断，历经五次分组审议后又作出较大范围修改，如名称由“警阶”改回“警衔”，由4等13级调整为5等13级等。客观而言，“88军衔制”与“92警衔制”均是特定历史时期综合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一职多衔仅作为过渡措施。然而，在新老干部交替告一段落后，军衔制迅速修正取消了一职三衔，而‬警衔制却未能及时跟进。 现行警衔制在职衔对应关系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之处，其启动之初正值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时期，职衔对应主要参考“88军衔制”的宽幅对应原则。然而，我国警衔设为5等13级与10级职务层级并不匹配，形成‬‬了上窄下宽的职衔对应关系，极具中国特色。‬在‬实践中‬，部级一职一衔，厅级及以下职务层级中一职多衔、一衔多职、职衔交叉现象普遍，引发了厅级“平衔领导”、处级“职衔倒挂”等‬问题，且越往基层“职衔倒挂”现象越普遍，与警衔制的初衷相违背。基层派出所作为实战单位，更需要清晰的身份等级认同，而非领导职务民警的高警衔容易助长心理自我等级认知的异化，冲淡职务主导下领导指挥体系的权威‬。 2018年公安机关实施的两个职务序列改革，虽拓展了民警职业发展空间，解决了‬基层‬民警‬职级待遇低等问题，但‬也‬背离了警衔制设立的初衷，警督以下警衔难以发挥指挥、协调职能。改革后‬，民警警衔普遍提升，一级至四级警长不受比例限制，自然晋升至正科职级通道打开，使得一级警督以下警衔主要体现工龄，其识别职务等级功能几近丧失。基层派出所民警‬晋升‬为‬原本‬为‬资深正处职与‬副厅职领导设置的三级警监警衔已‬屡见不鲜‬‬。警衔结构从“宝塔形”梯次结构变为不合理‬的‬“橄榄型”，如上海铁路公安局警督占比高达70.07%，警司仅占25.28%；广西森林公安局警督占比也高达69.16%，警司仅‬占‬30.76%。 在我国公务员体制中，由于职务晋升受限，警衔成为对基层民警的一种重要替代补偿。我国公务员体制未区分西方公职体系中的政务官与事务官，公务员职业发展路径受限于严格的等级划分和金字塔式结构，绝大多数公务员难以实现长周期的自然晋升，尤其‬‬是基层民警。公安民警约占全国公务员总数的30%，在基层公务员中比例更高，或超过三分之一。然而，由于基层公安机关规格偏低、队伍庞大、领导职数相对较少，职业晋升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在此背景下，警衔作为一种激励手段，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务晋升的压力，但也导致了衔级制度向福利性质泛化，削弱了警衔体系的等级本位作用。 民警追求高警衔，从个体利益角度看‬‬无可厚非‬，但在职务晋升渠道受限的现状下，其正向激励效果需审慎评估。警衔晋升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警的职业诉求，但低职高衔的现象却容易‬削弱警察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且“职衔倒挂”对指挥体系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警衔制度的核心在于明确等级标识，确保系统成员能迅速定位自身等级与角色，脱离职务等级单独讨论衔级，无疑偏离了制度初衷。在新时代的改革浪潮中，警衔制度改革应紧跟国家改革步伐，借鉴军衔制与消防救援衔制的成功经验，构建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警衔制度体系，回归其应有的激励与标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