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在我国现代律师制度中，1980年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标志着中断二十余年的律师制度得以恢复，律师以“国家法律工作者”身份在法治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而1996年实施的《律师法》则使律师以“社会法律服务者”身份脱离公职，成为自收自支的新兴职业群体。然而，律师脱离公职后，受传统观念影响，律师制度在司法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事件，如律师过安检、因伪证罪被捕、在法院遭受不公正对待等，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尽管律师身份已完成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会法律服务者”的转型，但其作为司法制度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并未改变。 由于历史、司法制度中公权力强势、律师工作盈利性及制度缺陷等多重因素，社会对律师制度作用存在认知偏差。部分人视律师为金钱的附庸，认为他们只为有钱人服务，是奢侈的法律服务，甚至指责律师教唆诉讼、钻法律空子。不可否认的‬是‬‬，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肩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他们恪守职业道德，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挽回损失，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律师监督司法权运行，确保司法程序公正。尽管部分执法、司法人员对律师存在偏见，但律师因更熟悉案件与法律程序，在监督中更具发言权，且程序公正与当事人利益息息相关，使得律师能更有效地监督司法程序合法性。 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维护司法公正的关键一环，律师制度在《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被明确为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律师制度的改革完善，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当事人权益、推动法治意识与文化形态普及具有深远影响。律师制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无论是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是个体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离不开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支撑。律师作为专业法律服务者，能为企业、个人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确保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对现代市场经济建设意义非凡。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尚未形成稳固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同时传统的公检法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占据强势地位。这一现状导致律师制度在司法体系中的地位相对被弱化，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由于律师在司法中的定位不够清晰，导致其与法官、检察官之间的关系时常出现紧张；而律师制度定位的模糊性，也使得社会对律师的评价普遍偏低，认为他们仅为“坏人”辩护，这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律师在诉讼过程中法定的执业权利往往无法得到充分行使。这些问题均反映出，当前律师制度在维护司法公平正义与实现律师经济收入之间尚未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律师豁免制度的缺失以及刑事辩护中面临的伪证罪指控风险，如同悬在执业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李庄案、北海案等热点案件中，检察机关利用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对指出其办案瑕疵的律师采取刑事追责，这种“回击”行为，不仅破坏了控、辩、审三方本应均衡的诉讼模式，更将律师置于弱势且危险的境地。律师培训制度不完善，律师协会的年度集中培训时间短，加之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培训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缺乏长效、系统的培训机制来保障律师获得持续的业务培训，难以有效提升其防范执业风险和强化业务水平的能力。 律师业务水平呈现参差不齐之态。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建立时间较短，在特定时期内，其通过率限制不够严格，且对报考人员的法律研习背景未设严格限制，致使众多非法律专业者通过考试并‬投身律师行业。受历史、经济等因素影响，偏远贫困地区律师资源匮乏，涌现出大量法律从业者填补‬行业空缺‬，其中部分人员未经严格法律训练，甚至‬凭经验、口才或关系从事法律工作。律师协会与律所对律师的培训制度尚不完善，实习阶段培训往往集中于数日，难以构建长期稳定的进阶式培训机制，不利于实习律师及执业律师深入理解律师实务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未来‬，需‬明确律师制度定位，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及法学教育者间的合理流动，这要求在制度上改进，如建立律师诉讼专门通道，完善接待服务设施，同时转变观念，尊重律师独立地位，并建立人员流通机制，如对执业律师在招考中予以政策倾斜。完善律师保障制度，严格适用律师伪证罪，建立律师豁免制度，并构建长效培训体系，包括多元化培训方式及优化考核制度。探索建立统一、多元的律师服务体系，对报考者学历背景设限，考虑地区差异，完善偏远地区法律工作者制度，并改革律师等级考评制度，从多方面推动考评完善，以客观全面反映律师水平，助力民众选择合适律师维护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