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众口一辞，孔尚任（1648年11月1日——1718年）之所以能写出传世之作《桃花扇》，是因为他奉旨在淮扬三年多的治水期间，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杜濬、石涛等遗民，得到了不少遗闻和史料，为最后定稿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编者们一致将冒辟疆列于首位。这是值得注意的。
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来判断，冒辟疆不只是提供遗闻和史料而已，更重要的是用坚贞的民族节操来影响孔尚任，进一步激发他“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热情，这一点对《桃花扇》的成功，是再重要也不过的。为了阐述这一点，有必要先介绍两人交游前各自的思想状况。
冒辟疆出自如皋冒氏，是忽必烈第九个儿子镇南王脱欢的后代，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人。明名臣冒起宗之大公子。“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父起宗，明副使。襄十岁能诗，董其昌为作序。崇祯壬午副榜贡生，当授推官，会乱作，遂不出。”冒起宗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授行人，再任南考功。后得崇祯帝信任，出为兖西检事，监刘泽清军于河上；又调岭西为粤东高肇道；再调湖南任衡永兵备使；张献忠破襄阳，旋调襄阳任左良玉部监军；不久，封宝庆副使；甲申再调为上江漕储，国事不可为，“遂拂袖归”。可知，冒起宗与崇祯朝相始终。据《如皋冒氏全书・家乘旧闻》（冒广生（鹤亭）光绪年间辑刻）：“鼎革以后，自以世臣乔木，不获攀髯上升，帷祝宗祈死。家居十年，足迹不出。”其著述“盖皆暮年排日消遣之作，实则胸中五岳至不平也。”冒起宗忠于明王朝，不满清廷的思想，给冒辟疆以深远影响。
冒辟疆在明末是进步社团复社的中坚，著名的四公子之一，曾为挽救明王朝，跟客、魏余孽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弘光时，为主战派成员，史可法曾邀他作监军抗清，明亡后，隐居不出，闭门著书。其“著述甚富，行世者，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
冒辟疆具有民族意识，忠于前朝，不愿为清朝统治者效力，在他跟孔尚任第一次谋面前八年，康熙曾传谕汉族著名知识分子参加“博学鸿词科”，地方官推荐他，他以“亲老”为由谢绝。其时他已“家道中落”，过着贫苦的生活，“怡然不悔也”。据他的许多诗文，如名著《影梅庵忆语》。可知，清兵入江南时，“杀掠奇惨”的血淋淋的图景，他是至死不忘的。
孔尚任
孔尚任的思想就复杂多了。首先，他有宗汉与忠清的矛盾。当时，他有无民族意识，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而且由来已久。在他童年时，就听到过崇祯年间，清兵攻入山东、杀人如麻的种种情事。及长，又闻其族兄方训公、舅翁秦光仪言弘光遗事甚悉，这溅起了他的“兴亡之感”的波澜。《桃花扇》一剧即感此而作也。再说，他生在“礼仪之邦”的山东曲阜，满腹经纶，对于历史长河中的忠正、奸邪、爱国、卖国……是有是非标准的，但是，他毕竟生在顺治五年，对于明朝亡国之痛无亲身经历，因而也就无深切体会。同时，他又受过清朝的至高宠遇，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三十八岁时，康熙帝到曲阜孔林，他受衍圣公孔毓圻之命，给皇帝讲经。康熙为笼络汉族文人，破格提拔他为“国子监博士”，他受宠若惊。因此感激康熙帝，忠于清王朝的想法也就产生。就这样，他思想中存在着宗汉与忠清的矛盾。
其次，孔尚任彼时还有“仕”与“隐”的矛盾。应该承认，他有一般封建文人的通病， 追求功名利禄。但早年屡试不第，“卜筑石门山，乐道著书”，有过隐居的想法。后来又不甘寂寞，“尽典附郭田，纳一国子生”。康熙帝赐他为“国子监博士”，又带至京城，使他又产生奢望。可是在国子监，他渐渐感到闲散，说“茶叶分冷署，诗社聚闲官”“才拙何辞支俸薄，官闲仍与住山同”，他又有牢骚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奉旨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到淮扬疏浚淮河海口。他希望水灾可“计日告平”，立功晋升。可是到扬州不久，即发现治河官员享乐腐化，工程难以进行，为分赃不匀，他们又相互参告，闹得不亦乐乎。这使他很灰心，隐退思想又复萌发。
在比较了冒、孔交游前的思想状况后，可以来探讨他们三次见面的活动及其结果了。
孔尚任是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年）深秋到达扬州的，冬天即函邀冒辟疆去作客。冒襄时年七十六，孔尚任三十九。孔尚任请冒襄，出于两个原因。—是钦佩冒辟疆的为人，冒襄为海内知名人士，先后跟侯方域、倪元璐、王铎、董其昌、钱谦益、赵允彝、 熊赐履、杨廷枢、吴伟业、龚鼎孳、陈名夏、宋荦、王士禛、施闰章、魏学濂、顾杲、张明弼、吴应箕、余怀、杜濬、李雯、杨龙友、周亮工、恽寿平、米万钟、顾贞观、陈维崧、戴本孝、邓汉仪等明末清初的四百五十六位名公巨士有过交往。而且孔尚任在曲阜时，也会听到冒屡拒官吏荐举，不仕清朝的事迹。二是“予未仕时，每拟作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廊，实未饰其藻采也。”所以他要请教冒辟疆，俾“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让艺术的真实牢牢地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当年活跃于明末政治舞台上的“四公子”中的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早已离世，扬州府其他遗民又未直接加入过当年的斗争，唯一能提供弘光前后朝廷内外错综复杂斗争历史及生动细节的，只有这位冒辟疆了。所以，孔尚任迫不及待地要见冒辟疆。冒襄也就应邀带着次子丹书（青若）前往扬州，住了一个月光景。
孔尚任《湖海集》有《仲冬如皋冒辟疆、青若，泰州黄仙裳、交三、邓孝威， 合肥何蜀山……集广陵邸斋听雨分韵》：“雅会名流尽折巾，江南江北聚芳邻。催诗淅沥来山雨，剪烛萧条献水莼。痛饮须教肝胆露，坚留只有性情真。满囊珠玉轻帆去，从此邗关话一新。”孔尚任对这些爱国诗人是十分敬重的，宴谈中披肝沥胆，吐出“性情”。他当然会想到水部大员们的种种丑行，相较之下，这些人是干净的，所以掩抑不住内心的喜悦，“满囊珠玉轻帆去，从此邗关话一新。”黄仙裳评曰：“此先生在广陵第一会也。予亲与其胜。一时江南北传播，风气顿开。”冒辟疆亦有作：“露花浓上桂树枝，明月扬州此会奇。老去快逢良友集，兴来仍共晚舟移。青天碧海心谁见，白发沧江梦自知。多少楼台人已散，偕归密坐更衔卮。”可以想见，他们成“忘年交”，深夜密坐交谈的情景。“青天碧海心谁见，白发沧江梦自知”的悲壮诗句说明，他是在开导这位热心的晚辈，向他介绍自己的经历，倾吐自己为什么坚持操守的心曲，以此激发孔尚任的民族感情，使之泪水纵横。孔尚任又有《与冒辟疆先生》一文：“先生云中龙马， 海上鸾鹤，望其精神姿采，亦足增人智寿，而况亲为降庭之老？高宴清淡，连夕达曙。 如对古人之典册，如观先代之鼎彝，咨嗟瞻仰，拜之不遑，而受之不敢矣。所赐佳书大著，受教良多。……仆早晚必求一机，以为青若地，以慰先生倚望之心。草此远候，幸勿金玉，然非敢劳答也。冀得手书细字，以夸示寮属耳。”这封对冒辟疆敬佩得五体投地的信就写在这第一次见面之后。
上列诗、札提供下列几点。一是孔尚任十分尊敬这位长辈。冒襄出身巨宦之族，“家饶楼台亭馆之胜”，入清守节，陷入困顿，曾有人告发他“反清通海”， 即跟钱谦益、柳如是等一起与海上张煌言、郑成功呼应，因而逃至江南避祸。回邑后一 贫如洗，遂住入冒氏家祠中，以卖字为生。这不能不引起孔尚任对他的同情。准此，则“如对古人之典册，如观先代之鼎彝”决非阿谀之辞，“咨嗟瞻仰，拜之不遑”，也是发自内心的对冒襄义不降清之志老益弥坚的由衷赞美。而在这赞美的后面不正隐含着自疚么？可知，两人的民族意识虽有浓淡之分，深浅之别，但在冒襄的启示下，孔尚任头脑中宗汉的思想有所萌动。
孔尚任
二是在“仕”与“隐”的问题上，孔尚任显然将冒襄作为一面镜子，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他想做高官，却受到冷遇；愿济苍生，却面临烂摊一堆，治水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绩，“先生云中龙马，海上鸾鹤”，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这不是冒辟疆对他思想的影响吗！
三是自康熙二年（1663年）起文字狱迭起，他二人“连夕达曙”地谈了些什么？根据《桃花扇・本末》，孔尚任当然不会放弃这极珍贵的机会，向冒襄问弘光朝兴亡之始末，冒襄当然也会向孔尚任一一介绍，提供大量素材。《桃花扇》四十四出所反映的史实，冒襄是全部经历过的。早在崇祯九年（1636年）、崇祯十二年（163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冒襄赴留都（南京）乡试就加入复社，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吴次尾等人结为“死友”，与那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有远见卓识的歌妓李香君、柳如是、顾横波、董小宛等相熟悉。他曾与复社诸人跟客氏、魏忠贤的义子、躲在留都南京行韬晦之计的阮大铖等作过面对面的斗争。与陈贞慧、方以智等在鸡鸣寺观传奇《燕子笺》时，曾“交口极赞歌者”，而“痛诋作者”阮大铖。祭庙时，又跟复社诸秀才殴打了阮大铖，并扯了阮的胡子。甲申之变后，阮大铖依附另一阉孽马士英蠢蠢欲动，他又与顾杲、吴次尾等一百四十人贴出了《留都防乱揭帖》，揭露了马、阮企图窃取权柄、按照他们过去的行径定会卖国求荣的种种秽行。留都小朝廷筹建时，他积极赞助主战派拥立璐王朱常淓，反对立荒淫无耻的福王朱由嵩。失败后，他对马、阮当国深为不满，因此跟侯方域、陈贞慧、吴次尾等一起被通缉，赖诚意伯刘基后嗣的援助才得逃免。他跟史可法过从甚密，史曾荐他做监军。冒辟疆的父亲与左良玉旧有交往，因此，他对左良玉的情况很了解。同时，他对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恋经过也了如指掌。又由于刘泽清曾是他父亲的部下，高杰是他父亲的仇人，所以，冒襄对“四镇”崩溃情况也十分了解。弘光朝垮台的情节，他也十分清楚。马、阮的结局，他也熟悉。由于他是董其昌的学生，诗、文、书法擅誉一时，又是复社活动家，所以他对弘光朝倒台时各种人的态度或嘴脸，也心中有帐。他对杨龙友最后为国捐躯，深为感动。 他与《桃花扇》中的其他人物柳敬亭、苏昆生、张瑶星、蔡益所等等也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从历史功过看，冒襄在南明时的一系列活动有进步作用，对待人民的态度亦较好。而这一切，彼时尚未出世的孔尚任是无法懂得的，尽管后来他从书面或者口头上获得不少，但毕竟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所以，有理由说，他们“连夕达曙”交谈的就是这些内容。冒襄在介绍中抒发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情以打动孔尚任。
孔尚任在扬州开始为《桃花扇》“饰其藻采”了。《小说枝谈・桃花扇》引《脞语》：“孔东塘随孙司空在丰勘里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枣园中，时谱《桃花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呜呜，每一出成，辄邀映碧共赏。”孔尚任本人在《湖海集》中也报道了这一消息：“箫管吹开月倍明，灯桥踏遍漏三更；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君是乌衣巷口人，一双江燕相相亲。闲情 写在桃花扇，收及秋风展及春。”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 中说过：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尽管《桃花扇》是传奇而非历史，作者进行了艺术加工，但是，关于南明兴亡的始末却确非杜撰。冒辟疆对于《桃花扇》素材之供应，当推首功。估计，碍于文字狱之祸，冒辟疆嘱孔尚任不要让自己作为人物出场，孔尚任也就只通过剧中人物之口多次介绍了冒襄。这些就是孔尚任到任不久，即迫不及待地邀见冒辟疆的真谛之一。
冒、孔第二次交往是次年丁卯春天。孔尚任再次函约他去泰州相会。当时冒襄七十七岁，得脾病，苦不堪言，就派儿子冒青若做代表。《湖海集》有诗记其事。一为《暮春张筵署园北楼大会诗人汉阳许漱石，泰州邓孝威、黄仙裳、交三，… …如皋冒青若……各即席分赋》，孔尚任写道：“高筵樱笋借郇庖，四面睛光接远郊。 野燕初来黄菜圃，飞绵渐起绿杨梢。客中老泪逢丝竹，座上遗贤到许巢。望国思乡无限意，沉吟写向岁寒交。”流露出伤感情绪，这是因为治水毫无端绪，“总河靳辅，总漕慕天颜，侍郎孙在丰，相互讦参”，闹得乌烟瘴气。因此“老泪”之后， 有惑于“座上遗贤到许巢”，思念曲阜石门山中的草屋了。二是《米家遗石归冒辟疆写卷索题》:“拜石高风始老米，袖中岩壑云涛起。世人茧足五岳游，宁知一拳具山体。此石沦没不记年，逢君冷眼搜尘市。辨款真出宝晋斋，藏之曾与砚山比。老米孤行世所难，以石授受得知己。剧爱非关罍块形，朝摩夕玩有玄理。君爱古石人爱君，瞻仰法物岂徒尔。”冒辟疆为什么叫青若带米家遗石给孔尚任去题款呢？石象征着坚贞与顽强，米芾更是一位不怕权贵的“颠士”，“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冒辟疆对有相当故国之思、民族之情的剧作家孔尚任寄托了希望，深知写《桃花扇》要冒极大之风险，需要胆略、意志和毅力。那么，请孔尚任为石题款是再好不过的了。孔尚任对此良苦用心亦是领会到的：“老米孤行世所难，以石授受得知己。……君爱古石人爱君，瞻仰法物岂徒尔。”深意并不在这山石上，而是如何做一个坚贞不屈之人。诗句一如既往地充满对这位爱国老人的尊敬和热爱之情。
孔尚任
当时，冒青若还带回了孔尚任的一封亲笔信：“顷于海陵又晤青若，备悉拂试至情，服先生雅量高风，领袖吾党，灵光硕果，海内无多。惟先生善饭葆和，为天下爱耆旧。”这封信说明，孔尚任已将自己看成与遗民一“党”了，而且尊冒襄为“领袖”。这些诗、文都反映了在冒辟疆的感召下，孔尚任思想发展的痕迹。据清版《家乘旧闻》载，冒青若还替父亲带了书目给孔尚任。《桃花扇考据》所列十三种书中的史、诗、文九十五篇，大多是冒辟疆开的。这说明，冒辟疆对《桃花扇》的创作关怀备至。
两人第三次见面是丁卯年秋天。当时，孔尚任奉命至昭阳（今江苏兴化县）观察海口工程，生活清贫，曾向司空借钱，写有《得金歌》：“饥来呼食童不应，亲验行厨但空釜。幕客咨嗟吏人稀，踌躇无计看窗户。……我来拜谒口何言，只有肠鸣似雷鼓。拯饥救溺大臣心，天下无如博士苦。袖出白金润赤贫，归来马步健如虎。僮仆痴饱笑言稠，主人落筋泪如雨。”这样的诗，《湖海集》中屡见不鲜。他居官清廉，境况只能如此。当地老百姓就更苦了： “下河尚洪荒，儿女一舟载。呱呱索饭啼，举火那能再。百钱买董酥，何如粳一袋。糟糠甘如饴，且免色为菜。”就在这窘困万状之中，孔尚任又写信邀冒到昭阳作客。冒辟疆考虑到年老多病，时不我待，就带着青若勉力而行。
这次见面的情况，孔尚任事后在《与冒辟疆先生》书中有所透露：“昭阳天边之水，非不得已，如张骞者，孰肯乘槎？”这是对清廷民族歧视政策的不满。两年后，他在《与黄仪逋》书中写得更明白：“今日之汉臣无张骞之葡萄，而止有苏武之冰雪。何贺之有？”这是他直接表达自己对清政府的愤恨。这就值得深思：这种一经告发即要砍头的话，他为什么肯对冒辟疆讲？除了他们感情日密外，只能解释为冒襄不满清廷的思想已渐渐渗入他的脑海。《与冒辟疆先生》书接着写：“先生以弟马齿之故，远就三百里，同住三十日，饱我以行厨之珍，投我以奚囊之玩。促促言别，情何以遣。且北风甚历，水腹将坚。此后纵有双鱼，岂得破冰而来乎？” “马齿之故”，是因当时孔尚任正值四十岁生日，所以冒氏父子前来祝贺，并谈诗论文。从信中可看出冒襄打开行囊，给他看了不少诗文。在另一信中，孔尚任还说冒为，“海内耆英，肯过荒衙，流连竟夕，一时昭阳，竟成洛社。佳什深稳坚光，真属老手。语云：‘老手旧臂，一以当十。’”这是孔尚任对冒氏诗文的赞佩。
这一个月，他们除了谈诗论文外，还密谈了些什么，已无法查考。但是从孔尚任后来之行踪，仍可找出蛛丝马迹。冒辟疆可能判断出，孔尚任的藻采之饰终因未亲临其境而有不尽人意处，因此，第二年孔尚任就瞻仰了史可法就义处的南城楼，凭吊了梅花岭，拜了衣冠冢；访问了扬州屠城时发生的一些感人事迹，如读《钱节妇传略》后写的诗：“氏处围城中，镝锋相攻守，人人计偷求，氏也义不苟。乳儿尚在怀，摩挲泪盈手。举家环之啼，其意定已久。白刃在门前，清池在屋后。刃下生可求，池中死难走。不愿生可求，不虑死难走。抱儿一跃沉，甘泉漱芳口。从容死何难，豁然悟去就。老姑与小姑，追之或恐后。小叔三娇儿，从嫂如从母。一水积八尸，湛湛洁无垢。乱定纷来寻，老鸦守禿柳。多少受禄人，闻之搔白首。但云死可怜，不问谁家妇。”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故事，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概括了江南人民不屈服于清朝统治者屠刀的大无畏精神。这类诗标志着孔尚任的民族思想在冒襄的影响下渐臻成熟。这一年他还到过常州、苏州等地，采访嘉定三屠、江阴大辟的史实。次年，他又抓紧时间登燕子矶，泊水西门，寓朝天宫，移樽秦淮舟中，访媚香楼，谒夫子庙，登鸡鸣寺，过三山街，上雨花台，吊明故宫，拜明孝陵，游栖霞寺，访白云庵张瑶星道士……写下了上百首慷慨悲壮的诗篇。后来这些地名与人物都一一写进《桃花扇》中。他是山东曲阜人，在金陵的行踪如此精确，似识途老马，是跟冒辟疆的介绍与指点分不开的。
昭阳一月，孔尚任还有三首诗赠冒氏父子。一为《题冒青若画像》：“卯君丰度写当年，冷眼惊逢海上烟。久爱佳篇兼谢李，冠裳果似晋唐贤。”既赞扬他的隐士风度，又肯定他不穿满衣的情操。二为《暮秋喜冒辟疆邓孝威诸耆旧集昭阳俞锦泉中翰挟女部至欲作花洲社不果帐帐赋此》：“尽典寒衣付酒旗，百花洲上订秋期。书船尽可停荷院，湖水才能接豆篱。白发才人鸠首杖，红牙女部柳枝词。一番胜事空惆怅，谁续中原绝调诗。”末两句中多刻骨之论，而又丽且趣。第三首多怀乡之情，有“岁月音书阔，逢迎发鬂殊。旧山丛桂在，归计笑奚奴”之句。
冒襄
冒氏父子亦有诗回赠。水绘庵刻本《同人集・卷十・游海陵昭阳倡和》有冒襄的《赠孔东塘博士》五古长诗一首，标明作于“康熙丁卯年秋日”。诗中回顾了与孔尚任的三次交往。首次为“纵横富简编，珍重金兰簿。日日想尘榻，蔼蔼临春煦。矧余遗种老，兹幸逢燕许。衰髦何足论，荼怀白君语。岁暮一为别，飘泊老杜甫，归来遇陋巷， 蓬蒿翳环堵。”赞扬孔尚任著述甚丰，双方友情契合，一见如故地开怀畅谈；表明自己是“遗种老”，忠于前朝，即使陋巷人稀，蓬蒿环堵，虽苦犹乐。第二次是“今春犬马辰， 双鱼下江浦。衣我椒茧温，咏我米石谱。车轮回中肠，引领独延伫”。指青若从海陵带回孔赠给冒的礼物，其中包括对老人物质上的支持与精神上的抚慰。孔尚任已领会冒襄的意图，为米芾山石题款，以示共勉。对此，冒襄心中十分感动。第三次是“昨日白雁来，光照蟾蜍杵。登高兼介寿，有约劈麟脯，落帽把茱萸，东篱菊全吐。又复进坛坫，倾倒忘宾主。”这里可看出两点，一是两人情谊与日俱增，而这一点只能建立在宗汉的思想基础之上，否则是不可能“倾倒忘宾主”地开怀痛饮的；二是孔尚任跟大家一样，高兴得“落帽把茱萸，东篱菊全吐”，这是委婉的表现手法，孔尚任要学东晋孟嘉，将官帽“落”下无拘无束；又要学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潇洒闲适。诗人接着写治水的事：“念兹鱼鳖民，中流凭柱础，啣命河海灵，庶几慰箑筥。…… 恩波遍苍生，皎龙潜水浒，何从谢山林，奏绩平水土。”冒氏父子懂得治水本身对人民是有好处的，所以鼓励孔尚任排除一切干扰干下去，对孔尚任想在“完成”任务后即归“山林”的态度表示赞赏与支持。冒青若的《石门山歌赠孔东塘先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感情，也是依见面三次的顺序写的。“昨冬使节驻邗沟，高会群贤听雨收。今春海陵续修禊，四方宾客赋登楼。……落落虞翻贫困人，世间那易得知己。”借王粲《登楼赋》意寄托了他们共有的苦闷情怀。接着写“別酒首倾春已归，又经露白雁高飞。芙蓉渐去秋江岸，江头憔悴冷牛衣。”援引《汉书・王章传》“牛衣对泣”之事，抒发冒、孔共守贫困的情怀，赞扬孔尚任为官清廉的品质。再写“昭阳一水不能到，濯缨亭畔黄花照，先生四十值揆辰，近古重阳好登眺。”显然发挥了孔尚任“昭阳天边之水，非不得已，如张骞者，孰肯乘槎”的意思（冒孔在交谈中，孔当然会发此牢骚与不满），既然“汉臣”被辱，那么何必不回“濯缨亭”去看亭畔的菊花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的结句：“烂柯樵子休回顾，古今棋局曾知悟。”此乃点睛之笔。冒青若的意思是，人生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已，但“古今棋局”之理，忠直与奸邪，流芳与遗臭，后人自会评论。而这，不是多次交谈中得出的一致性的意见么？ 冒氏父子的诗与古代无数诗篇一样含而不露，但只要联系彼时彼地的人和事，当不难知其底蕴。
冒辟疆给孔尚任的思想影响是有客观条件的。首先，湖海三年多的治水生涯，使孔尚任看透了腐朽黑暗的官场内幕，于是追求功名利禄与图报皇恩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他在《待漏馆晓莺堂记》中写道：“今来且三年矣，淮流尚横，海口尚塞，禾黍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不离于室。浸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胔，且不知处所。且庙堂之上，议论龃龉，结成狱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即与予同事之官，或还朝，或归里，或散，或亡，屈指亦无一人在者。独予呻吟病饿于兹馆，留之无益，去之弗许。盖有似乎迁客羁臣也。”这怪谁呢？治河大员们的争权夺利，享乐腐化，固然罪责难逃，但更重要的是“其两河之议论，中外今是非，与夫七邑之田庐，万民之性命，则统听之于朝 廷，听之于皇天后土。”言近旨远，发泄了对康熙朝廷的强烈不满。孔尚任本人出使下河以来，风雨劳瘁，迄无暇日，是尽心尽力的。既然良好的济民愿望不可能实现，“退隐”的念头就重新上升：“萧然寒暑，岁云暮矣。既无补于苍生，徒见疏于兄弟。少年乐事，转盼陈迹。闻两弟依然聚首，欢笑经年。…… 我独扁舟孤棹，暮海朝河，如垂钓之翁，似乘槎之客。兼之食指逾百，薪水皆艰，奏绩何年，言归无日。两弟与西野弟，除夕围炉，念旧日之情事，挥泪一饮，能尽欢乎？”其次，尝到了民族歧视的苦味。据《东华录》，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谕吏部：……侍郎孙在丰……亦不便修河。速行更换差遣。……命户部侍郎开音布督修下河。”这就是所谓“下河一案”的内容之一。汉人备受歧视，而孔尚任与孙在丰感情甚洽，孙在丰也确有督河之才干。孔尚任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孙在丰被免职，还得礼拜对治河一窍不通的满人开音布。即在同僚中，也是满人趾高气扬，动辄呵责。所以孔尚任才发出“今日之汉臣”只有“苏武之冰雪”的慨叹，他在凭吊扬州、南京等明遗址时，才写出那些谴责“大兵酷虐”的诗篇。也只有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才与前明遗老冒辟疆等频繁接触，从而致力于《桃花扇》的创作。这些就是孔尚任思想演进的原因。
与孔尚任交游后不久，冒辟疆就怀着耿耿丹心、民族深情“以饥寒”死于家祠中。孔尚任却以顽强的毅力，经“三易其稿”，艰苦地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他以“生花之妙笔，写亡国之痛史”，将侯、李的爱情悲剧与国家兴亡的命运相结合，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