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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7月2日晚，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就外蒙古问题与苏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宋子文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严格遵循蒋介石事先拟定的对苏谈判方针，坚决不同意将外蒙古从中国割让出去，不承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国家主权地位，主张暂时搁置外蒙古问题。

而斯大林的态度也是坚决的，强调外蒙古对苏联的重要意义，明确向宋子文指出“解决外蒙古问题只有一条出路，即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并且不同意搁置外蒙古问题，表示“外蒙古问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希望现在就最终确定自己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苏会谈期间，7月4日，蒙古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乔巴山也抵达了莫斯科。7月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乔巴山进行了简短会谈，向乔巴山通报了7月2日中苏会谈中涉及外蒙古问题的所有内容。

而且，7月5日的苏联《真理报》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乔巴山抵达莫斯科》为题，对乔巴山一行同样进行了公开报道。莫斯科此举安排耐人寻味，意在向外界公开表明，苏联正同中国方面和外蒙古方面同时进行会谈。

此外，《真理报》对宋子文一行的报道以“中华民国”为称呼，对乔巴山一行则以“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称呼，这无异于向外界包括中国在内公开表明了，苏联对外蒙古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即将中华民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视为平等对象同时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获悉了7月2日中苏会谈的内容，在“知俄对外蒙志在必得”的情况下，蒋介石就对苏交涉方针做出了重大改变，决定以外蒙古独立为谈判条件，通过允许外蒙古战后经投票解决独立问题，来换得东北、新疆及中共问题上的解决。

7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

“史大林（斯大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余再三考虑俄国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绝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方式所能压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己被彼俄占有。若为虚名而受实祸，绝非谋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统一，而且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也。”

从蒋本人7月5日的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方针政策做出根本改变的动因，即斯大林对外蒙古志在必得，允许外蒙古高度自治的办法，根本无法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也不同意将外蒙古问题搁置起来，斯大林致力于将外蒙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从中国彻底独立出去，要求的是中国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

如果不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一则中苏新协定无法达成，二则新疆、东北主权亦无法保证，同时中共问题也无法解决。

此外，在蒋介石看来，外蒙古事实上已经被苏联占有，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若能以“牺牲外蒙不毛之地”来换得“东北新疆与全国的统一以及中共问题解决”，亦为正确的“统一方略”。

如此，蒋介石决定了新的对苏交涉方针，决定以外蒙古为谈判条件，通过牺牲外蒙古，即允许外蒙古战后经投票独立，换取新疆、东北及中共问题的解决。

实际上，蒋介石做出此决定也完全是无奈之举。

美国是《雅尔塔协定》的签字国，罗斯福甚至向斯大林做出了说服蒋介石接受《雅尔塔协定》的承诺，虽然罗斯福已经去世，但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完全继承了罗斯福对《雅尔塔协定》所做出的承诺，蒋介石借助美国干涉的途径已无可能，或者说，美国在外蒙古问题上站在苏联一方。

外援无望，只能借助于自身努力，而7月2日的会谈结果表明，中国自身的谈判努力也毫无成效。最为关键的是，斯大林手中握有三个重要的筹码——新疆、东北以及中共问题。

中共问题自不待言，一直和苏联的支持密不可分，长期以来也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东北问题也迫在眉睫，因为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苏联将在对德战争结束三个月内向日本宣战，德国已经在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刻距约定的苏联对日宣战只剩不足一月时间，一旦苏军对日本选择宣战，中国东北很快会为苏军占领，如果事先不能同苏联达成一致，东北有变为第二个外蒙古的可能，或者苏联将东北交与中共之手，也是蒋介石无法承受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疆问题。

从1944年开始，苏联支持下的新疆“民族解放运动”呈愈演愈烈之势。1944年底，新疆伊犁、伊宁等地被苏联支持下的“起义军”攻占。

1945年1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曰：

“伊犁等地被俄匪攻陷，行政专员乔根与守城司令（陈子良）皆殉职被害，汉人全部被杀。呜呼，惨矣！…而伊犁、伊宁，其将被俄人久踞当无疑义”。

实际上，蒋介石所忧虑的新疆局势恶化只是刚刚开始。

1945年1月13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管理局局长菲京、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公使伊万诺夫，共同开会制定了关于在新疆与外蒙古接壤的阿尔泰地区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动方案。

方案提出：

第一，在新疆阿尔泰地区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当地的中国驻军，并在当地发动起义，制造混乱局势。

第二，由起义者攻占阿尔泰当地的行政中心，并在阿尔泰全域内建立起行政政权，苏联承认由起义者建立起的“东突厥斯坦临时政府”，并且给予该政府完全的支持。

第三，由蒙古的正规军部队组成“哈萨克民族团”，以该团为核心组织起义部队，由蒙古向起义部队提供82毫米迫击炮，必要时提供120毫米火箭炮并配属山地炮兵，以帮助起义部队进行攻坚作战，蒙古内务部负责供给起义部队弹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向起义部队供给其他物资。

第四，帮助起义者同中国甘肃南部和青海的哈萨克部落取得联系，协调行动，阻断兰州-乌鲁木齐-西安的通道，截断新疆同中国内地的交通线，阻止中国从内地向新疆派遣军队。

如此，在苏联的暗中支持煽动下，新疆的局势也日益危急，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新疆同样也有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可能。

可以推测，一面是“虚名”的中国对外蒙古主权，一面是“实祸”的苏联对新疆、东北的控制以及对中共的支持，“两害相权取轻”，蒋介石最终做出了放弃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允许外蒙古独立的决策，以牺牲外蒙古为代价换取新疆、东北及中共问题的解决。

1945年7月6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宋子文的复电，告知了宋子文对外蒙古问题的最新决策方针。

蒋介石在电报中指出：

“外蒙独立问题关系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但国内统一在未能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之实现耳。所谓国内必须统一巩固之程度，其要旨如下：

一，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二，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完全恢复，中苏边境双方匪患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区仍属新疆范围。三，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待正式国会成立、政府该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绝不能称为联合政府。四，中国必须统一至如此程度，则政府遵照三民主义原则，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如其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则政府即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通过后，政府乃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以后也。

此可作为我对苏之诺言，惟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以上各项乃为我国最低之期望，亦为我国最大之牺牲，若苏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则为苏俄与外蒙以及我国之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计，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愿予之切实协商。如果中国无切实统一之保障，则牺牲无益，不惜停止交涉，待兄回国报告后，再对苏做正式之答复”。

可以看出，蒋介石向宋子文明确了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最新谈判方针，在确保中国东三省和新疆主权领土完整及中共在军令政令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中央的前提下，可以在抗战胜利后，由中方主动提出允许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外蒙古的独立问题。

不过，蒋介石关于外蒙古最新谈判方针的电报于7月7日方才发出。身在莫斯科的宋子文直到7月9日方才收到。

但是，7月7日，宋子文再次同斯大林就外蒙古问题进行了会谈，而宋子文仍沿用6月24日蒋介石确定的对苏谈判方针，因此，宋子文再次同斯大林发生了争执。

1945年7月7日，中苏代表进行了第三次会谈。会谈伊始，宋子文便对中方行动的拖延表示了歉意，宋子文说，中国政府同意维持外蒙古的原状，但不能承认其独立。

斯大林表示，维持现状可以理解为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再者，蒙古人自己想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并对外宣布了这一意愿。

宋子文则表示，蒙古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宣布任何事情，但中国不打算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宋子文强调，中国不可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中国也没有主动打破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存在的现状的打算。宋子文同时解释，雅尔塔会议协议只包括了关于应维持蒙古现状的内容。

斯大林则指出，苏联政府对“维持外蒙古原状”的理解便是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此后，双方围绕关于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关于“维持外蒙古现状”的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争执。

会谈最后，宋子文依旧坚持：

“维持外蒙古现状，给予其高度自治和自我保全的权利，这是我国政府坚持的首要原则，以上述原则为基础，我们最终不可能承认蒙古的独立”。

而斯大林则指出“既然这样我们的谈判便无法进行了”，并建议会谈就此结束。

显然，因为没有收到蒋介石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最新政策方针，宋子文依然坚持不承认外蒙古独立。有意思的是双方对于《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维持现状”的理解，宋子文理解为是维持中苏1924年协定关于外蒙古规定的现状，即中国在法律上保留对外蒙古的主权，而斯大林则解释为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即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形式存在。

而且双方为此产生了激烈争执，以致谈判陷入僵局，斯大林甚至中断了会谈。

为了缓解7月7日会谈陷入的僵局，7月8日，蒋经国以蒋介石非正式私人代表的身份，拜会了彼得罗夫。

蒋经国向彼得罗夫表达了对7月7日的会谈使中苏谈判陷入僵局的不安，蒋经国向彼得罗夫表示：

“我最了解中国国情，应当理解蒋介石对目前不可能承认外蒙古独立之看法，因为这种承认将大大削弱中国政府之地位，并激起中国社会舆论十分强烈的反响”。

彼得罗夫则向蒋经国指出，谈判实质己陷入僵局，能否摆脱目前状况，取决于中国代表团。彼得罗夫向蒋经国强调，外蒙古实际上是以独立国家存在的，苏联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建议是唯一明智的建议，因为此项建议是以承认现状为基础，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建议，只表明承认实际情况。

彼得罗夫最后向蒋经国指出：

“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至关重要，苏联政府坚决要求接受其所提出的关于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建议，若中国代表团不同意此项建议，谈判未必能摆脱困境”。

彼得罗夫的言论无异于向蒋经国表明，中苏会谈因外蒙古问题己经陷入僵局，苏联方面对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问题志在必得，而且外蒙古问题已经成为中苏谈判的症结所在，如不能解决外蒙古问题，那么中苏会谈将无法摆脱僵局的状态。

7月9日，接获蒋介石关于外蒙古问题最新指示电报的宋子文，同斯大林再次举行了会谈。会谈伊始，宋子文便向斯大林提交了蒋介石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最新来电内容。

宋子文表示，表示在新疆、东北主权领土完整得到保证以及中共军令政令服从国民政府中央三个方面得到苏联保证之后，国民政府将在日本战败之后“给予蒙古独立”。

宋子文同时指出：

“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误会和冲突，外蒙古独立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施为宜。在举行了全民公决之后，中国将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外蒙古与中国的疆界应依据中国旧地图上所标注的边界进行划分。”

斯大林针对宋子文所言，随后提出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和外蒙古的疆界划定问题。

宋子文表示，举行全民公决“只是想为中国政府找一个台阶，以便减轻其在国内所受到的压力和对中国民众有个交代”，而外蒙古的领土范围将根据中国地图上最初的边界线确定，具体的划界“双方可组建一个边界委员会来研究和解决外蒙古的边界问题”。

7月10日，莫洛托夫同宋子文举行了单独会谈，论及外蒙古问题时，莫洛托夫表示希望中国方面“现在”向苏方提交一份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声明，以便在日本战败和蒙古全民公投之后，将承认的声明公布。

莫洛托夫说，为了避免模糊，“斯大林元帅希望能将独立形式决定下来”。宋子文则表示，中国方面将在对日作战结束和蒙古公民投票之后，立即声明承认蒙古独立。

7月11日，斯大林同宋子文进行了最后一次涉及外蒙古问题会谈。会谈首先从讨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问题开始，斯大林重点询问了外蒙古边界的划定问题，莫洛托夫表示应当承认外蒙古现有的边界线，宋子文则主张应当在晚些时候“成立边界委员会来明确外蒙古的边界问题”。

7月14日，宋子文乘坐美国飞机回国，中苏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束。

至此，中苏关于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得到了原则解决，中国方面决定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梳理期间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从最初的坚持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到决定以牺牲外蒙古为代价换取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完全是迫于斯大林对外蒙古的志在必得，和斯大林手中拥有东北和新疆以及中共三个问题上的筹码，或是说斯大林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

而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便只剩下了日本战败之后具体操作层面的全民公投和疆界划定问题。

1945年7月17日，蒋介石听取了宋子文与蒋经国关于莫斯科会谈的报告。

18日，蒋介石审阅了宋子文同斯大林的五次谈话记录，感觉自己“处理外蒙古问题有不妥之处”，蒋在其当日的日记中记载“审阅（宋）子文与史达林（斯大林）谈话五次之记录，发现缺点数处，尤以外蒙古投票解决独立问题为不妥，当时余指示之不检可知也。”

蒋本人在日记中并未明确指出“处理外蒙古问题不妥之处”具体指哪些方面，只是提到了以投票方式解决外蒙古问题“不妥”，或许蒋是为了表达无奈被迫之心情。

7月19日，蒋介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重申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解决中共问题及新疆叛乱三件事都必须做到，国民政府方能允许外蒙独立，蒋介石特别向彼得罗夫指出“外蒙古问题只有在其本人当政的时代方有可能解决”。

7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检视了对苏政策得失，在论及外蒙古问题时提到：

“…其（斯大林）表示：对中共不再扶持，对新疆叛徒亦不接济，以协助我国之统一。至旅顺军港与外蒙，则其物质主义与军略所关，是志在必得也。我国疑惧其外蒙与旅顺问题解决后，即使中共与新疆一时不予接济，而其最后仍将挟中共与新疆叛徒及外蒙自重…苏俄欲要求我旅顺与外蒙以巩固其军事基点，而我则暂时放弃此两地，以保全新疆与东北资源之重也”。

31日，蒋在当月反省录中记曰：

“准予外蒙战独立之决策，实为生平革命史上最重大之一页，于势于理无不自安也”。

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坦露了其以外蒙古为代价，换取斯大林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及保全新疆与东北的真实动因，此外，透过蒋的日记仍能感觉到蒋介石内心对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深感不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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