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1932年外蒙古全域范围内的大起义，对斯大林产生了深刻触动，促使斯大林考虑改变对外蒙古的内部政策方针，放弃了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改行较为缓和的“新方针”。

1932年5月29日，斯大林亲笔签署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关于消除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对宗教、私营商业以及进行集体化政策中左倾过火行为的联合决议。

决议除了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起义、清除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中的变节动摇者、对喇嘛上层实施坚决镇压政策之外，重点指示蒙古人民革命中央和政府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刺激阿拉特（农牧民）群众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改变过去对私营经济取消压制的政策，无论是对公有制的国营和集体经济组织，还是对于个体私营经济都应当给予支持。

此外，鼓励发展阿拉特群众的私人商品交易活动，促进商品的流转。

而受斯大林指派前往外蒙古“主持工作”的埃利瓦除了指导镇压起义之外，另外一项职责便是指导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改变对内政策路线。

1932年6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受斯大林委派身在外蒙古“主持”工作的埃利瓦，对其在外蒙古的工作提出了明确指示。

斯大林在电报中对于埃利瓦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立刻督促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和政府改变内部的路线方针，实施“新方针”。第二，将“左倾过火分子”从蒙古领导层中清除出去，并且提拔有助于实施“新路线”的人员替换他们，只保留“左倾过火分子”中“最有才华和能力以及在蒙古群众中有威望的人”。第三，重组后的蒙古党和政府应当向蒙古全民宣布，蒙古党和政府在对内政策领域犯了错误并且解释这些错误将会被修正，除了起义的领导者外，应当特赦那些向政府交换武器的普通起义者。第四，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应当宣布，起义者的首脑和组织者们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国主义者的间谍，这些间谍致力于破坏蒙古的独立和自由，因此应同这些间谍分子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直至将他们完全消灭。

埃利瓦接获指示之后，同蒙古领导层进行了多次会谈。在埃利瓦的推动下，6月2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6月2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了联席会议，埃利瓦在联席会议上传达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5月29日的联合决议，提出蒙古党和政府必须坚决改变内部发展的路线方针。

据埃利瓦所言“大部分蒙古领导人表示一致同意”，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巴德拉霍在联席会议上公开承认了错误，联席会议并决定实施新的路线和方针。

1932年6月29-3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了特别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左倾激进发展路线下蒙古党和政府所犯下的错误，指出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内部面临的深刻危机，决定实施新的路线方针。

会议决定实施系列旨在摆脱外蒙古内部危机的措施，包括允许和赞同蒙古阿拉特民众的私人经济、支持私人的商品流通和私营贸易、支持包括富农在内所有阿拉特阶层的经济活动、尊重蒙古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会议并选举了蒙古新的中央主席团，成员包括根敦、德米特、额尔敦布奥其尔、鲁布桑沙拉布、勒胡木贝、纳姆斯莱、门德、乔巴山、吉格吉特扎布、拉夫达恩、额尔德策布。

选举了额尔敦布奥其尔、勒胡木贝、鲁布桑沙拉布三人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根敦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成为了外蒙古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阿莫尔被选举为小呼拉尔会议主席团主席。相较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希德热、巴德拉霍、拉加恩等人退出了核心领导层。

1932年7月，召开了小呼拉尔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的决议，对于所有被捕的起义者，除领导者和组织者之外，给予全部特赦。

对比6月10日的指示内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指示中的前三条内容均得到了贯彻执行。从前蒙古领导层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推三阻四”甚至公开抗拒，此次如此快速地执行，不难发现，苏联对外蒙古的长期经营和控制已经成效显著。

需要指出的是，“新方针”的实施不是恢复到丹巴道尔吉时期的内部政策，只是斯大林考虑到外蒙古面临的内外紧张局势而做出的局部调整，主要出于稳定蒙古局势的需要，左倾激进路线发展时期所开展的集体化等运动并没有停止，而是改以缓和的方式进行，外蒙古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没有改变。

本质上，所谓的新方针只是斯大林出于稳定蒙古局势的需要在经济领域做出的某些让步。而在政治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以及军事领域则恰恰相反，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蒙古的内部控制，恐怖手段、镇压措施也开始广泛使用。而这些手段和措施很快运用到了蒙古领导人身上。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和6月10日的决议和指示中均强调，蒙古党和政府应当向蒙古民众承认在对内政策方面所犯下的错误，同时宣布起义的首脑和组织者们是日本和中国的间谍，清除蒙古党团队伍中的变节动摇者，替换蒙古领导层中的左倾过火分子。

毫无疑问，外蒙古发生起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左倾激进发展路线下的过火措施，而在外蒙古确立左倾激进发展路线的正是莫斯科。显然，莫斯科需要“有人为外蒙古发生的起义负责”，而且起义过程中发生的蒙古党团员甚至蒙古人民军加入起义者一方的事件，无不提醒着斯大林要进一步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

此种背景之下，苏联在外蒙古制造了“勒胡木贝-扎姆茨阿拉诺案件”。

1933年7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蒙古的工作人员，在汗肯特省和东方省破获了反革命事件，“调查显示”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的勒胡木贝是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并且同身在列宁格勒的蒙古前右派领导人扎姆茨阿拉诺暗中联络，并于1930年向日本人发送了书面请求的信件。

为此，苏联驻蒙古内防处的指导员向蒙古内防处长纳姆斯莱，提出了以内防处的名义逮捕勒胡木贝的“建议”，在根敦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其余两名书记以及蒙古军事部长支持下，蒙古内防处逮捕了勒胡木贝，并进行了审讯工作。

7月27日，关于“勒胡木贝-扎姆茨阿拉诺案件”报告被送到了斯大林本人手中，斯大林进行在报告中进行了“重点圈阅”。

1934年6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决定“依法逮捕”外蒙古领导层中与“勒胡木贝-扎姆茨阿拉诺案件”相牵连的5-6人。

其中包括拉加恩——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巴德拉霍——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杰恩德普——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沙尔虎——前蒙古军事委员会主席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蒙古领导人大多数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上一手扶植起来的领导干部。

1934年7月17日，蒙古内防处逮捕了拉加恩，当天即开始了对拉加恩的审讯。拉加恩曾致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申述其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8月27日，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沙尔虎被逮捕，沙尔虎在给伏罗西洛夫的申述信中写道：

“我从1921年参加革命，为反对内外敌人，在过去的13年中我担任了蒙古国家和军队的高级职务，一直为革命奋斗…最近我被告知，有人指控我参加了勒胡木贝的日本间谍组织，而且军事部长德米特告诉我，苏联同志对我的案子非常积极…现在，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很多蒙古中下层和高级指挥员被逮捕…”。

9月7日，巴德拉霍在苏联全权代表处被宣布逮捕，巴德拉霍同样向莫斯科写了申述信，巴德拉霍在信的最后写道“‘勒胡木贝案件’牵连了很多的人，很多人被无理由逮捕，通过严刑拷问，很多人被迫承认指控，有些人则被刑讯逼供致死…”。

在蒙古领导层因“勒胡木贝-扎姆茨阿拉诺案件”被逮捕清洗的同时，对于蒙古人民革命党整体队伍的大规模清党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截止到1934年9月底，经过“清党”，蒙古人民革命党从1932年时的4万多人减少至8000多人。

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的清党，与蒙古人民革命党队伍在1932年外蒙古起义中的表现不无关系——大量的党员转投至起义者一方。

显然，“勒胡木贝-扎姆茨阿拉诺案件”牵连到了更多的蒙古党政军领导人，且都有同一个罪名——日本间谍。

从拉加恩等人的申述信中可以看出，未经调查即进行逮捕、刑讯逼供的情况普遍存，而且苏联全权代表处和指导员明显参与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被逮捕的领导人，都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通过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一手提拔扶植起来的，并且坚定执行了苏联在外蒙古确定的左倾激进发展路线。

因此，斯大林需要这批人为因执行莫斯科对外蒙古的左倾激进发展路线，而导致的1932年蒙古起义承担后果。无论是对蒙古领导层的大肆逮捕，还是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本身的大规模“清党”，都预示着斯大林对外蒙古控制的进一步加强。

事实上这仅仅是开始，或者说是后续斯大林在外蒙古推行“大清洗”的预演。

很快，镇压和清洗波及到了蒙古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根敦，一方面是因为根敦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对苏联的不满和独立自主的倾向，加深了斯大林对其本人的不信任，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根敦没有坚决贯彻执行斯大林的“建议”。

根敦是莫斯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上一手扶植起来的农村派领导人，起初，根敦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确实进行了坚决贯彻和实施，但随着其本人在蒙古中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断增强和威望的不断提高，尤其是担任蒙古政府总理和外交部长成为外蒙古最高领导人之后，根敦开始表现出了对苏联的不满和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

1934年9月7日，莫斯科收到了来自乌兰巴托的一份秘密报告，报告中大部分内容都在列举根敦的“不轨行动”。

其中提到，根敦同蒙古起义者的首脑进行了秘密会谈，此后根敦多次私下表示，起义者没有同日本人和中国人联系，起义者是蒙古民族独立的支持者。

1934年10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遣参加蒙古人民革命革命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在秘密总结报告中提到，根敦毫无疑问是蒙古目前最有威望的领导人，蒙古大部分政府部长和中央主席团成员都支持他，但是根敦并不能对莫斯科的任何指示做到完全执行。

根敦曾表示，在乌兰巴托可以有其他国家的代表处，而不只是苏联的，根敦本人非常乐意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而且根敦鼓励对苏联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提拔积极反对根敦的蒙古领导人”。

可以看出，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已经非常深入，如蒙古国家银行等重要核心部门都掌握在苏联人手中。而根敦作为蒙古的最高领导人，正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或者说其内心深处非常不满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

显然，莫斯科对根敦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对根敦的不信任也在加剧，已经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提拔根敦的反对者——这也是苏联控制外蒙古领导层的惯用手法。

而导致根敦被镇压和取代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斯大林的“建议”没有严格执行。

基于外蒙古发生大规模起义和面临日本侵略威胁加剧的“考虑”，斯大林从1933年便开始向蒙古领导人不断提出关于采取措施解决“喇嘛问题”和加强军队国防建设的“建议”。

1934年3月7日，斯大林在给根敦本人的信中也提出了进一步强化对蒙古内部领导和军队国防的“建议”。

但显然，根敦的“执行力”不能令斯大林本人满意，甚至对于斯大林的“建议”当面向斯大林表现出了“犹疑”。

1934年11月15日，斯大林、伏罗西洛夫等苏联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同根敦为首的蒙古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会谈重点讨论了喇嘛问题，斯大林尖锐地向根敦指出：

“在你们的国家中存在国中之国。一个政权是根敦的政权，一个是寺庙喇嘛阶层组成的政权。而且喇嘛政权更加强大，如果不能给喇嘛政权致命一击，那么你们的政权就会陷入危险之中”。

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根敦存在明显的分歧。

斯大林对外蒙古的考虑非常明确——解决喇嘛问题和加强军队国防建设以应对日本威胁，为此，斯大林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建议”根敦将蒙古内防处改组为内务部并扩大其职能。而根敦则直接向斯大林表示，成立内务部对于蒙古是“不合适的”，不仅如此，根敦甚至向斯大林表明准备取消司法部。

而在斯大林看来司法部和内务部是蒙古同喇嘛阶层进行斗争的最重要机构。此外，在“富裕起来”的口号问题上，斯大林同根敦的分歧更是十分明显，根敦提出该口号只是为了致力于发展畜牧业，但斯大林则认为根敦有所隐瞒，该口号无异于在承认私有制的基础上号召剥削。显然，根敦同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不完全符合”甚至“背道而驰”，斯大林对此应当是“心知肚明”。

实际上，在1934年11月会谈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根敦并未严格落实执行斯大林的建议，因此，斯大林对根敦的不满在1935年12月底和1936年1月初同蒙古代表团的会谈之中集中爆发出来。

1935年12月30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以根敦为首的蒙古代表团。

苏方参加会谈的有斯大林、伏罗西洛夫、莫洛托夫等人，蒙古方面为根敦、蒙古国防部长德米特、蒙古内防处长纳姆斯莱。整个会谈都是在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对根敦的指责、质问的氛围中进行。

斯大林一开始就打断了根敦的计划，直言“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蒙古的国防问题”。

斯大林随后诘问根敦：

“我听说在苏联同满洲国就边界问题谈判期间，您说过，边界谈判不是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事，而是苏联和日本之间的事，为什么这样说？”

根敦对此进行了否认，表示“这是挑拨离间的行为，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整个会谈完全变成了对根敦等人的批判会，斯大林等人在会谈中发泄了对根敦等人在喇嘛问题和国防问题方面“无所作为”的强烈不满，并将维护蒙古的独立同反对喇嘛的斗争和苏联的援助直接相连，而根敦和纳姆斯莱在会谈期间几乎完全保持沉默。

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西洛夫轮番对根敦和纳姆斯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指责根敦的反苏言行和没有贯彻执行斯大林关于喇嘛问题和加强军队建设问题的指示，批判根敦等人不仅没有对喇嘛阶层采取严厉措施，反而对喇嘛阶层姑息纵容。

斯大林更是将根敦和纳姆斯莱等蒙古领导人的行为定性为“右倾过火行为”，斯大林的此番言论，无异于宣告了根敦政治命运的结束。

事实上，此次会谈后不久，根敦即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1936年1月10日，经斯大林亲自审阅，莫斯科将1935年12月30日斯大林等人同根敦、纳姆斯莱、德米特会谈记录要点以电报的形式通报给了苏联驻外蒙古全权代表泰洛夫。

莫斯科将斯大林等人同根敦、纳姆斯莱、德米特的会谈纪要电告位于乌兰巴托的苏联全权代表处，无异于表明了苏联高层，尤其是斯大林对于蒙古喇嘛和军队国防以及根敦等人的立场态度。实际上，苏联驻外蒙古全权代表处很快采取了对根敦的行动。

1936年1月20日，根敦等人刚一返回乌兰巴托，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便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听取了根敦等人莫斯科会谈的总结报告，决定将苏联领导人在会谈中提出的建议作为未来行动工作的方针，决定将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加强同反革命喇嘛阶层的斗争，乔巴山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应当严格遵循苏联领导人的建议，并在具体落实方面采取坚决的措施。

3月11日至3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召开了三月中央全会，乔巴山在会议上对根敦作了公开尖锐的批评，乔巴山指责根敦脱离了群众、歪曲了“新方针”、提出了“富裕起来”的口号、没有加强军队国防建设、在同喇嘛阶层斗争方面不坚决。根敦在会议上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三月中央全会批判了根敦的“政治错误”，决定将根敦逐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并且解除根敦的总理职务。

在1936年3月22日举行的第20届小呼拉尔会议上，根敦被解除总理和外交部长等一切职务。不久，根敦及其人被送往苏联克里米亚“疗养和休息”。

1936年10月27日，在苏联处于监禁状态中的根敦曾致信斯大林，根敦在信中历数了自己的革命工作经历，向斯大林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请求斯大林为其未来的道路“指明方向”，允许其返回蒙古继续工作，但斯大林不为所动，并未理会根敦的请求。

与此同时，乔巴山赢得了斯大林的“青睐”，很快，乔巴山在执行斯大林“建议”的过程中全面掌权。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