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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根敦的同时，斯大林对外蒙古的“建议”开始被严格贯彻执行，而在这个过程中，乔巴山的表现尤为积极，很快得到斯大林的信任，逐步掌握了外蒙古的全部权力。而随着乔巴山的全面掌权，斯大林在外蒙古建立了类似于苏联的集权专制体制。

1936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将外蒙古的内防处改组为内务部的决议，决议由斯大林亲笔签署，决议中特别指出在外蒙古内务部部长的人选方面，要排除根敦时期的内防处长纳木斯莱。

如此，在斯大林的推动下，根敦久拖不愿设立的内务部正式成立，乔巴山成为了内务部部长。外蒙古内防处改组为内务部不是简单的换块牌子，改组后的内务部职能和权力急剧扩张，很快，内务部在权力结构中，成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实权部门，而乔巴山在蒙古内部的地位和权力也相应地快速提升。

同时期，苏联国内“基洛夫遇刺事件”事件发生后，实际已经开始了“大肃反”和“大清洗”运动，很快清洗和镇压运动波及到了外蒙古。

而乔巴山成为了斯大林在外蒙古大规模镇压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1937年8月下旬，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西西伯利亚管理局局长米罗诺夫，作为苏联新任驻外蒙古全权代表抵达乌兰巴托，与米罗诺夫起抵达的还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弗里诺夫斯基，弗里诺夫斯基在外蒙古的身份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在二人抵达乌兰巴托之前的7月17日，根敦在苏联从克里米亚前往索契的道路上被逮捕，而8月23日，根敦的重要助手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和蒙古人民军总司令的德米特，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死亡。

9月2日，乔巴山兼任国防部长和军队总司令。此时，乔巴山已经集政府第一副总理、内务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和军队总司令于一身。

外蒙古的军政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乔巴山手中。

而随着米罗诺夫和弗里诺夫斯基抵达乌兰巴托，苏联开始了对外蒙古喇嘛和党政军机关及整个社会阶层的大规模镇压。

9月7日，经过10天的“侦查和准备”，弗里诺夫斯基同乔巴山，商定了关于逮捕蒙古大喇嘛恩索恩和达姆丁的问题，并通过电话征得了蒙古政府总理阿莫尔的同意。

9月7日当天，恩索恩和达姆丁被逮捕，并随后进行了审讯。弗里诺夫斯基的报告显示，经过审讯，大喇嘛恩索恩供认，其本人于1923年在西藏受英国人和西藏DALAI喇嘛招募，被派往蒙古从事间谍、破坏和反政府活动，至被捕为止，其本人己经在外蒙古招募了25名成员一起从事间谍工作，大部分是有影响的喇嘛，其中14人是西藏喇嘛。

这14名西藏喇嘛的任务是组织和领导1932年蒙古的反革命大起义。恩索恩还招认，其本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喇嘛反革命集团组织的实际领导人，而且同日本人建立了联系，并为日本人服务。大喇嘛达姆丁则招认，其本人是恩索恩的助手，帮助达姆丁从事所有的反革命间谍工作。在此基础上，恩索恩和达姆丁喇嘛反革命集团的26人很快被逮捕。

6天后，也就是9月1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弗里诺夫斯基的计划并做出了专门决议，决定成立由乔巴山、蒙古司法部长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组成的三人委员会，专门负责外蒙古境内反革命喇嘛组织的调查和镇压工作。

可以看出，弗里诺夫斯基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仅用了10天时间就破获了“恩索恩和达姆丁喇嘛反革命集团”。

与镇压喇嘛运动同时进行的是对蒙古党政机关的清洗。弗里诺夫斯基抵达乌兰巴托时带来了一份“反革命阴谋分子”的黑名单，名单成员多达115人。7月17日，根敦在苏联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以此为借口，弗里诺夫斯基抵达乌兰巴托后宣布蒙古党政机关中存在“根敦-德米特反革命集团”

并且同1934年揭发的“勒胡木贝日本间谍案”存在牵连，虽然8月23日德米特己经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死亡，而根敦是在苏联被逮捕，但仍然从蒙古党政机关中清理逮捕了很多“根敦-德米特反革命集团”的同谋者。

1937年10月，一大批受“根敦-德米特反革命集团”牵连的蒙古党政领导人被逮捕枪毙，其中包括：

扬达克(蒙古中央主席团成员，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达里扎布(蒙古人民军副总司令)、桑布(蒙古政府副总理)、马尔兹（蒙古人民军参谋长)、扬达姆苏伦(蒙古检察长)、巴特图姆尔(蒙古教育部长)、布扬内梅赫（蒙古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这些人均被指控为反革命阴谋活动家，日本间谍。

此外，对蒙古内务部本身的清洗镇压也很快展开。1937年10月18日，米罗诺夫从乌兰巴托向莫斯科发送了关于在蒙古内务部内部揭露出“大型反革命组织”的秘密电报，报告在蒙古内务部内部发现了由15人组成的“大型反革命组织”。

电报指出，该组织由根敦（前蒙古政府总理和外交部长）、纳姆斯莱（前蒙古内防处长)、阿尤沙(前蒙古警察局局长)组织建立，成员包括托戈(前经济处处长)、桑丹(外事处处长)、洛多(前内防处分局局长)、奇德（边防保卫管理局行动处处长）、道尔吉普拉姆(消防局局长)等人。

米罗诺夫在电报的最后指出，在蒙古内务部内部大规模的侦讯工作即将展开。很快，11月26日，涉案的根敦——前蒙古政府总理和外交部长，在苏联被以反革命罪枪毙。

1938年2月22日，米罗诺夫向叶若夫，发送了关于蒙古内务部反革命案件及其相关的补充总结报告。

米罗诺夫指出：

在莫斯科生活了近10年的前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丹巴道尔吉“也招供了”，据丹巴道尔吉供认，其本人参加了1919年在赤塔举行的第一次泛蒙古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巴尔噶、内蒙古和外蒙古的代表，有来自新疆的商人，以及日本方面的代表，其本人和其他与会者被招募为日本间谍，从那时起其本人就不止一次地从事为日本服务的间谍活动，而且在1926年，其本人和策伦道尔吉等人一起加入了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喀尔喀中央”，并且准备投靠日本、德国、英国或是中国、美国。

此外，据米罗诺夫在报告中所言，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巴德拉霍，于2月22日当天“同样招供了”，巴德拉霍供认，其本人从1926年起就成为了“托洛茨基分子”，并承担了日本方面指派的关于在蒙古西部建立独立自治区的任务，该区域具体包括新疆一部、蒙古一部、苏联阿尔泰地区、鞑靼图瓦，组建完成后加入日本，巴德拉霍同时供认了日本的三条情报路线，分别为满洲国、北京-张家口、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

米罗诺夫在报告的最后表示“审讯还在继续”，“我和其他指导员们每天不间断地工作”，同样也请求叶若夫尽快派遣工作人员前来协助工作。

显然，逮捕和镇压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已经从镇压喇嘛这个“敌对阶级”扩展至蒙古党政机关和内务部本身以及蒙古人民军军方，而且有很强的目标性和指向性，即从根本上铲除根敦等蒙古前领导人的残余势力，甚至将逮捕镇压的范围扩展至丹巴道尔吉这种早在1928年就已经远离政治舞台的前蒙古领导人，如果说以前是单纯的解除工作，那么现在则是要从肉体上消灭。

而被逮捕的罪名则以日本间谍最多，再就是从事反革命活动和泛蒙古主义——民族主义者。

1938年4月3日，米罗诺夫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发送了关于外蒙古镇压逮捕情况的初步总结报告。

米罗诺夫在报告中指出：

通过揭露各种阴谋案件，截止1938年3月，在外蒙古己经逮捕了10728人，其中7814名喇嘛，包括整个西藏喇嘛和布里亚特喇嘛的上层人员1555人，322名封建主，300名蒙古各部门负责的工作人员，180名蒙古人民军高级和中级领导指挥人员，408名中国人。

在己经审理完结的7177人中，有6311人被枪毙。米罗诺夫进一步指出，根据侦讯记录，下一步还应逮捕6000名喇嘛，不仅包括残余的高级喇嘛，还将包括担任“谋士、巫师、预言者、医生”角色的中级喇嘛，这些人员“最近一段时间利用自己在农村阿拉特群众的影响，表现出了很大的反革命积极性，是最危险的力量”。

米罗诺夫表示，已经同乔巴山进行了研究讨论，乔巴山认为逮捕上层喇嘛的残余分子和中等喇嘛阶级中最积极部分成员是合适的，预计在4月份将逮捕4000名喇嘛。

此外，米罗诺夫表示，根据揭露的“日本布里亚特间谍组织案”，还应当逮捕900名中国人和86名蒙古各部委官员。

可以看出，斯大林关于同喇嘛阶层进行坚决斗争的“建议”得到了严格贯彻落实，在被逮捕的10728人有7814名喇嘛，喇嘛占被全部被逮捕人员的72.8%，其中包括了外蒙古境内全部的西藏喇嘛和布里亚特喇嘛上层人员，而且从米罗诺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还将再逮捕6000名高级喇嘛的残余人员和中级喇嘛。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外蒙古喇嘛阶层中高级喇嘛的全部和中级喇嘛的大部将被清除。

此外，在已经审结的7177人有6311人被枪毙，被枪毙的比率高达87.9%。

而300名蒙古各部门负责人员和180名蒙古人民军中高级指挥员的被镇压逮捕，测意味着蒙古党政军中的中高级领导人基本被清除殆尽。同时，米罗诺夫的总结报告也透露出，乔巴山赞同并且积极参与到了镇压逮捕活动当中。

逮捕和镇压还在继续。1939年2月14日，斯大林收到了来自乌兰托的绝密电报，电报内容为关于“在蒙古人民军中揭露出的反革命亲日派”阴谋案件。

电报指出，在蒙古人民军中发现了新的亲日反革命组织，该组织是“根敦-德米特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在“根敦-德米特反革命集团”组织及其余部被击溃之后，蒙古人民军中反革命组织的活动一度转入低潮，“但现在又开始积极活动起来”，根敦和德米特的老部下劳索勒（前内务部副部长），达姆巴（前副总司令员)等人暗中成立了“军事中心”，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

该反革命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具体包括招募、拉拢旧部，并且将部众安插到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军中的实权部门，以便实施自己的预定目标，在1937年根敦和德米特核心组织被击溃后，又招募了新的成员进行补充。

该反革命组织已经成功渗透并掌握了蒙古人民军从总参谋部至军、师、团一级别的参谋部，不仅如此，还招募了不少士兵加入他们的组织，该组织70%的成员是在1938年期间招募。该反革命组织的最终目标是改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方向，断绝同苏联的联系，在日本的支持帮助下，建立统一的“大蒙古国”。

该组织准备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铲除包括乔巴山、鲁布桑沙拉等人在内亲苏的蒙古领导人，并且在蒙古人民军中进行招募工作，同时进行“有害的政治宣传教育”，诋毁苏联，宣传日本的强大实力，将日本视为蒙古的宗教保护者，在蒙古士兵中鼓动不满情绪。

电报特别指出，现已查明，1938年10月初，该反革命组织密谋进行反革命起义，此次密谋行动的核心成员包括蒙古第一骑兵师师长陶格特呼、装甲部队指挥员勒哈苏伦、卫生处处长却敦等人，准备于1938年11月17日夜间发动起义，而且己经向日本方面发送了援助请求。

从这份解密电报可以看出，对蒙古人民军内部的镇压清洗已经延展至中下级军官，显然对高级指挥员的清洗己经完成，而同日本勾结联络依然是主要的清洗罪名，而且仍需要“进一步地在蒙古人民军中进行清洗”。

此外，执行镇压清洗的苏联工作人员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如此大规模清洗对蒙古人民军战斗力的极大损害，同时也感觉到了日本侵略威胁的日益迫近。为此，除加强对新干部人员的培养外，请求莫斯科“100%”地确保从苏联红军中抽调指挥员和政治人员担任蒙古人民军的指导员。如此一来，苏联对蒙古人民军的控制无疑进一步增强。

目前，无论是现有解密档案，亦或零星研究披露，都无法精确确定苏联在外蒙古发起的逮捕镇压清洗运动究竟波及了多人，又有多少人在运动中死亡。

据蒙古方面的官方资料，1937-1939年间的清洗镇压运动共计逮捕镇压了2.5万人，其中2万人被枪毙，被枪毙人员约占蒙古当时成年男性居民的4%。

从被逮捕镇压的对象看，喇嘛阶层无疑是重点，高层喇嘛和大部分的中级喇嘛被清除，应当说，经此运动，斯大林所担心的喇嘛问题被彻底解决，喇嘛作为蒙古一个社会阶层的影响力已经被清除殆尽，或者说在斯大林看来，此后喇嘛阶层不会成为外蒙古内部的重大威助。

此外，就是蒙古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中层负责人员也大部被清除，而乔巴山除了是斯大林对外蒙古“建议”的重要执行者之外，更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获益者”，因为，正是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乔巴山获得了斯大林更大的信任，并最终全面掌握了蒙古的领导权力。

早在清除根敦的过程中，乔巴山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规模的清洗镇压运动开始后，乔巴山更是不遗余力积极参与其中。

1938年9月至1939年1月，乔巴山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新任领导人贝利亚进行了会谈，自然，会谈的内容是进一步明确了在蒙古进行大清洗运动的任务和目标，因为，此刻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外蒙古，恐怖和镇压都没有停止。

乔巴山在镇压行动中的积极表现，很快赢得了斯大林进一步的信任。1939年2月14日，苏联在乌兰巴托执行清洗镇压任务的工作人员在给斯大林的密电中指出，蒙古的干部问题变得非常严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蒙古政府的组成，有必要对蒙古政府全部干部进行撤换，“我们”已经准备让乔巴山主持领导蒙古政府和主要部门，建立以乔巴山为首的政府是合适的，而且基于彻底清除领导层中敌视苏联力量的考虑，“我们认为将政权集中到乔巴山手中是适宜的”，而且相关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显然，乔巴山通过了苏联工作人员的“考核”，这份电报清楚地建议将蒙古领导层的所有干部撤换，从根本上清除敌视苏联的反对力量，最重要的一点是建议将蒙古所有的政权集中到乔巴山手中，建立以乔巴山为首的政府。

从后续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斯大林同意了这封电报所提的建议。1939年3月7日，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接替根敦担任蒙古政府总理的阿莫尔遭到了严厉的批评，阿莫尔被控犯有严重错误和反革命行为，会议决定将阿莫尔开除出党。同一天召开了第22届小呼拉尔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关于阿莫尔的反革命案件”问题，会议决议指出，阿莫尔向外蒙古反动喇嘛上层、封建主、国家叛徒和日本间谍提供了支持，阿莫尔妨碍对高级喇嘛的逮捕镇压，姑息放任“蒙古人民的敌人”，支持富农阶层而不顾中等和贫困阿拉特群众的需要。

会议决定解除阿莫尔政府总理职务并且将其开除出小呼拉尔会议主席团。随后阿莫尔被逮捕并押往苏联，阿莫尔于1941年被枪毙。

而乔巴山则接替阿莫尔担任了政府总理职务。从1939年3月开始，乔巴山集蒙古政府总理、内务部长、军事部长、总司令、外交部长等职务于一身，蒙古所有的权力一都集中到了乔巴山的手中。

此时，经过大规模的清洗镇压，193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九大选举的11名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只剩下了乔巴山一人，其余成员均被逮捕镇压。

蒙古人民革命党75%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80%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被镇压，包括1920年秘密前往苏俄求援的老党员道格索木和劳索勒。

至此，当初的“七人秘密代表团”成员只剩下了乔巴山一人。在193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九大前夕，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人数为8000人，1935-1939年期间，总计有3500名党员被清除出党，而且被清除的党员中集中了蒙古大多数的中高层领导干部。不过，很快蒙古人民革命党又吸收了7800名新党员。

1940年3月20日至4月5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来自13385名党员中的646名代表出席了大会。镇压和清洗的痕迹在代表大会上清晰可见，同以往代表大会蒙古很多“老一辈”著名革命活动家和领导人在列相比，此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主席台上只有三名主席团成员，乔巴山、勒哈格瓦苏伦、达姆巴，而且后两人是在1939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刚刚被选举进入中央主席团。

乔巴山在大会上作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总结报告，乔巴山在总结报告中指出：

“现在已经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发展非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国家的经验有着巨大的国际意义，因为我们一是第一个在苏联的帮助下成功地跨过农奴制和封建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达姆巴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新党纲和党章的报告，达姆巴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正进一步增强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封建主义残余，同人们意识中的封建主义残余作斗争，确保蒙古沿着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前进”。

显然，蒙古将坚定地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将在经济等领域被进一步纳入苏联的轨道之中。

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1940年6月22日至7月5日，召开了第八届大人民呼拉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新宪法——“乔巴山宪法”。

乔巴山在会议上作了发言，并指出，新宪法的草案源自于苏联宪法，新宪法特别关注到了蒙古阶级结构方面的改变——出现了工人阶级和新的知识阶层，中等阿拉特牧民阶层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封建主阶级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喇嘛阶层不再作为一个大的社会阶层而存在，“喇嘛阶层的绝大多数——已经转变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一种劳动者”。

无疑，蒙古新宪法取材于著名的1936年“斯大林宪法”。

同以往代表大会公开的批评和辩论相比，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大则是“山呼海啸”般地高呼团结围绕在“敬爱的领袖乔巴山”周围，显然，乔巴山的最高领袖地位在此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

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大选举了乔巴山、达姆巴、道尔吉普勒布、勒哈格瓦苏伦、苏伦扎布、泽登巴尔、扬吉玛为新一届中央主席团成员。除乔巴山外，其他所有人均为“新干部”。

泽登巴尔年仅24岁，刚刚毕业于苏联伊尔库茨克财政经济学院。显然，外蒙古旧的领导人纷纷被镇压清除，乔巴山确立了在外蒙古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无论是“新干部”还是“新党员”无不开始怀着谨慎和崇拜的心态面对乔巴山，当然也包括斯大林。

而且需要指出，苏联长期以来对外蒙古的教育“投入”和干部“培养”工作此刻已经成效明显，如同泽登巴尔一样，一大批受苏联培养教育并且长期在苏联生活的“新干部”开始充实到蒙古各个行业领域与部门机关，显然，这无疑也会进一步增强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因为，这些“新干部”大多是苏联一手培养出来的。

如此，乔巴山在落实斯大林关于外蒙古“建议”的过程中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掌握了外蒙古的全部权力，成为了外蒙古的最高领袖。与苏联的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专制集权体制一样，苏联也在外蒙古一手建立了乔巴山的个人崇拜和专制集权体制。

而且外蒙古不断追随苏联的变化而变化，哪怕只是在外在的形式上，如1943年1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效仿苏联撤销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改设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不能不说，外蒙古在政治上完全被纳入到了苏联的轨道之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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