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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56年开始，大英帝国介入了一场欧洲列强争霸战争，这就是七年战争(1756一1763)。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与普鲁士联盟，对抗法国、奥地利与俄国，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印度与加勒比地区。在北美，各殖民地均被动员起来，参与这场大战。在战争英雄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领导下，大英帝国大获全胜。在1763年2月签订的《巴黎和约》中，英国的海外竞争老对手法国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并从整个印度撤走（除了几个小港口）。

在非洲，在加勒比，帝国也颇有斩获。帝国海军已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毫无争议的霸主。

一个人说：“我们的钟都为欢呼胜利而敲得破旧不堪了。”另外一个人感叹：“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太阳永不落，帝国辽阔的疆域无边无际。”

本杰明·富兰克林则在伦敦对着自己的朋友祝贺：

“依我之见，这是任何史书上都没有记载的最光荣的和平，对所有的英语民族都有很大的好处”。

整个欧洲，如同富兰克林一般，都感受到了这一点。

但是这场胜利不是没有后果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在1764年指出“（不列颠的战争动员）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国家的自然能力所及，最伟大的帝国也是负担不起的”。

休谟在这里指的，是不列颠在战争期间急剧膨胀的战争债务。1763年，不列颠政府负担国债1.33亿英镑（当年英国的GDP也不过是0.84亿英镑）。在当时，这笔债务可谓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而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缓解不列颠的债务压力，在此后十数年内，这笔债务都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削减。

战争虽然给不列颠带来了广袤的领土，但同时也带来了需要出钱出人防御的新前线。这些领土要获利还是将来的事情，但为之开销则近在眼前。

战争胜利还有另外两个副产品。

一是图谋报复的法国。

路易十六的大臣韦尔热讷伯爵夏尔·格拉维耶(Charles Gravier,comtede Vergennes)在写给路易十六的备忘录中如此说道：

“1763年《巴黎和约》足以显示…这个傲慢的国家津津有味地享受羞辱我们的快乐，以及英国宫廷里盛行的那种不公道…这份和约里面有最苛刻最不公正的条款一有机会，您就应该废除它。如果您置之不理…您就会成为这个世代和未来所有世代蔑视的对象。”

对法国人的这种报复心，英国人不是没有觉察的。正是从此时起，英国海军保持两强标准就成为政治家的共识，这意味着英国海军要时刻比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还强大。这也意味着一大笔开销。

胜利的另外一个副产品，不那么直观可见。不过优秀的观察家们却可以揣摩得知。

早在1759年，一位威尼斯的旅行者就观察道：

“这个岛屿似乎同欧洲大陆完全不同，其上所有的居民都有种特别的性格，他们觉得自己优于其他一切人。”

正是在这种欢欣鼓舞和经济、安全焦虑的交织下，帝国的主政者开始审视其北美殖民地政策。一部人心里大概想，战争期间英国在殖民地花了数目可观的钱（从巨大的国债可以看出），战争虽然结束，可1763年英国的国家财政支出仍然高达1400万镑，北美殖民地是不是应该为帝国的防务负担一点呢？“使他们国家甘受破产，要么狠心地征收新税。”

另一部分主政者想着，强敌虽去，但恐怕还会回来，必须在下次大战之前，先整顿一下内部这个乱摊子。

说实话，七年战争暴露出英帝国在北美殖民地治理上严重的缺陷，殖民地商人交通敌国，走私贸易十分活跃。据宾夕法尼亚总督罗伯特·莫里斯在1755年3月的一封信中说，在法军据守的路易斯堡，来自纽约、罗德岛和波士顿的商船一次就多达40艘，为“敌军”提供补给：各地议会和居民对英军不予配合，各殖民地军队更热衷于攻击印第安人，而不是法军。

英军总司令托马斯·盖奇曾经要求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各提供数千兵员，结果纽约只派来300人，新泽西连300人都没有派到，而弗吉尼亚则公开拒绝派兵。而且殖民地军队在与法军作战时，表现得相当不好。英国保有北美殖民地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预想将来北美可以作为英帝国的物质与人力基地，但七年战争暴露出来的问题对这个设想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如何协调13个殖民地和新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如何防卫如此广阔的地域？这都是摆在不列颠首相之前的重任。

马萨诸塞总督伯纳德1764年7月11日提出，“对美洲的管理进行全面改革，不仅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种看法，恐怕反映了当时帝国统治者的普遍心态。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英国出台了新殖民地政策。1763年4月16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任用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enville）组阁。格伦维尔出身显贵，久经宦海，是名老政客。他并不讨国王的欢心，不过当时乔治三世实在找不到其他人可以用，就将他放在了首相位子上。

格伦维尔把其主政的方向，就放在加强对美洲的管理之上。他的第一批法令是加拿大的地位、印第安人的处置与西部土地问题。

内阁在1763年10月发布公告，建立了东佛罗里达、西佛罗里达、魁北克和格林纳达四个新行政管理区，将大片西部领土留给印第安人，禁止在此类领土内进行土地授予与拓殖，与印第安人进行贸易要得到英国的许可和监督，由负责印第安事物的专门文官来统一同印第安人打交道（要做到此点，不列颠计划由英国军队在西部执行法律、维护秩序和推行政府法令)。

英国出台这样的法令，平心而论，确实有利于保护印第安人权益。之所以会制定这样的法令，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保护皮货贸易，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养寇以自重的私心，以印第安人来制衡北美殖民者。但是这样一项法令，打击了许多北美殖民者的利益。

当时北美的许多重要人物都热衷于土地投机，比如华盛顿本人，他想在西部购买大量土地以从北美经济增长中获得高额土地增值利润。但是此项法令使美梦破灭。对许多普通人来说，禁止西部拓殖，无疑是恶化了他们的生计，而且当时许多北美殖民者同印第安人的关系并不好。

格伦维尔内阁的第二批法令是在北美人头上征税。当时的英国议会议员以绅士（他们的主要财富来自地产）为主，他们盼望削减战时猛涨起来的土地税，于是将预备征税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殖民地(在这一背景下，殖民地人民固然是直接的受害者，但对美贸易的英国贸易商也大受其害。但英国绅士准备在这里牺牲英国商人的利益)。

格伦维尔上台的时候，在整个美洲殖民地的海关里，帝国的海关人员一共只征收区区1800英镑关税。这还不够给海关人员发薪水（事实上，只够海关自身开支的四分之一）。这让绅士们大伤脑筋。

于是，1764年4月，英国国会首先通过了所谓的糖税法，该法令将1733年糖蜜条例所规定的对外国糖蜜的课税降低了整整一半。

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繁荣一向有赖于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糖蜜，然后用糖蜜做成甜酒来交换皮毛和奴隶。对英国人来说，很不幸的是，英属西印度群岛所产的糖蜜在价格上要高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产品（英国的产品由于管理不善、土壤耗竭和高昂的出口税，导致法国产品在价格上要低25%到40%)。

为了挽救高额的投资（英国在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其他产糖岛屿上的投资达到6000万英镑，相当于在北美殖民地上投资数量的六倍)，英国下令向法属西印度群岛糖蜜的进口贸易征收重税。但是这一招并没有难倒北美殖民者，他们用贿赂串通海关官员和走私等手段来规避糖蜜法令，当时北美外贸商人十有八九都是走私贩子。

现在格伦维尔决定，要终止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糖税法从表面上来说，是将税率减少了一半，寄希望于商人能够少受诱惑，更加忠实。

如果仅仅是这样而不包含其他的意图，本来此法也算善政，但是隐藏在该法令背后的是这样一种举动与企图：

一、严查走私，加强海关纪律，同时将该类案件交由英国海事法庭审讯（从而剥夺了殖民者受到陪审团审讯的权利）。

在前者，税人员从英帝国其他地区抽调而来，他们可从征集到的税款中取得佣金，作为自己的收入。这与以前的情况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以前收税的官员拿固定薪俸，并且住在殖民地上，逐渐对殖民地居民比较随和。新的税务人员则克尽厥职。税务人员开始严格地执行每一条对他们有好处的法律，有的时候甚至到了诈欺的程度，这大大引起了殖民者对新的税收体制的不满。

在后者，人们感觉到海事法庭取代陪审团制度否决了一项传统的英国宪法保障（其震动就相当于现在宣布言论自由权利被取消)。

二、它对许多美洲商品征收了新税。

更要紧的是，它还公开宣称，为了保卫美洲，以后向殖民者直接征税是正当和必要的。这开了后来一系列税收法令的先河。在各殖民地，抗议声连绵不绝。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殖民地议会都提交了正式的抗议书。他们提出，征税权完全属于人民自己，而绝不能由他人事先控制，否则就不会有人民的自由、安全与幸福，糖税法的这一言论公开违反了“无代表不纳税”的英国自由传统。

但是，格伦维尔决定继续将强硬政策执行下去。1765年2月，国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法令规定：殖民地凡报纸、历书、证书、商业票据、印刷品、小册子、广告、文凭、许可证、租约、遗嘱及其他法律文件，都必须加贴面值半便士至20先令不等的印花，方可生效或发行。印花税是不列颠国内行之有效的一种税收方式，格伦维尔把它移植到了美洲。

就在前一年底，格伦维尔内阁又发布法令，禁止殖民地发行纸币来偿付私债和公债（这是为了维护英国债主的利益），在殖民地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这项法令必定不得人心。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让北美殖民者心中开始充满疑虑，包括英国看起来要在殖民地驻扎常备军（当时，英国在殖民地仍然留有1万人的军队，年耗英镑20万镑)；英国要在殖民地推广国教（事后看来多半只是殖民者的猜疑)。

美洲殖民者不是一直在没有议员代表的情况下向帝国交纳贸易税吗？以前安然无事，为什么只是开征新税就会惹起这么大的非议？原因在于殖民者认为，贸易税和对北美直接征税是有区别的(前者被称作外部税，后者被称为内部税)，后者“以国家收入为唯一目的”，而前者可以被理解为仅仅是出于管制贸易的需要。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8世纪60年代时，被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派到伦敦，担任该殖民地在议会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客。

他在伦敦面对质询者时如此说道：

“外部税收是针对进口商品课征的一种税，这种税加在了商品的初始价格和其他费用上，当（商品）进行销售时，这种税就构成价格的一部分。如果人们不同意这个价格，可以拒绝它：人们不负有支付义务。但是，如果不是人民的代表让人民来承担这种义务，内部税收是未经人民同意而向人民强行课征的。”

任何一个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北美殖民者对内外部税收的这种区分无论是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应用上其实都是说不通的。

不过从实际上来说，它并不需要被讲通，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北美殖民者与大英帝国之间模糊的分权和妥协的一种现实，即北美殖民者与不列颠之间存在一种未成文的原始契约，北美殖民者用对贸易管制的接受来换取内部自治权利。

这里需要讲讲这个“潜规则”。

在1763年之时，不列颠与美洲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两个重大的特点：

一、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模糊的平衡关系，否则在英帝国强力不及的情况下，两者怎能做到和睦相处两百年；

二、两者之间也有一种潜在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殖民者渴求承认又自视甚高，另一方面则是不列颠人既轻视北美人又颇有忌惮之心。

这种模糊的平衡关系是怎样的呢？

在美洲殖民者方面，他们固然受到了工商业歧视待遇，但是这种被歧视在政治、安全和经济诸多方面不是没有得到补偿的。在不列颠方面，也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种自然权利边界的存在，“在大部分殖民时期，英国觉得允许北美殖民地自行其事是妥当的、可取的，因为北美远离伦敦，不易控制，而且在英国人眼中，北美殖民者是一群不肯安分守己的人”。

不列颠政府现在正在打破帝国统治的潜规则。事后回过头来看，新殖民政策出台的时机选得非常糟糕。

首先，英国人在加拿大和法属西印度群岛之间做了一个结果很糟糕的决定——他们决定要加拿大。

有位英国政治家已经意味深长地警告说：“一个让我们总有些敬畏的邻居未必是最糟糕的邻居。”

一位法国外交家在战争之后也说：“他们已不再需要你们的保护。当你们再次要求他们像过去那样帮助你们承担责任时，他们将以摆脱依赖关系作为回答。”

言下之意是，消除法国威胁的同时也会消除使美洲殖民地保留对宗主国从属地位的巨大诱因。法国人还在，地缘政治现实就会迫使美洲殖民地人民向宗主国靠拢。法国从加拿大的消失，导致英帝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殖民地对宗主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已经发生了下降。

其次，1763年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衰退。

大西洋两岸均发生此类现象。在美洲方面，七年战争期间由于英国军队人员、物资、资金的涌入，曾经有一场战争繁荣。但这场繁荣在战争结束之后迅速消退，一时由于调整不过来陷入经济困境。在不列颠，此时也正值经济危机，加上七年战争给国家造成的巨额战费负担，导致不列颠对美洲商品的购买力下降。

经济衰退直接造成了英国重商主义情绪高涨，殖民地各沿海贸易城市均受到很大的冲击。新英格兰对不列颠的贸易直到1770年才恢复过来，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到1775年才达到1763年的数字。殖民地人民对不列颠的负债大大增加。由于英国限制殖民地发行和使用纸币，致使殖民地的通货紧缩更加严重。

1766年，北美居民欠伦敦商人的债务就达到290万英镑之巨。

不列颠购买力的下降对不列颠-美洲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美洲之所以接受《航海条例》所带来的歧视性待遇，很大一个原因是不列颠旺盛的购买力吞掉了美洲大部分出口，由于存在这样一个稳定的大规模出口市场，北美人的经济收益也是稳定的、丰盛的。

《航海条例》规定，英国市场优先惠顾英帝国内部产品，这使部分美洲列举商品实际上享受英国的关税保护，北美殖民地的产品在英国市场上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可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

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即这些产品总量低于或仅能满足英国市场的需要，在这种条件下，生产这些产品的殖民地才能从《航海条例》中获得利益，否则就会遭受损失。但是经济危机降低了英国市场的容量，从而大大降低了北美人耐心。

除了上述时机不当，出台这些措施的方式也非常糟糕。

1763年之后，英国已经成为北美大陆上唯一的帝国，所以它便摆出帝国的架势，颐指气使起来了。

一位英国官员自以为得计地说道：

“各殖民地周围现在都是陆军、海军和敌对的印第安人部落…目前正是时候，要求他们充分遵从英国议会公正而平等的要求。”

另一位英国官员则吹嘘道：

“他能率领1000名士兵去美洲，通过些许武力和哄骗就可以阉割所有的男人。”

当然，在一开始，面对美洲的普遍反对，格伦维尔政府也是颇为小心的一殖民者每人预期负担的份额极少（每人大约1先令），这些款项将由北美人而不是英国官员征收，而且即便加上其他税收，英国政府仍要承担美洲防务一半以上的费用。

但出乎格伦维尔意外，北美殖民者以相当强硬的言辞和手段予以回击。其中比较温和的是各议会的抗议，他们根据英国宪法和殖民地宪章来反对印花税法，同时申明自己是效忠英王、尊重议会的。

各地的报纸和印刷所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英属殖民地权利申论》《殖民地权利考辨》《英属殖民地权利探析》之类的文章、册子到处传播，广受欢迎。他们认为，印花税虽然不多，却是一个恶例：英国议会直接向殖民地征税，是侵犯个人权利、违反宪法的。

当时美洲殖民者还以贸易抵制来进行抗议。律师和商人（最有组织能量的集团)，在这种抵制过程中居于主要地位。对律师来说，他们所要用到的文件上要贴上印花，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对于商人来说，当时多数殖民地正处于经济萧条期，英国的大批货物已经充塞了美洲的店铺，不进口运动允许商人清理存货。

这种贸易抵制的结果是英美之间的贸易迅速出现萎缩停滞，给英国方面的贸易商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些贸易商转而对英国议会施加了巨大压力，这体现在英国的各城镇开始向议会提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印花税，以结束美洲的贸易抵制。

尽管许多人言辞激烈，但是这一危机走向的关键行动点是一些殖民地居民对暴力的使用。在波士顿，在罗德岛，在纽约，都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税收官员或英国总督的攻击事件。

这其中以1765年8月的波士顿的印花税暴动最为激烈。当时波士顿人把印花税票代销人安德鲁·奥利弗的模拟像挂在镇子里的一棵树上，当副总督哈钦森（他恰好是安德鲁的姐夫）命令治安官把模拟像取下来的时候，群情汹涌，治安官不敢从命。

然后群众砍掉奥利弗的模拟像，扛着它兴高采烈地穿过街道。然后他们把奥利弗的办公室夷为平地，因为谣传这是印花税票代销处。夜幕降临时，群众又把奥利弗的豪宅毁成废墟。

12天后，群众再次冲上街头，把哈钦森的房子也给砸了。一个观察员报告说，就连那些曾“亲眼见过敌人夺取城镇”的军人们也“声称他们从没看过这样的暴怒”。

在此期间，马萨诸塞殖民地政府连一个民兵都召集不起来，政府完全瘫痪。

1765年10月，在纽约举行了由马萨诸塞号召发起的、来自9个殖民地的代表参与的反印花税法会议，抗议者作为备受尊重的人出席。代表们制定出十二个决议案，表示接受议会对殖民地的立法权，但否定议会拥有向殖民地直接征税的权力。

在1765年底，纽约出现了一个反印花税法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后来他们称自己为“自由之子”。随后，类似的组织在北美各殖民地遍地开花。每个殖民地的印花销售商，要么被迫辞职，要么答应停手不干。

在一项集体行动的开始，一方极端一点的行为和语言无疑将更加容易引起关注和让步，但这么做的危险是，它降低了对方下一次让步和妥协的可能性。

在不列颠方面，1765年7月，正当北美人的抗议沸沸扬扬的时候，始作俑者格伦维尔辞去了首相职务（格伦维尔个性冷酷无情、作威作福，通常令人厌恶。但是他把政府管理得很有效率，并能够牢牢控制下院。问题是，他同国王的个人关系不好，让乔治三世最后忍受不下去了)，4个月后由查尔斯·沃森·文特沃斯——第二代罗金厄姆侯爵继任。

罗金厄姆的党派是同情北美人的，但是他们也斥责“(北美人)完全不承认大不列颠拥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力并大胆攻击本国的宪法”。在一开始，英国朝野就担心议会主权遭到美洲殖民者的否定。

1765年12月17日议会开会，乔治三世在致开幕词的时候要求议会对北美的局势详加讨论。

这场讨论延续了相当长时间。重量级政治人物威廉·皮特（七年战争的英雄）声讨了《印花税法》，他赞成北美人各种抗议的理由。这使得大量议员转向了反印花税一边。到了最后，罗金厄姆侯爵的党派取了一个中道。1766年3月，下院一致三度通过了一项《权利申明法案》(Declaration Act)，该法案宣称议会“无论什么情况，过去有、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有制订具有足够效力和合法性的法律和法规的充分权力和权威，以制约殖民地和北美人，大不列颠国王的臣民”。与此同时，议会取消了印花税法。

北美民众听到印花税被推翻的消息，非常高兴。各地举行庆祝活动，为英王举杯，认为不列颠政府的这一举动是合乎宪法的，大西洋两岸的正义力量合作维护了英国人的自由。

富兰克林的朋友写信给他，说：

“（在所有殖民者心中）的欢乐不是胜利的呼喊，而是对我们的国王深情厚谊的忠诚，也是对母国的公正与仁慈的感激。”

这个行动被英方和美洲方各取所需，一时间，英国北美领地的第一次危机显得已经平息下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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