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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1890年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

一方面，美国工业产值在这一年首次跃居世界第一，未来称雄世界的物质基础俨然成形；另一方面，人口普查局总监则宣布，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为美国人提供无限机遇的西部“边疆地带”已经不复存在，暗示着美国将面临空前的压力和风险。

就在这样的二元张力之下，美国崛起的关键十年拉开了序幕。

19世纪下半叶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内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市场实现了进一步整合与扩大，新的企业模式迅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又及时来到。多种因素的幸运结合，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快速赶超了英法等老牌欧洲大国，并把同样新近崛起的德国抛在了后面。

在农业方面，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被一场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所激发。内战以后，东部地区的大批人口潮水般涌向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进行垦荒拓殖，广袤的西部大平原被开发为大规模农场，并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运营起来，推动了美国农业的腾飞。

1866年到1900年，美国虽然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全国耕地面积仍然实现了大幅增长，由4.07亿英亩(约1.64亿公顷)增加到8.79亿英亩(约3.56亿公顷)，农产品产值也从22亿美元增加到58亿美元。小麦等农产品还出现了大量剩余，很快成为美国出口贸易的主要产品。到1875年，仅小麦和棉花两项的出口就达2.5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3%，到1881年这两项更是达到4.1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7%，就在这一阶段，美国牢牢奠定了世界农业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

美国在工业上的发展更令人瞩目。以当时衡量工业能力最重要的指标——钢为例，美国1875年的钢产量不足40万吨；1880年为130万吨，与英国并列世界第一；1890年为430万吨，超过位居第二的英国约20%; 1900年则达到1000万吨，超过位居第二的德国近50%，美国钢产量的激增与铁路的大规模铺设正好形成了供需双方的相互促进。

在1869年到1893年间，美国先后建成了5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铁路建设成为国产钢铁的主要消费市场，1875年时铁路建设消耗的钢，甚至占到国内钢消费的一半以上。

而全国性铁路网的建成又为工业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刺激了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带动了其他领域部门的连锁反应。随着机械制造业、石油工业、交通业和通讯业等关键领域的快速发展，美国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形成了较好的区域布局。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这种工业扩张的速度、深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

然而，美国非比寻常的经济扩张背后也酝酿着非比寻常的经济危机。当生产能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动下突飞猛进的时候，美国的社会结构却决定了国内需求难以出现质的飞跃，从而使经济上升周期的逆转变得不可避免。

1890年前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显出疲态，超量的农业生产使农产品价格普遍下跌，由此引发了中西部农民的还贷问题，广大农业区开始出现骚动。更重要的是，随着5条横贯大陆铁路线的建成，大规模铁路建设也接近尾声，引起钢铁工业产能的大量过剩，筑路工人和钢铁工人的失业率迅速增长。从全国来看，工人平均工资从1890年开始显著下降，大规模罢工的次数明显增多。更重要的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和大批农场破产，原先象征着无限机会的西部“边疆地带”的吸引力也在减弱，向西部移民的人数明显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巨大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内消费的需求，并且开始引发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美国国内的焦虑情绪开始逐渐上升，有些人指出“美利坚共和国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伴随着负担、困难和焦虑的成熟期到来了”。

真正的危机在1893年到来。

1893年5月，美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产能过剩与国内消费不足的矛盾集中爆发。

完成横跨大陆铁路线的两大巨型铁路公司——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先后宣告破产。

象征“美国天才”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也被迫解雇其公司近70%的员工，抱怨美国“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疯人院”。

更重要的是，以往发生危机时，美国可以采取向欧洲超量出口农产品的办法来加以摆脱，但1893年欧洲的粮食出现了丰收，所以这一传统战略根本无从实施，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危机的冲击力度，美国经济由此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衰退。

到了年底，美国破产银行达624家，破产总额近3.5亿美元，联邦黄金储备则仅剩余7000万美元。失业人口也急剧增加。到1893年底，119个城市中的失业工人已达300万人。

1894年春，西部地区一些失业工人集结起来前往华盛顿请愿，比较著名的有俄亥俄州商人科克西率领的“饥饿大军”和失业铁路工人组成的“霍根大军”。

这种自西向东的运动对美国人来说极具象征意义，这表示一度代表着无限机会的西部“边疆地带”不再吸引大规模的劳动力，而是开始排斥他们。

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人口流动方向似乎正在发生逆转，“边疆关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尤其令美国上层社会恐惧的是，危机催动了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而且社会主义的色彩越来越重。本来，美国工人在政治上一直以保守著称，像“劳工骑士团”“劳联”等主要工会组织都持改良主义立场，这一点曾经让恩格斯感到惊奇。

而美国人自己则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缓解劳工阶层的不满并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工人可以“向他们官僚吐唾沫”，而不是像在德国那样“被官僚阶层吐唾沫”。

但1893年的危机，似乎使这些社会和政治调节功能都失灵了。1894年5月，普尔曼铁路工人举行罢工，这一美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罢工使整个西部的铁路运输陷于瘫痪。

各种罢工和骚乱扩展到美国全国各地，有的刊物甚至称整个加利福尼亚州都“落入了奥克兰、萨克拉门托和洛杉矶的暴民之手，而奉命执法的国民军也放下武器，站到了暴民一边”。在很多人看来，美国当时就像进入了国内革命的前夜，军队取消军官休假，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1894年7月，联邦政府派遣军队进入普尔曼铁路工人罢工的中心区——芝加哥,与当地政府的民兵和警察共同镇压了罢工，造成较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种公开使用军队对付社会问题的做法马上引起了另一种恐惧。

在不少美国人看来，政府的强力镇压手段虽然可以暂时平息事态，但其本身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毫不亚于大规模罢工和社会骚乱。

很多人担心，这种做法开启了政府在国内政治中动用军队的危险先例。如果社会持续动荡，政府又不断采取这种做法的话，那么政府的权力将越来越不受限制并形成中央集权，从而终结由美国开国元勋们按权力制衡和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

这样，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又引起了更深层次的危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怀疑。

上层社会的一些人开始担心，一个多世纪前制定的民主宪政能否适用于一个工业化的、领土大大扩展了的现代美国。

1893年出任克利夫兰政府国务卿的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早先就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的国父们在关于民治政府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了…民主现在是法律、秩序和社会本身的敌人，这样的民主应该取消。”

到1894年，随着危机与骚乱的蔓延，这种怀疑更深了。对美国来说，这可能比经济衰退和社会骚乱更危险，因为这种怀疑所动摇的是美国人长期以来，最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是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信心。

进入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一向不关心国外事务的美国人，也开始频繁谈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恐怖时期”和“罗马帝国的最后岁月”，仿佛要从中寻找一种历史类比。总体上看，历史学家霍夫施塔得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那就是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危机”，整个社会处于恐慌和迷惘状态，对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

危机有时倒能逼出一个国家的潜能。实际上，早在1893 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精英阶层已经看到了美国面临的危险并提出警告。

危机爆发后，经济与社会的可怕动荡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精英阶层。美国知识界精英都在全力思考两个问题：一是美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二是怎么办?

知识界的这种骚动使19世纪的最后十年成为美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风云年代，并最终给美国指出了一个方向。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的观点也许有相当一部分需要进行批判，但必须承认，思想的力量在这一时代确实得到了充分展现，而思想、物质与机遇三者的结合则决定了美国此后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美国今天的地位。

对于19世纪的美国来说，广大西部地区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美国内战后30年对西部的开发程度超过了以往300年的拓殖。到80年代，似乎取之不尽的“自由土地”看上去很快要开拓完毕，一种恐慌情绪开始蔓延。这一问题也很快得到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的关注。

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亚当斯，从1880年就开始探讨西部土地对美国发展的意义，1885年乔赛亚·斯特朗在他流传极广的小册子《我们的国家》中也谈到西部对美国的重要性，以及西部自由土地耗尽可能带来的后果。

但真正将这一问题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并将其与美国面临的危机和解决之道结合起来的，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特纳于1861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他所攻读博士学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历史学的重镇，但占主流的是所谓“生源说”，强调美国的欧洲渊源，注重从条顿-英国-美国这一种族和文化链条来研究与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特纳则认为应从美国自身的环境、特质来研究历史，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与赫伯特·亚当斯等历史学权威拉开了距离。1893年7月12日，他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宣读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从而成为美国这一时期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

在这篇重要的论文中，特纳开篇即引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总监的简报：

“直到1880年，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可供定居的边疆地带，但现在未定居地已经被各种孤立的定居点分割得支离破碎，已经谈不上有一条边疆地带了。”

他紧接着指出，美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广大西部进行开拓和殖民的历史，而“自由土地的存在及其不断后退，和美国人定居点的不断西进，解释了美国的发展”。

他认为，美国的发展之所以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主要因为存在着一条不断西移的“边疆地带”。

这一边疆的不断移动，使美国不是线性地从原始发展到文明、从农业发展到工业和城镇，而是周而复始地不断回到新的原始起点。

“这种不断地重生，这种美国生活的流动性，这种伴随着机会的向西扩张，这种与原始社会的简单状态的不断接触，构成了主导美国特性的力量”，所以考察“美国历史的真正要点是在伟大的西部，而不是在大西洋沿岸”。

接下来，特纳分别强调了边疆地带对美国民族特性和民主制度的重要推动作用。他认为，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正是在不断向西拓殖的过程中，逐步淡化了自身的欧洲渊源并相互融合。

而“文明与野蛮交界”的边疆地带是美国化最有效的地方：

“（西部的）荒野主宰着殖民者。它发现殖民者在穿着、行业、工具、交通方式和思想上都是一个欧洲人。它把他从火车里拉出来，放在桦木做的独木船里，把他文明的衣服扯去，换上猎装和莫卡辛软皮鞋。”

欧洲特性就这样被反复出现的原始环境打磨成简单、坚强而富有活力的美国特性。但特纳认为，西部最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推动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他看来，西部为开拓者提供了自由土地，使其形成一种重要的平等意识，而且地广人稀的环境助长了“憎恶管制，特别是任何直接管制”的个人主义，这种对个人自由的高度推崇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民主制度诞生的催化剂。

这些因素和西部地区的国家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又使得原先小国寡民式的“杰弗逊民主”转变为门罗总统的共和主义和杰克逊总统的“平民民主”，最终成就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在用史诗般的语言阐述了边疆地带对美国成长的重大意义后，论文的最后一段提出了“边疆消失”所带来的问题。其中直接涉及现实危机的，是美国不再有这样一片广阔的自由土地来吸纳美国人的能量，边疆地带作为美国人寻求机会、摆脱困境的“逃生口”不复存在，美国社会一个重要的“安全阀”消失了，开始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文章的结尾颇有一种启示录的色彩：

“现在，发现美洲四百年、在美国宪法下生活一百年后，边疆地带消失了。伴随它的消失，美国第一阶段的历史结束了。”

这篇论文在美国的学界和社会上都激起了巨大反响。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揭示了历史真相，而是在于用一种高度简化、直观的逻辑完成了对美国历史的重构，从而对美国整个社会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边疆说”强调了美国历史进程的自身特性，激发了美国人作为一个国家群体的自我意识；第二，它指出了美国90年代以后面临危机的根源，那就是边疆地带或者说是西部自由土地的消失。

虽然这一点后来被证明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但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却非常重要。

在特纳论文发表前后，美国已经有一些人将边疆消失和经济社会危机联系起来。像保守派刊物《贸易与金融编年史》就将西部经济的停滞归咎于“边疆关闭”，而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进步主义运动的著名人士哈维也指出：

“世界上的未开发地是穷苦人的逃生阀……现在世界上适合人类居住的未开发地已经没有，,审判马上就要到来了。”

特纳的论文正好印证了这种直观感受，因而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共鸣。

西奥多·罗斯福在给特纳的信中写得很清楚：

“我认为您已经把人们模模糊糊意识到的一个想法，以明确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另外，特纳的“边疆说”也为美国摆脱危机提供了思路。按照他的逻辑，既然边疆关闭是美国一系列问题和危机的根源，那么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扩张以创造新的边疆地带，以便为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推动力。

实际上，特纳本人也是这么提倡的。

他在1896年《西部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

“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生活中的主要因素就是扩张。当美国人在太平洋沿岸定居并占据无主的土地时，这一扩张运动就走向停顿。（然而)称这种扩张的能量不再起作用将是一个鲁莽的预言。为了跨大洋运河，为了重建我们的海上力量，为在边远岛屿和邻近地区扩展美国的影响而采取有力的对外政策，正是这一运动将持续下去的表现。”

对多数美国人来说，特纳已经为美国社会的危机和问题找到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根源，而他的这种解决办法更是简明有力，易于理解和接受。所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纳的“边疆说”实际上起到了某种社会动员的效果。

美国越来越有意识地把继续扩张作为摆脱危机的基本思路。

然而，美国要继续扩张的话，还面临着扩张方向和扩张方式的问题。如果仍然沿用以往大陆领土扩张的模式，那么联邦制和民主政体很可能承载不了更多的领土和人口，不少人担心美国会重蹈“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覆辙。

在这种情况下，马汉的“海权论”非常适时地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扩张方向，也指出了一种新的扩张方式，从而为美国发展成一个不同于英法等欧洲殖民帝国的新型帝国做好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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