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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六年(790年)，葛逻禄与吐蕃联军攻陷北庭，维持西域唐朝守军与内地之间微弱联系的回鹘道被彻底阻断，此后唐朝由于战乱频仍，一直没能恢复对西域的统治。

790年是唐朝势力最终退出西域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北庭之战以后，吐蕃又在790年至791年(贞元七年)连续攻陷了于阗、西州，包围了唐朝安西都护所在地龟兹(疏勒失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文)。原来由唐朝控制的西域重镇，大多都落入了吐蕃与葛逻禄联军的手中。

回鹘势力也在790年的北庭战役中受挫。战前，孤守西域的北庭、安西以及天山东部的沙陀等部，都迫于压力附属了回鹘。

北庭失陷以后，回鹘不仅失去了已经得到的优势，而且葛逻禄部落还在吐蕃的支持下继续东进，一举攻占了北庭以东原来由回鹘占据的浮图川，以至于回鹘不得不将西北的部落羊马迁到汗庭以南的地方，躲避葛逻禄部落的攻击。

北庭之战对于回鹘的影响，和它对唐朝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如果说北庭失陷标志着唐朝经营西域活动的结束的话，那么对于回鹘而言，它就只是一次暂时的挫败。回鹘势力很快又卷土重来，与葛逻禄、吐蕃的联合势力在天山东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790年以后至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期间，回鹘在西域的活动情况汉文文献记载很少。1889年在鄂尔浑河上游喀剌和林遗址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全称作《九姓回鹘爱登罗汨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并序》)，为研究这一时期回鹘在西域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也是了解唐朝势力退出以后，至回鹘西迁之前的西域历史变迁的重要史料。

791年秋天，回鹘可汗向唐朝政府派遣使节，“献败吐蕃、葛(逻)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据此，回鹘人显然很快在北庭地区又取得了胜利，但是战争的实际进程如何，回鹘最终是否控制了北庭，汉文史籍阙载。

《九姓回鹘可汗碑》中的汉文部分大略记载了这次战争的经过，碑文中说，回鹘军队在天可汗的率领下对北庭“半收半围”，而后天可汗又“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收复了北庭城。并对北庭的居民进行了妥善安置，“食土黎庶，纯善者抚育，悖戾者屏除”，安定了北庭地区的社会环境，恢复了北庭以东的交通。

对照汉文史料的记载，回鹘收复北庭的时间应在791年秋季或之前。争夺北庭的最终失利对于吐蕃政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吐蕃因在北庭战役中伤亡过重，曾向南诏征兵，以作为西域战场的补充。

收复北庭之后，回鹘政权取得了在西域的落脚点。接着回鹘军队再次出征，打败了围攻龟兹的吐蕃军队，取得了在天山南部地区的重大胜利。《九姓回鹘可汗碑》第16行在北庭之战后记叙了龟兹战役之情况，“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

于术就是唐朝安西都护府所辖于术守捉城的所在地，西距龟兹460里，东距焉耆70里。这是一次长途追袭。吐蕃军队先败于龟兹，尔后又被围歼于于术城中。北庭、龟兹两次战役的胜利，使天山南北的两个战略要地都处于回鹘势力的控制之下。

据摩尼教《赞美诗集》判断，在回鹘保义可汗时代(808~821年)，西州也已经在回鹘势力的控制之下，虽然对回鹘从吐蕃手中夺取西州的具体时间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与龟兹战役的时间不会相差太远。

此后，回鹘军队又进一步向西推进到了锡尔河上游地区。

碑文中说：

“(前阙)百姓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天可汗躬总师旅，大破贼兵，奔逐至真珠河，俘虏人民万万有余，驼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来归(中阙)，自知罪咎，哀请祈诉。天可汗矜其至诚，赦其罪戾，遂与其王，令百姓复业。自兹已降，王自朝觐，进贡方物，与左右厢沓实力(后阙)。”

这里所说的真珠河就是指锡尔河的上游段。“沓实力”则是“踏实力”的别称，是葛逻禄三部之一。

回鹘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是被征伐者“与狂寇合从”，而且对回鹘“有亏职贡”，说明回鹘军队征伐的对象在此前曾经一度臣服了回鹘，否则“有亏职贡”就无从说起。

但是由于碑文残缺不全，先前臣服回鹘的究竟是哪个部族还不清楚。如果结合上下文来看，上文中“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的“百姓”，应该就是在后面提到的“遂与其王，令百姓复业”的“百姓”。

也就是说，虽然碑文中间有缺文，但前后所记的实际是同一事件。紧接着碑文中又说，此后,回鹘所“与”之王又亲自朝觐，与踏实力部等一起向回鹘汗国贡献方物。显然踏实力部这时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臣服回鹘。

总之，全文大意似乎是说：

先前已经臣服回鹘的某个部族投靠了与回鹘为敌的势力，终止履行向回鹘朝贡的义务，于是回鹘军队在锡尔河上游打败了他们，又因为其人民祈求，天可汗原谅了他们的叛逆行为，为他们册立国王(或是将原来的国王还给了他们)，令百姓复业。自此以后，这位国王亲自会同葛逻禄踏实力部等一起到回鹘汗庭朝贡。

通过对这次战役的讨论，我们不仅了解了回鹘在龟兹战役后继续向西推进的过程，而且知道在此之前已经有部分葛逻禄部落，以及一些很可能属于葛逻禄联盟的部落，臣服了回鹘政权。回鹘军队讨伐反叛部落的行动说明，回鹘政权对西域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它对西域的控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

后来回鹘军队再次出征，讨伐葛逻禄和吐蕃联盟，“搴旗斩馘，追奔逐北”，向西一直追赶到了费尔干纳（原文作“拔贺那”）盆地。在这次战役中回鹘俘获了众多的人民和畜产。葛逻禄叶护兵败逃走，回鹘为归顺的葛逻禄部落另立真珠智惠叶护为主。

完成于保义可汗在位时的摩尼教《赞美诗集》残片的第一片，前半部分的内容是对可汗及其家族以及廷臣的祝福。在这里提到的可汗的廷臣中有北庭、西州、龟兹、疏勒、拨换、焉耆、温宿等地的官员。

在名单中没有提到费尔干纳盆地，说明远征之后回鹘军队就撤出了费尔干纳。从这份名单中可以了解到，保义可汗时代回鹘实际控制的地区主要有天山北部的北庭和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西州以西、疏勒以东的地区，大体范围相当于天山东部地区。而葛逻禄部落则仍然在天山西部地区活动。

790年前后，吐蕃曾一度在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占有优势地位。但是随着回鹘势力的西渐，吐蕃在天山东部地区连连遭受重创，被迫退居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在葱岭以东，形成了回鹘与吐蕃南北对峙的局面。

塔里木盆地以北的天山南北地区由回鹘控制，而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则被吐蕃占据。由于有关史料缺乏，我们对吐蕃在塔里木盆地的活动所知甚少，幸而有关于阗的材料较为系统，研究成果也较多，所以在这里只能就吐蕃统治于阗的史实作一些简略的介绍，并希望能以此对吐蕃统治西域绿洲农业政权的特点有所了解。

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居民城郭而居，以农耕为业，在西域土著政权中势力较强，而且也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在唐朝势力退出西域之前，这里是安西四镇之一“于阗镇”的所在地，据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至少自天宝年间以后，四镇节度副使一直驻扎在于阗，有时由汉人充任，有时由于阗王兼领，是于阗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于阗在四镇中的地位仅次于安西都护府首府龟兹，是唐朝设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个坚固的堡垒。

在唐朝统治期间，于阗王保留了原有统治权力。于阗王一般都兼任唐朝设立的毗沙都督府都督，有些甚至担任了四镇节度副使的职务，如于阗王尉迟胜(746 ~755年)之弟尉迟曜(755~790年)，就曾以四镇节度副使的身份“权知本国事”，这种在羁縻府州制度之下的胡汉双重管理体制一直延续了100多年。

在吐蕃与唐朝争夺西域的过程中，于阗一直是双方激烈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于阗王尉迟胜率精兵5000入内地勤王，驻守于阗的唐朝守军也大都征调入关。此后于阗为唐坚守了30多年，790年北庭之战前后，于阗被吐蕃政权占领。

在吐蕃占领期间(790~842年？)，于阗仍然是吐蕃统治西域的一个重要据点。

吐蕃政权曾先后将十几个分属于吐蕃本土各翼的千户部落调驻于阗，并且将于阗本地的居民编为部落。吐蕃驻军很可能是将于阗组织成了一个军镇，其首脑为军镇将军，驻扎在距离今和田北100里处，和田河沿岸的神山堡（即今麻札塔格)。近代在这里发现的藏文木牍中，有许多是寄往神山堡的信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神山堡在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重要地位。在军镇之下，吐蕃还设立了专门管理一城事务的节儿等行政官员。

在驻军设镇的同时，吐蕃政权保留了于阗王族尉迟氏的统治地位和于阗本地原有的统治体系。和田地区曾经出土了一件很重要的于阗文写本，其内容是对吐蕃占领时期于阗王尉迟诘的颂词。

写本中称：

“自最优秀的藏人守卫于阗国，其（指于阗王尉迟诘）统治已进入第六个年头。”

表明于阗王族尉迟氏的王统仍然持续了下来。

显然吐蕃政权在于阗实行一种与唐朝羁縻府州制度类似的、双轨制的间接统治方式，即吐蕃政权派遣镇军驻守于阗，由臣服吐蕃的于阗王族担任国王，在吐蕃驻军的监督下直接统治本地人民。与此同时，还保持了于阗本地原有的各级行政组织。虽然于阗王在名义上保留了王位和相应的权力，但在于阗本地统治者与吐蕃占领者之间的关系上，仍然鲜明地体现了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之间不平等地位。

吐蕃对以于阗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的统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后，于阗也获得独立。尉迟氏王族掌握了于阗的实际统治权。

从901年(唐昭宗光化四年)开始，于阗王国与敦煌的沙州归义军政权建立了联系，于阗王李圣天(912~966年)曾经娶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女儿为王后，双方之间进一步形成了联姻关系。

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年)，李圣天派遣使臣出使后晋，晋高祖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李圣天与王后曹氏所生的从德太子，曾长期居住在敦煌。967年(宋太祖乾德五年)，从德继承于阗王位，此后继续与内地和沙州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左右，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势力在塔里木盆地的扩张，于阗最终也被喀喇汗朝消灭。

如果说 790年以后吐蕃势力在天山东部地区遭到了重大挫折的话，它在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的进展则要顺利得多。由于得到了天山西部地区的葛逻禄政权的支持，并与葛逻禄结成了联盟，吐蕃政权联合中亚地区的土著政权与大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一度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唐朝势力退出西域以后，吐蕃在葱岭以西地区与大食争夺的具体情况记载较少,《新唐书·南诏传》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贞元十七年(801年)春天，唐朝与南诏联兵，在泸水大破吐蕃军队，“康、黑衣大食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这些康国和黑衣大食的军队，肯定是被吐蕃政权从葱岭以西地区征调到东方来参战的。有关他们的身份目前还不很清楚，但是他们很可能就是吐蕃在与大食的战争中俘获的战俘。阿拉伯史家的记载与汉文史料中反映的情况是相互吻合的。

回历193年(808 ~ 809年)拉裴厄在撒马尔罕起兵反叛阿拔斯朝(即黑衣大食)。大批河中地区本地各国的人民都加入了拉裴厄的军队，其中就有“吐蕃军”。

这条史料说明吐蕃人在北庭战役后不久，就已经到达了河中地区。

拉裴厄的叛乱规模浩大，哈里发赖世德亲自出马，率军平叛。809年，赖世德在出征途中死于徒思。此后，他的长子艾敏继承了哈里发的位置，并控制了大食帝国的西部地区，而次子马蒙则掌握了帝国东方的领土。以吐蕃为首的葱岭以西西域各国的反抗，使马蒙陷入了困境，在810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曾经叙述了当时吐蕃及其盟友葛逻禄以及其它西域国家的反抗活动，并为此感到十分不安。

他说：

“呼罗珊的疏远及其人口稠密和人烟稀少（地区的）不甘羁束;（葛逻禄）叶护改变了臣服的立场；吐蕃君主可汗的抵触；迦布罗(即喀布尔)王动员兵力，想要袭击与他相邻的呼罗珊的领土；讹答剌君主拒绝进奉每年的例贡。所有这些我都知道，但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马蒙与他的哥哥哈里发艾敏的矛盾已经日趋激化，一场内战即将爆发。艾敏在西方步步紧逼，而东方又有吐蕃、葛逻禄等为敌，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使马蒙苦恼万分，他甚至希望最好能从呼罗珊逃到吐蕃军队中去。

他说：

“我想，除了放望弃我现在的职位，与吐蕃君主可汗联合并向他和他的国家寻求庇护之外，我已别无选择；因为对那些企图背叛我，打败我的人，我还是应该先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并使自己处于稳固的地位。”

摆在马蒙面前的现实是，要想在争夺哈里发的斗目争中获胜，首先必须稳定东方的局势，于是讲和成了他惟一清醒的抉择。

马蒙的大臣法德勒向马蒙献计，建议他作出必要的妥协。法德勒说：

“给叶护和可汗写信，册命他们为自己国家的统治者。并答应他们，当他们与(其他的)统治者发生战争时支持他们。送些礼物和呼罗珊的珍稀物品给迦布罗王，向他请求罢兵言和——你会发现他也非常希望讲和。姑且向讹答剌君主让步，免除他今年应该交纳的贡赋。”

法德勒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预言它一定会成功，他对马蒙说：

“如果联合了可汗，您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结合上文分析，这里的“可汗”也应该是指吐蕃君主。

马蒙及时采纳了法德勒的建议，与吐蕃、葛逻禄、迦布罗等东方的敌对势力讲和。这时(811年5月27日)正值艾敏的大军离开巴格达向呼罗珊进犯。马蒙的军队打败了入侵者，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回历198年(813-814年)马蒙成功地登上了哈里发的宝座，成为阿拔斯王朝的第七任君主。

马蒙继位之后并没有返回巴格达，而是留在了木鹿。木鹿成了重新统一的大食帝国的首府。马蒙还任命法德勒担任总督，“越过东方，从哈马丹山向识匿山挺进”，与吐蕃之间重启战端。

法德勒东征的具体对象主要有四个，即迦布罗君主的王国，讹答剌君主的王国，葛逻禄叶护的领地以及吐蕃可汗(王)的帝国。这几个政权都曾在拉裴厄叛乱时(809~ 810年)与大食为敌或与大食打过仗。

在这次战役中，迦布罗王最先向大食军队投降，并且在回历197年至199年(812~813年至814~815年)之间皈依了伊斯兰教。

作为臣服和皈依的象征，迦布罗王将一个银制御座上的金像奉送给了马蒙。

巴里黑的赛仪德·本·叶哈雅曾向艾兹赖格说过这件事，他说：

“吐蕃诸王中的一位国王成了穆斯林。他有一尊金偶像，这尊人形的偶像是他崇拜的对象。偶像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王冠，王冠上装饰着一圈圈珠宝、红宝石、绿色的刚石和贵橄榄石。金像安置在一个方正的御座上面。御贝座下面有腿支撑，使御座高出地面。御座是银制的。御座上放着一块锦缎的软垫，软垫边缘垂挂着金、银流苏，这些流苏就如同…御座的表面覆盖着绸布。”

马蒙将这尊偶像作为战利品送到了麦加，珍藏在天房的宝库中。当这件珍贵的战利利品在欧麦尔广场上展出时，在一块银制的牌匾上将这位皈依了伊斯兰教、向天房敬奉御座的国王称作“吐蕃王”。

在投降大食之前，迦布罗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所以他们献给大食的金像应该是一尊佛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叶哈雅的叙述，还是天房银牌匾上的记载，都将迦布罗王称作“吐蕃王”，显然迦布罗在这时已经臣服了吐蕃政权。尤其叶哈雅将迦布罗王称作“吐蕃诸王中的一位国王”，进一步表明了在此之前吐蕃政权在葱岭地区的宗主国地位。

迦布罗在进行了微弱的反抗之后(或者根本没有反抗)就投降了大食军队，这一方面固然是大食东征的直接结果，但也有可能是迦布罗王对日益增强的吐蕃势力的一种反抗行为，即迦布罗王本来就不甘心做吐蕃的附庸，所以借大食东征的机会主动投靠大食，以摆脱吐蕃的统治。

此后,大食军队继续向东推进，在法德勒的统率下，出征“葱岭和吐蕃的领土”。法德勒在护密和勃律国打了胜仗，将战争中俘获的吐蕃将领和“吐蕃骑兵”解送到了巴格达。吐蕃在葱岭地区的势力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接着法德勒又挥师北上，在锡尔河附近地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征服了讹答剌，俘虏了葛逻禄叶护的妻子和子女，葛逻禄叶护逃奔基马克。法德勒还再次攻克了渴塞和费尔干纳其它的要塞。

随着葛逻禄的失败，吐蕃与葛逻禄的联盟也就宣告瓦解了。通过这次远征，法德勒不仅恢复了大食帝国在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的势力，而且在短期内甚至还有所扩展。据早期阿拉伯和波斯地理著作记载，此后吐蕃政权似乎一度恢复了对葱岭部分地区的控制，但是有关吐蕃或大食在此后的活动的具体情况，都缺乏更多的文献资料。

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吐蕃赞普郎达玛被佛僧刺杀，统一的吐蕃政权迅速崩溃。此后，吐蕃政权内部分裂的各派之间相互混战，形成了众多的割据势力。在吐蕃统一政权分崩离析的同时，吐蕃在西域的统治也随之瓦解。

唐朝、吐蕃先后退出西域，结束了大食、唐朝、吐蕃三方势力争夺西域的时代，随着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部落的大批西迁，开始了西域人种突厥化和文化伊斯兰化的漫长的历史进程，西域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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