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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时，原为李林甫的党羽吉温，目睹杨国忠“恩遇浸深”，遂看风转舵，脱离李林甫集团而投靠杨国忠。

他建议杨国忠先设法剪除李林甫的羽翼，逐步削弱其实力，然后才能取李林甫相位而代之。

果然，这年六月，刑部尚书、京兆尹萧炅坐赃贬汝阴太守，第二年（天宝九载）四月，御史大夫宋浑也坐赃流放潮阳。

萧炅、宋浑皆李林甫在朝中的亲信党羽，李林甫眼见得他们被贬，却无法相救，只能徒呼奈何。

在这同时，还发生了一件对李林甫十分不利的事。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的四月，咸宁郡（本丹阳郡）太守赵奉璋上表朝廷，列举李林甫罪行有二十余条之多。

可是，表章未能呈至玄宗之前，就落到了李林甫手里。李林甫一面将表章扣住，一面派御史将赵奉璋抓进监狱，诬其妖言惑众，用乱棍将他打死。

此事缘起，是否与杨国忠策划有关，史无明载。

不过可以肯定，此事的发生与李、杨之间新、旧贵族官僚间矛盾的尖锐化，不会毫无关系，而杨国忠开始向萧炅开刀，正是在稍后的六月，仅隔两个月，恐怕不会是偶然的。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二月，李林甫鉴于当时恶钱泛滥，奏请禁之。当时由于商业发展迅猛，货币的需要量大增，而官府铸造的铜钱又不敷流通，故恶钱大量在市场流通。

因私铸可以大获厚利，因而恶钱的数量大增，成为当时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开元、天宝以来，朝廷一再下令禁止，始终未能解决。特别是在商业繁荣的江淮地区，靠私铸恶钱发财的人特别多，成为全国私铸恶钱的主要基地。

一些贵戚官僚和巨商，纷纷带着良钱到江淮地区，用一比五的兑换率，换取恶钱。然后将它运到长安市场，牟取暴利。以致恶钱在长安亦泛滥成灾，“市井不胜其弊”。

于是，李林甫从官府拿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在长安东西两市回收恶钱，并限期一月，不上缴恶钱的将按法治罪。可是，恶钱既已在市场加入流通，欲行禁止，谈何容易。

于是两市“商贾嚣然，不以为便。”

杨国忠抓住这一机会，作为倾轧李林甫的借口之一。

一天，杨国忠大摇大摆地骑马从市内经过，商人们便纷纷遮马诉苦。杨国忠回去即添油加醋地报告玄宗，玄宗立即下令废除禁令，改命“非铅锡所铸及穿穴者，皆听用之如故。”

一场市井风波平息了，而杨国忠则在与李林甫的明争暗斗中，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过了两个月，即这年的四月，发生了王鉷的案件（即邢縡谋叛事)。这本是上层官僚贵族间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的丑剧。

王鉷由于宠遇太深，既成了杨国忠升官的绊脚石，又是李林甫的眼中钉。

整治王鉷，原本也是李林甫的心意。可是，随着内部斗争形势的发展，李林甫见杨国忠别有用心，感到保留王鉷在中央政府中的官职，可以用来牵制杨国忠，因而当玄宗最初表态认为王鉷未必预谋时，李林甫就顺水推舟地为他开脱罪责。

但是，后来由于杨国忠做了手脚，王鉷还是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

案子本来到此已可了结，但杨国忠却不肯罢休。王鉷虽与李林甫不和，但他过去是由李林甫提拔的，并且曾经是李林甫的亲信。杨国忠利用审讯案犯的便利，逼着他们招出李林甫与王鉷兄弟“交私”之状，从而把李林甫牵连进去。

在此之前的三、四月份，又发生了朔方节度副使、奉信王李献忠叛唐的事件。李献忠原是突厥部落首领，名叫阿布思，他率所部大掠仓库库藏，叛归漠北，玄宗对此大为恼火。

其时朔方节度使恰由李林甫兼领，李林甫只好引咎辞去朔方节度使的职务，推荐安思顺接任。

杨国忠抓住这两个把柄不放，弹劾李林甫，还买通陈希烈和哥舒翰为其作证。

陈希烈得为左相，原是李林甫引荐的，李林甫以其柔弱易于控制，所以在李适之被罢之后，推荐他担任这一要职。

初时，陈希烈“政事常随林甫左右”，但杨国忠得宠以后，即转而与杨国忠为友，在政治上一改过去的常态，与李林甫为敌。

哥舒翰是曾为王忠嗣冒死辩诬的突骑施蕃将，后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由于李林甫陷害过王忠嗣等人，所以哥舒翰对他非常不满，这次有机会，自然要报复一番。

唐玄宗这次对李林甫的问题，采取了慎重宽大的态度，没有对他大加责罚，不过，“由是疏薄”，开始对他冷淡了。

一向权势咄咄逼人的李林甫，遭到杨国忠打击，杨国忠自然是更加趾高气扬，“贵震天下”，令人侧目。

李林甫原认为杨国忠虽是外戚，然而毕竟是“微才”，成不了大气候，原想加以利用，作为支持自己的党羽，以便为自己在玄宗面前助一臂之力，“故善遇之”，积极进行拉拢。

不想自己老谋失算，“养虎为患”，深为后梅。但他毕竟是个城府很深，诡计多端的人，默默地躲在一旁，伺机报复。

这年十月，因为南诏不断骚扰，蜀人不胜其苦，遂表请剑南节度使杨国忠亲赴剑南坐镇，以安定四川、云南的局面。

李林甫趁机奏遣，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杨国忠有苦难言，找不出借口推诿不去。

临行前，他跪到玄宗面前，哭诉着说：自己“必为林甫所害”，杨贵妃“亦为之请”。

玄宗安慰他说：“卿暂到蜀区处军事，朕屈指待卿。”

意思是要杨国忠尽管放心前去，不会让他在四川呆得很久。玄宗亲自赋诗送别，诗末还暗谕“还当入相”，这就使杨国忠放心地奔赴四川了。显然，这时玄宗欲安排杨国忠任相、排斥李林甫的决心已下定了。

李林甫探知其情后，“心尤不悦”，但自己这时已年老多病，并且正带病陪玄宗游幸临潼温泉宫。

杨国忠走后，李林甫病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日渐加重，卧床不能起，因此更加“忧懑不知所为”。

请了一位巫医来看，说只要“一见上（玄宗)可小愈”。玄宗因念林甫给他驱使近二十年，本想满足他的要求，亲临李甫昭应私第，可是左右极力反对。

于是，玄宗要李林甫的家人将卧在床上的李林甫拾到庭院，玄宗自己登上降圣阁遥望，以红中招之，算是见过了。李林甫则只好请家人代为拜谢。

与此同时，杨国忠前脚刚到蜀郡，尚未安顿下来，玄宗即派中使后脚赶到，宣诏召回京师。其时玄宗仍在临潼，杨国忠先至临潼，知道李林甫病重，即至其私第探望，拜于病榻之下。

李林甫见杨国忠不出短短数月即回朝，知道这一切都是皇上事先安排的，自忖大势已去，便流涕对杨国忠说：“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

杨国忠这时虽然很得意，但毕竟害怕李林甫的威严，见李林甫一语道破真情，竟连连“谢不敢当，汗出覆面。”

十一月丁卯日，李林甫终于在临潼私第一命鸣呼。而在庚申日，即李林甫尚未断气的前七天，玄宗就在华清宫任命杨国忠担任右相了。

杨国忠一登上宰相重位，即对李林甫及其势力进行清洗。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正月，他诬告阿布思谋反是李林甫指使的，还说李林甫与阿布思私下里曾约为父子。

玄宗见李林甫既死，对此事也不再细察，即令下吏按问。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害怕受连累，遂出面作证。

当时，李林甫的灵柩刚从临潼运回长安，尚未下葬。二月，玄宗下制削夺李林甫的所有官爵，子孙有官者皆除名，流放岭南及黔中，只允许携带随身所需衣粮，其余资产皆没收。

因此，唐廷在李林甫死后，还得了他家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

李林甫近亲及党羽坐贬者五十余人。杨国忠为了报复，还派人劈开李林甫的棺材，抉嘴取出含珠，改用小棺材，按庶人的待遇草草下葬了事。

而右相杨国忠和左相陈希烈，却因为陷害李林甫有功，被玄宗赐爵魏国公和许国公。

李林甫城府深密，口蜜腹剑，被其陷害的贵族官僚不知其数。结果，在自己死后也同样被人陷害。李林甫以害人始，以害己终，这是历史给予他的极大讽刺。

李林甫虽然最终被玄宗抛弃了，然而，玄宗这时扶植起来的杨国忠，在政治上比李林甫更为专横，更为腐朽。

杨国忠这个外戚新贵，“强辩而轻躁”，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明显特征。当了宰相以后，更是得意忘形，踌躇满志，自我标榜“以天下为己任”。

杨国忠不仅控制了唐廷中央，对地方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如派亲信司勋员外郎崔圆任剑南留后，实际行使节度使的职权，以协助他管理西南的老窝，又任曾经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大夫，充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帮助他控制京畿地区。

这样，杨国忠就在朝廷中枢，到京畿要地，又延伸到西南川蜀之地，形成了一个进退可据的势力网。

李林甫任相时的许多弊政，杨国忠皆承之不弃。按制度，宰相都以有功德声望者担任，不务威权，出入骑从皆简易行之。

自李林甫任相开始，每次出入都车骑满街，高级文武大员如节将、侍郎向宰相“有所关白，皆趋走辟易，有同属吏。”

按旧例，宰相上朝堂处理军国大事，要自早朝至午后六刻（约当下午二时二十六分)方始回家接待四方延见之士和宾客，一天的工作是很忙碌的。

可是，李林甫借口国家太平无事，上午巳时（当今上午十一时)即回家，一切机要重务，皆决于私第，其他大臣无法参决。杨国忠上任，也是依照这一办法，于是宰相商议政事的政事堂，被搬到了私家宅第，而宰相的私宅俨然成了小朝廷。

其贻误朝政，弊端百出，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扶植自己集团的势力，杨国忠首先在选官制度方面大做文章。他上台才一月，即恰逢一年一度的吏部铨选。

他提出：

“文部（即吏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

一班因为各种原因久久滞淹不能升级的人，按照杨国忠的建议都铨选上了，故“翕然称之”。

按惯例，兵部、吏部尚书知政事（任宰相），负责决策性的军国重务，至于铨选官吏的事悉委侍郎以下属吏办理。为慎重起见，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自春及夏，其事乃毕。”

杨国忠为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已家里来，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即侍中）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唱注选人，读名便定一名，一日而毕。

当全部结束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

“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

于是，选官六权通过这一过程便全由杨国忠一人垄断，“门下不复过官（即审核)，侍郎但掌试判而已”。

而实际上，杨国忠根本不懂具体的铨选条例，自夸“一日而毕”，结果却谬误百出。然而百官也只好任其弄权，“无敢言者”。

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册时，杨国忠又在私第大集选人，令杨氏诸姐妹在旁“垂帘观之，笑语之声，声闻于外”。

一团乌烟瘴气，视国家大事如儿戏。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杨国忠“曲徇人欲”，使得一部分善于钻营的士大夫得到非份的好处，因而“颇得众誉”。

杨国忠任宰相后施行的许多政策，大多如此。他就是靠这种办法来收买人心的。

选事告终，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和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之流授意选人，为杨国忠献了一块颂碑，立于省门，吹捧杨国忠的所谓“铨综之能”。

玄宗知道此事后，命鲜于仲通撰其辞，玄宗又亲自动笔改定数字，鲜于仲通以金粉填之。

杨国忠一旦权在手，就肆无忌惮地不择手段攫取私利。

他的儿子杨暄参加明经考试，固学业荒陋，没有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的权势，便派儿子达奚抚去探杨国忠的口气。

一天，达奚抚见杨国忠正准备上马入朝，急趋至马下，杨国忠还以为自己儿子已经中选，达奚抚是来讨好的。

达奚抚说：

“大人（指他父亲）自相公，郎君所试，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

杨国忠听了顿时转喜为怒，骂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说完，策马而去。

达奚抚碰了一鼻子灰，赶快写信劝父亲道：“彼恃挟贵势，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

达奚珣无奈，只好让杨暄中第。后来，杨暄又被破格提拔，很快擢升至户部侍郎，而曾作过他主考官的达奚珣才刚从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就是这样，杨暄还不满意，埋怨自己还不如达奚询升迁得快。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杨国忠和李林甫一样，也是不择手段地排斥、打击异己。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至十三载（公元754年)，关中水旱相继，致成饥荒。

当时的京兆尹已换成李岘，李岘平时不愿依附杨国忠，杨国忠便将灾害的责任归咎于李岘的失政，乘机将他逐出京师，贬为长沙太守。

杨国忠在李林甫为相时即参预了陷害太子李亨集团的勾当，他担任宰相后，继续排斥太子李亨。

太子李亨自从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受到严重打击后，政治上失势，身边羽翼几乎全被剪除，在朝廷中十分孤立。

天宝中，有一位嵩山隐士李泌，上书论当世时务，颇有见地，玄宗亲自召见，令他待诏翰林，并为东宫供奉，算是在太子身边安排了一位官员。

李泌字长源，祖上是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李弼是他的六世祖。父亲李承休任吴房令，移居京师长安。李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特别是研究《易象》颇精，善属文，尤工于诗。

他“以王佐自负”，志气不凡，颇有政治见解。曾受到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等人的器重。

而李泌本人则“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不甘随波逐流，有一种孤芳自洁的脾气。所以，太子李亨对他优礼有加，视为自己的师友。

李泌也颇为太子亨的遭遇抱不平。一次，李泌赋《感遇诗》，讥讽了杨国忠等人。杨国忠知道后十分忌恨，亲自上奏弹劾，于是玄宗下令将李泌安置到蕲春郡去了。

杨国忠打击李泌，目的是为了排斥太子李亨，不让他身边留下一个不利于自己的有用之才，使太子孤立无援，不能有所作为。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杨国忠在关中、中原地区好不容易凑足了七万兵力，派司马李宓为帅，第二次出动大兵进攻南诏。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六月，李宓率大军渡过泸水后，深入冒进，中了南诏的诱兵之计，在大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杨国忠故技重演，又隐瞒败状，“以捷上闻”。这本是当时朝廷中一件大事，但是，玄宗不闻不问。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连同上次鲜于仲通的两次出兵南诏的战争，发兵总数近二十万，多数是从关中和中原地区征调的，结果“弃之死地，只轮不还”。

因此，“人衔冤毒，无敢言者。”

但是，时间一久，尤其是一些幸免于难的败兵逃归关中，打败仗的消息也就纷纷传开，连居于深宫的高力士也听到了。

一天，玄宗对高力士逆：

“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

高力士乘机将云南败报的实情奏告玄宗，说：

“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

玄宗沉思许久，觉得高力士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但这时的玄宗年老力衰，暮气沉沉，没有再振作起来励精图治的锐气，只是搪塞一下，回答说：“卿勿言，朕徐思之。”

这年的九月，关中大饥，玄宗很不放心，担忧久雨不晴，有害秋稼，杨国忠便挑选了些长势稍好的庄稼给玄宗看，说：“雨虽多，不害稼也”。

以此蒙骗玄宗。另一方面，他又压制地方官吏不准报灾，如扶风太守房琯奏报所管地区的灾情，杨国忠立即派御史去整治，结果地方官吏吓得“无敢言灾者”。

可是，天气偏偏久雨不停，杨国忠本事再大，也难于一手越天。

玄宗内心很着急，对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高力士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玄宗听后也默然无语。

尽管这两次对话以后，玄宗并未责备杨国忠，然而对于杨国忠的乱政，内心是比较清醒了。

以高力士来说，自从建议玄宗不要委政于权相李林甫碰了钉子以后，再也不敢过问军国大事，只是在宫内尽心为玄宗服务，而和执掌大权的李林甫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来他倾心侍奉杨贵妃，那也只是为了满足唐玄宗的欢心，对于杨国忠仍然采取保持一定距离的做法。

只是在玄宗急急乎连续两次（仅相隔三月）主动要高力士对朝政发表意见时，他体会到玄宗是有感而问，也许在筹谋对策，这才敢于直言相告。

因为他心中明白，目前这种局面的造成，无论是李林甫或杨国忠的乱政，还是边镇节将的权盛（包括安禄山的坐大)等等，都是自己一手直接和间接造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想朝夕之间，使冰销雪融，又谈何容易。再说，唐玄宗这时已年届古稀，唯一的办法，是墨守陈规，硬撑门面，以维持现状。他似乎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或希望，当时执掌军政大权的新贵都是自已用恩宠喂养起来的，自己只要继续示以厚恩，在人情上或许能换来自己屈指可数的晚年的太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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