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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家属中最为得势的要数杨国忠。

如果说韩、虢、秦三夫人及杨铦、杨锜二兄弟还仅限于生活上的豪侈荒淫，那么杨国忠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就远非她们可比了。

杨国忠，原名杨钊，山西蒲州永乐人。武则天时的幸臣张易之，即其舅父。杨钊从小不学无行（品行不正），嗜饮酒箱博（赌博），杨氏家族中对这个小无赖十分鄙视。杨钊在家乡混不下去，乃“发愤从军”，到蜀郡当屯田兵，以屯优当迁。

益州长史张宽因“恶其为人”，先借故打了他一顿，然后才授以新都尉。

杨钊与杨玉环是从祖兄妹关系，是一个宗族关系疏远的远亲。

贵妃生父玄琰死后，杨钊即往来其家，“与其中女通”，根据后来的情况看，中女即杨玉环的三姐（封虢国夫人者)。因杨玉环生下不久，便被居住于河南的叔父领去，所以她长大后并不认识杨钊。总之，杨钊的青少年时期，过着潦倒的生活，一直被人歧视。

自从杨贵妃得幸，杨钊的时运也来了。在蜀中时，杨钊曾结识了四川的豪富鲜于仲通，在经济上时常得到他的接济和资助。

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据说他“颇读书，有材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任他为采访支使，委以心腹，遇事多和他商量。

章仇兼琼虽在四川地区握有重权，但宦途险恶，朝廷中又无靠山，故对自己的前途颇为担忧，总想在朝廷的重臣或其他方面能找到一个靠山，以保全自已的官宦前程。

当他了解到杨贵妃的老家在四川，于是便想通过贵妃在四川的亲属，打通这一条内线的关系。

他推心置腹地和鲜于仲通说：

“今吾独为上所厚，荷无内援，必为李林甫所危。闻杨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为我至长安与其家相结，吾无患矣。”

可是，鲜于仲通是个交游并不广的地方土豪，和杨妃家素乏交往，在长安认识的人也不多。

因此对鲜于仲通说：“仲通蜀人，未尝游上国，恐败公事。”

表示自己无法完成这个重任。

但当鲜于仲通提出找杨妃戚属的关系时，他想起了杨钊，并将杨钊介绍给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接见杨钊时，见他“仪观丰伟，言辞敏给”，干这类差使，条件很适合，遂即任杨钊为推官，在感情上又加意结纳，关系一天天融洽。

章仇兼琼见时机成熟之后，即派杨钊上京师长安向朝廷贡献蜀锦。

临行，对杨钊说：我备了一些东西在郫县，以供一日之粮，“子过，可取之”，即可由他自己支配使用。

杨钊至郫县，见章仇兼琼已备好价值万缗的上等蜀货，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大喜过望，昼夜兼行，很快抵达长安。

他一一拜访杨氏诸位兄妹，将蜀货分别亲自送上门，说这是“章仇公所赠也”。

他与虢国夫人是“老相识”，遂住在虢国夫人的家里，将蜀货的一半留给这位贪财的夫人。

于是，杨氏诸兄妹日夜在玄宗面前夸奖章仇兼谅，博得了玄宗对他的好感，杨氏兄妹也就成了章仇兼琼政治上的后台。

杨钊也因此获利，他的兄妹称赞他“善樗蒲”，引他去晋见皇帝。玄宗见又冒出来一位贵妃的亲属，便留下在京师充职，可以随供奉官出入禁中，旋即任为金吾兵曹参军。

只是杨钊系疏属，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所以玄宗在初时并没有象杨铦、杨锜那样给予高官厚禄的封赏。

这是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秋天的事。

杨钊在长安立下脚跟以后，便凭借贵妃及杨氏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内，他经常入宫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地巴结权臣。每逢禁中侍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绚校精密”。

玄宗对他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曾称赞他是个“好度支郎”。

度支郎中乃户部负责统计核算财赋收支的官吏，其实杨钊，并没有任度支郎中，玄宗这样说，不过是借此比喻他的算计精明。

可是，杨氏姐妹却抓住玄宗的这句戏言不放，说什么君无戏言，“数征此言于上”。与此同时，杨钊已巴结上了宠臣王鉷，王鉷以户部郎中为户口色役使，遂奏请任他为自己属下的判官，玄宗在诸杨的要求下，顺水推舟，同意杨钊担任这一官职。

不久，又擢升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品位虽不高，却是种清要之职，也进入高级官员的必经阶梯之一，一般都以素有名望的士大夫担任。

而杨钊为人卑微，完全凭藉着裙带关系，“骤履清贯，朝士指目嗤之。”

天宝时期，权相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利用杨钊恃宠敢言，引以为自己的党羽。而杨钊也乘机投靠，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机会，因而与杨慎矜、吉温等人充当打手，积极参与迫害太子李亨势力的各种行动。

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屡兴大狱，诛连太子党羽数百家。据说，这些都是杨钊首先发难的。而在背后指使的则是李林甫。

所以，史载：

“国忠凡所奏劾，涉疑似于太子者，林甫虽不明言以指导之，皆林甫而使”。

杨钊呢，因为有杨氏诸姐妹作靠山，有恃无恐，“乘而为邪，得以肆意”，既巴结了权臣李林甫，又有利于杨贵妃，自己也可树立威权，在他看来，此事是一举三得。

在玄宗面前，杨钊则想方设法投其所好。

玄宗因年岁渐大，“意有所爱恶”。杨钊通过杨氏诸姐妹“探知其情”，事先作好准备，故“动契所欲”，讨得了玄宗的青睐，很快由监察御史迁升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

一身兼数要职，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官员。

不久，玄宗又认为他干得不错，正式擢升为度支郎中。总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钊便兼领十五余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玄宗召集公卿百官参观左藏库藏之物，见物资、钱币山积，大为高兴，以杨钊理财有方，当即面赐金紫，兼权太府卿事。

从此开始，杨钊得专钱谷之任，出入深宫内院，宦官们在玄宗面前为他说好话，因而玄宗对他更日加亲幸。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杨钊上奏请为自己的舅父张易之兄弟昭雪，玄宗居然表示同意。接着，杨钊以自己的名字“钊”字，含图谶“金刀”，有犯上讳，请更名，以显示自己的“忠诚”。玄宗遂赐名“国忠”。

杨国忠经过一番苦心的经营，自己的羽翼逐渐丰满，有了一定的政治力量，便开始不择手段地倾轧与自已分宠的同僚。

李林甫指使王鉷整治杨慎矜时，杨国忠就已经积极参加了。以后王鉷遭殃，杨国忠更是上窜下跳的凶恶打手。

因为当时王鉷任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宠在自己之上，官位声望也在自己之上。遂借邢縡“谋乱”的案子，投井下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王鉷的弟弟王銲与邢縡友善，杨国忠抓住这一条控告王銲与邢縡谋乱有牵连。玄宗初以王鉷委任很久，理财又有“功”，未必知情，为其开脱罪责，认为王鉷与王銲是同父异母兄弟，可能是王銲妒忌王鉷富贵，故意陷害他的。因此，玄宗想原宥王銲之罪不加按问，但必须要王鉷先奏请罪，然后再加赦免。

遂密令杨国忠将此意告知王鉷。可是，杨国忠不仅没有将玄宗的真正意图透露给王鉷，相反劝王鉷忍痛割爱，“但抗疏请罪郎中（王銲时为户部郎中)”，以保存自己。王鉷想了很久，没有答应，说：

“小弟先人余爱，平昔频有处分，义不欲舍之而谋（自）存。”

因而没有按照玄宗的旨意向皇帝请罪，激使玄宗大怒。结果，王鉷兄弟背被处死。而杨国忠，却因此而得以代王鉷官御史大夫，并夺得了京兆尹的重要职位，凡王鉷所领众使务，悉国忠。这是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的事。

从此，杨国忠“权倾内外，公卿惕息。”

杨国忠是天宝四载（公元745年)贵妃册封之后，进京的，他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便从一个地位低下的新都尉，一跃而成唐朝中央政府的新贵显要。由于他所依靠的是贵妃和杨氏姐妹的力量。

因此，他虽身任显官仍为人看不起。

他与杨氏五姐妹兄弟勾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外戚集团的腐朽势力，又通过杨国忠的肆意干预朝政，致使政事日非。

对唐玄宗来说，宠遇杨氏外戚，固然有其取悦于贵妃的一面。

然而这种宠遇已大大超过了一般应付的限度。通常情况下，授予外戚的官职，仅限于闲职、散官，玄宗开元初对王皇后家属，开元中对武惠妃的家属，都莫不如此。

惟独此时对杨氏外戚一族，玄宗禁网大开，授予实职，任其扩大权势，尤其是对杨国忠，重加擢用。

玄宗是否由于女色而昏庸糊涂到如此地步呢？

不是。他那样做，目的是在朝臣中培植一股新的势力。有事实表明，天宝后期玄宗已开始逐渐疏远李林甫，他扶植杨国忠，一方面借以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另一方面也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作准备。这是玄宗惯用的手段。

杨贵妃专宠以后，不少官员趋炎附势，讨好贵妃及其外戚。但李林甫的态度颇微妙，从现存史籍资料中几乎找不到他积极支持纳杨玉环入宫的记载（说来也不怪，寿王瑁本来是他保护的对象)。

如果同他当年积极讨好武惠妃的态度相比，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杨贵妃同李林甫之间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

在这种背景下，杨国忠在朝廷势力的膨胀，就不能不对专权独断的权相李林甫构成威胁了。

杨国忠在朝廷混到了高官重职以后，随着权力的扩大，接触面也广了，对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情况的了解也更深更细了。

他发现权相李林甫有安禄山东北方镇军事力量等的支持，太子李亨也有西北方镇军事力量若明若暗的支持，这两大军事集团自己是无法打进去的。

如果没有地方方镇军事力量的支持，自己在朝廷中的权力、地位就有很大的局限。特别是发生一些不测事件时，更是如此。

因此，他极想笼络些军事力量，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后盾，目标很自然就是他所熟悉的剑南军镇了。

当时，南诏王已归附唐朝廷，南诏诸王常带妻女来谒见汉族地方长官，路过云南郡时，太守张虔陀总要强留其妻，供其奸宿，并“又多所征求”，敲诈勒索。

偏偏南诏王阁罗凤不肯屈从。张虔陀恼羞成怒，“遣人置辱之”，并向朝廷奏报反诬其罪。

阁罗凤非常“忿怨”，遂发兵攻陷云南郡，杀死张虔陀，还攻占夷州三十二个。玄宗闻报大惊，欲发兵攻讨。

这时正是天宝九年（公元750年)的年末，杨国忠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命其率兵攻打南诏。

在杨国忠看来，这样做可一举两得：既安插了同党，又可借此树立军功，以培植西南军镇势力。

可是，鲜于仲通既无政治才干，又不懂军事。他率兵八万，分两路出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和嶲州（今四川西昌），当大军分别进至曲州（今四川昭通）和靖州时，南诏王阁罗凤看见唐大军压境，深惧不敌，赶忙派使者前来谈和，表示愿送还俘掠的人口和物资，修复云南郡城归唐。

并且提出：

“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

不料，鲜于仲通对阁罗凤的话不加理睬，自以为亲率大军八万，想一举讨平南诏，既不明南诏的兵力情况，又未考虑南诏若和吐蕃联合的后果，扣押南诏所派使者，轻率地拒绝南诏王阁罗凤的和谈请求，下令继续进兵。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四月，鲜于仲通大军进至西洱河，与南诏军接战。结果，唐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统帅鲜于仲通差点被打死，狼狈逃还。

阁罗凤怕唐攻击，遂投向吐蕃。吐蕃命阁罗凤为“赞普锺”，尊他为“东帝”，给以金印。南诏语称弟为“锺”，赞普锺即吐蕃王弟的意思，表示两个政权间平等的联合，以共同对付强大的唐廷。

由于这次攻南诏的失败，尤其是南诏的投附吐蕃，使唐朝在西南地区的军事压力更大了。可是，杨国忠对于鲜于仲通却百般包庇，不仅“掩其败状”，而且仍“叙其战功”，使他得到了奖赏。

接着，在杨国忠的策划下，强调四川地位的重要，由鲜于仲通出面奏请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玄宗便授杨国忠权知蜀郡都督府长史，充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杨国忠则荐鲜于仲通入长安，代替自己担任京兆尹，接着，杨国忠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诏。

玄宗下制，在两京（长安、洛阳）及河南、河北地区募兵。

关中及中原地区的后备兵员，不仅身体强壮，而且善于战斗。但北方士兵不服南方的水土，尤其害怕南方的瘴疠之气，北方士兵到达四川、云南地区时，往往还未上战场，在途中十之八九便死于这种瘴疫。因此，听说是去南诏打仗，许多人不肯应募。杨国忠依仗着权势，派御史分道督捕，“连枷送诣军所”，强行征募。

按制度规定，百姓有勋者可免征役，但由于唐长期在边镇用兵，可征的对象越来越少，杨国忠便奏请“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以哭声振野。”

引起关中和中原百姓的强烈不满。杜甫的著名诗篇《兵车行》，据说就是描写和抨击这次强行征兵情况的。

诗曰：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对于杨国忠来说，当然是希望这次战争能侥幸取胜，以树立自已的声威，如果失败也无关紧要，因为天高皇帝远，他可以谎报军情，掩败为胜。

重要的是，他可以利用边镇的多事，从此控制剑南地区的军镇集团，培植成仅次于东北军事集团、西北军事集团的第三大军事力量，作为自已政治上的后盾。

天遂人愿，不久，他又从玄宗那里讨得了山南西道采访使的重要职务，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随着杨国忠政治地位的改变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他与一贯操纵军国大权的宰相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

李林甫与杨国忠都是腐朽的贵族、官僚、统治集团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李林甫代表着旧贵族官僚的利益，杨国忠则代表带着外戚色彩的新贵族的利益。

一个要竭力维护既得的权益，一个则千方百计地要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新贵与旧贵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了。

面对着这种局势，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僚，按照各自的利益和关系，参加或依附一派，展开了一场相互争夺的争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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