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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自范阳起兵，一路南下，兵锋甚盛。当时唐朝内轻外重之势已成，能征惯战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边疆地区。

内地州县因“承平日久，人不知战”，无法抵御安禄山的大军。朝廷只得调动驻守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的劲卒来抵御叛兵。

边兵入援造成防守空虚，也一直是对唐朝失去河陇、西域原因的一个基本认识。

然而“西北数十州”并非一齐沦没，而是自东向西逐次被吐蕃攻陷，北庭和安西在与中原隔绝之后，尚坚守十余载。北庭、安西兵赴中原靖难，拉开了两节度隔绝苦守的序幕，也是唐朝西陲统治衰落的开始。

就在安禄山起兵的当月，安西四镇节度使兼伊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刚好到达长安。

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所载，安禄山起兵在是年十一月九日甲子；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庚午，唐玄宗才最终确认安禄山必反无疑，慌忙召集宰相商议对策；而封常清“入朝”即到达长安是在十一月十六日辛未，也就是在玄宗接受安禄山叛乱事实的次日。

从时间上看，封常清是正常的入朝，只是碰巧赶上了安禄山的叛乱。

《旧唐书·玄宗本纪》亦载：“封常清自安西入奏。”

在这种情况下，封常清不可能带领大队人马，陪在他身边的至多是数量极少的卫兵。

面对急迫的局势，身兼安西、北庭两大节度使的封常清，绝对是玄宗需要倚重的人物。只是安西、北庭的兵马远在西北，一时无法调回。安禄山却一路畅通无阻，兵锋直指洛阳。封常清虽然扬言赴东都迎战，但实际上几乎是单枪匹马赶到洛阳，在当地募兵。

继封常清赴洛阳募兵之后，身在长安的高仙芝也被委以重任，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领兵东进，进屯陕郡。

此次出兵，元帅为荣王琬，但实际领兵的是副元帅高仙芝。可以看到，在高仙芝带领的军队中，有“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

这说明在得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朝廷曾迅速征调了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的兵马入京。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载：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将飞骑、彍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

这里所谓“边兵”，应当就是上面提到的朔方、河西、陇右的兵马。高仙芝这次出征，带领的正是入援边兵中的“在京师者”，也就是仓促之间能够迅速抵达长安的军队。这里依然没有出现安西、北庭的士兵。

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七日壬辰，玄宗下制征集的兵马，依然只限于朔方、河西和陇右；而且是计划征调除了必要防守兵力之外，河、陇、朔方的主力部队。

这里提到的令节度使自将之兵，还是不包括安西和北庭。

封常清和高仙芝带领的部队，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洛阳及长安的募兵，显然无法抵御安禄山的兵锋。

最终败退潼关，双双被玄宗下诏斩于关下。玄宗没有御驾亲征，而是任命在家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领兵出镇潼关。

哥舒翰这次率领的，全部是自河西、陇右、朔方前来勤王的兵马。

据《安禄山事迹》所载，这些部队中还包括有数量众多的“河、陇诸蕃部落”，其中有“奴刺、颉、跌、朱邪、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

这些大多是依附于唐朝的蕃族部落，他们同样是唐朝守卫疆土所需要依靠的军事力量，同样也被作为河西、陇右的军力而招募。

值得注意的是，北庭附近的朱邪、沙陀、处蜜等部也在哥舒翰麾下，只是其中并没有明确见有北庭的汉兵。

河西、陇右、朔方的这些入京镇兵加蕃部，数量相当庞大，《肃宗实录》载有十万，《玄宗实录》载有八万。

加上先前随高仙芝镇守潼关的河、陇部队，总数会在十万上下。同时，哥舒翰此次出征的裨将中，王思礼为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李承光为河西兵马使，皆是河西节度使下的重要军将。

说明当时的河西主要将领确实都是亲自带兵入援。

总之，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唐玄宗征调了总数接近十万的河西、陇右、朔方兵马，其中还包括了大量河、陇地区的蕃部，致使河、陇地区的兵力只堪守堡而已。

安西、北庭的镇军却没有参与最初对安禄山的征讨。玄宗没有征召安西、北庭的军队，大概一方面考虑到距离长安较远，无法很快到达。

另一方面玄宗可能是认为河、陇、朔方兵力足以剿灭安禄山，无须动用安西、北庭的兵马。但是哥舒翰与叛军决战失利，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哥舒翰战败被擒，玄宗仓皇出逃，长安陷落。王思礼自潼关逃归，玄宗即任命其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命其赴河、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

随后，玄宗逃往剑南。当时，太子不愿随玄宗幸蜀，在马嵬驿与玄宗分道，但不知去往何处。

建宁王倓进言：

“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

太子才决定投靠朔方。同年七月，太子于灵武（即灵州）即皇帝位，是为肃宗，果然，在哥舒翰战败、长安陷落的消息传到西北之后，河西发生了一些小的动荡。

最先出现问题的是河西的诸蕃部。“诸胡部落”听说其“都护”战殁，便开始为了“争自立”而相互攻击。

唐朝任命周泌为河西节度使，并将“都护”思结进明等送回河西，才稳定了诸部落。“诸胡部落”应是指河西的粟特人聚落。

更严重的事件发生在次年正月，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但很快被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讨平。

此次事件的主谋安门物，是武威郡（即凉州）的“九姓商胡”，亦即粟特商人。武威历来便是河西较大的粟特人聚落所在，唐代有数量极多的粟特人聚居在此，尤其是安兴贵一系安世家族，在唐朝具有显赫的地位。

不知道安门物是否即是出自这一家族，但他的粟特身份及安姓，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率领的九姓商胡叛乱，会与安禄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单纯的粟特人叛乱，河西兵马使盖庭伦是主谋之一，也就是说，河西一定是有部分军队参与了叛乱。正是在他们的配合下，粟特人才得以起事。

可见，潼关失利和长安的失陷，使河西产生了动摇，已经有一部分军民开始准备抗拒或脱离唐朝的控制。唐帝国的西北边疆也岌岌可危。

安西、北庭的镇军最早赴中原靖难，是在肃宗即位之后。

肃宗于至德元载(756)七月甲子即位，随即以朔方为核心，重新集结军队，此时才有“征安西兵”之事。

《旧唐书·段秀实传》载：

肃宗即位于灵武，征安西兵节度使梁宰，宰潜怀异图。秀实谓嗣业曰：“岂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说，岂明公之意耶？”嗣业遂见宰，请发兵，从之。乃出步骑五千，令嗣业统赴朔方，以秀实为援，累有战功。

封常清入朝身死之后，是由梁宰来接任安西节度使。当肃宗向安西征兵，粱宰却不愿发兵。最终是段秀实说服了李嗣业，由李嗣业向梁宰请命，安西才最终出动了步骑五千。

那梁宰是怀有何种“异图”呢？

《新唐书·段秀实传》载：

肃宗在灵武，诏嗣业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节度使梁宰欲逗留观变，嗣业阴然可。

据此处的记载，安西军将李嗣业与节度使梁宰实际上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即“逗留观变”。《资治通鉴》更是直言“嗣业与节度使梁宰谋，且缓师以观变”。

看来安西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立即出兵，而是要再看看天下形势。当时安西可观之变，无非两种，一是朝廷与安禄山之战胜败犹未可知；二是玄宗尚在，肃宗又新即位，朝廷内部的政治形势也并不明朗。

安西这种迟疑的态度，与河西的动荡相似，都是体现出在安史之乱扩大化之后，西北边将的无所适从。

不过最终，安西还是决定派遣李嗣业统兵五千入援。

除了安西四镇的镇军外，四镇地区的于阗也曾派兵入援。

《旧唐书·尉迟胜传》载：

至德初，闻安禄山反，胜乃命弟曜行国事，自率兵五千赴难。

从这条记载看，于阗王尉迟胜似是亲自带兵五千人入援。肃宗确实曾计划“借兵于外夷”，除了向回纥请兵外，“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

尉迟胜应当也是在此时响应唐朝的号召，随安西兵赴难的。然而尉迟胜所率领的实际兵力不可能有五千人。

据敦煌市博物馆藏《天宝年间地志残卷》载，于闻“户四千四百八十七”。也就是说，于阗在天宝年间的总户数还不到五千户。每户征发一人，扫地为兵，方能达到五千之数。

即使唐朝“许以厚赏”，尉迟胜应当也不会把全国的男丁都带去前线。

那么这五千之数是怎么来的呢？李嗣业率领的安西兵也刚好是五千。

所以所谓“五千”，大概是指安西四镇入援的总兵力，尉迟胜的于阗兵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只不过史书在书写过程中讹为尉迟胜自率兵五千了。

关于安西、北庭入援兵马的数目，又有不同的记载。

《新唐书·李栖筠传》载：

迁安西封常清节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摄监察御史，为行军司马。肃宗驻灵武，发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难，擢殿中侍御史。

这里又出现了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兵七千之事，与前文提到的节度使梁宰发兵五千似有出入。

《资治通鉴》便载：“上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云云，是将其理解为安西的二次发兵。

然而当时节度使梁宰尚在安西，不应由行军司马李栖筠来发兵。且肃宗征兵五千，安西尚踟蹰不背发兵，若真的再次征兵，岂会痛快地再发兵七千？

实际上，所谓“李栖筠发精卒七千赴难”就是节度使梁宰发兵五千之事，李栖筠只是随李嗣业所率之安西兵入援。只是两处所记人数略有不同。

除了安西兵以外，北庭兵士也被征召入援，他们共同组成了所谓安西、北庭行营，成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所依仗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上举史料大多与安西兵入援有关，却少见北庭的动向，那么北庭的兵士是何时被征召入援的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757)正月”载：

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都，甲子，幸保定。

可见，在至德二载正月，北庭兵马已经随入援的安西兵到达凉州、都州一带，同时到达的还有拔汗那、大食等西域国家的军队。

这说明北庭兵是与安西兵一同集结入援的。这里的安西兵显然就是李嗣业率领的五千兵马。

肃宗在至德元载七月即位后不久便征召安西及西域兵马，但安西、北庭兵次年正月才到达凉州附近。

在听到诸军抵达凉、部的消息后，肃宗迫不及待地南下保定郡，最终到达凤翔以待援军。

李嗣业统兵抵达风翔后，立即谒见了肃宗，随即被任命为“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

李嗣业实际上就是安西、北庭兵马的统领。

大致在安史之乱前，封常清以安西四镇节度使的身份兼伊西北庭节度使，北庭虽然名义上保持节度使府，但实际上唐朝在西域的统治重心在安西，形成了以安西统御北庭之势。

故而，此次入援依然是以安西为主，安西、北庭行营的主将李嗣业和段秀实都是来自安西。

总之，北庭的兵马是在肃宗即位后不久，随安西四镇兵一同入援的，由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一并统领。

关于入援的北庭将领，《资治通鉴》卷二二○“乾元元年(758)三月”载：

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癸巳，北庭兵马使王惟良谋作乱，嗣业与裨将荔非元礼讨诛之。

可知，北庭兵马使王惟良曾赴中原靖难，他应当是率领北庭入援兵士的主要将领。

真正明确记载随北庭兵入援的军将是马璘。

《旧唐书·马璘传》曰：

开元未，杖剑从戎，自效于安西。以前后奇功，累迁至左金吾卫将军同正。至德初，王室多难，璘统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风翔。肃宗奇之，委以东讨。

此处的记载很可能是来源于常衮所撰《马璘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一九载其文有：

初，公自二庭统甲士三千赴风翔行在，遂陈灭胡之策。先皇帝奇之，曰：“吾无忧于东方也。”

《旧唐书·德宗本纪》所载建中二年(781)诏中就有“二庭四镇，统任西夏”云云，将二庭与四镇对举，显然二庭并不涵盖四镇。

马璘自“二庭”赴于凤翔，自应是指自伊、西、北庭率兵赴中原靖难。

北庭兵是与安西兵一同集结行军，那么马璘也应是在至德元年肃宗即位后不久，应诏随安西的李嗣业一同入援。

可惜仅知马璘在领兵入援前带左金吾卫将军同正的职衔，但不能确知他在节度使下的具体职事。

按金吾卫将军从三品的品级来说，马璘的实际官职应当并不低。由此大致推定马璘率领的甲士是北庭兵，北庭入援的兵力也应当就是三千人。

在至德元载肃宗发出征召安西、北庭兵的诏书后，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率领五千安西兵入援，而北庭则由马璘等率领三千人入援。

只不过按照《旧唐书·李栖筠传》的说法，安西兵的总数或许有七千。而且从《旧唐书·尉迟胜传》的记载看，安西兵中除镇兵外，还包括四镇地区诸国的援军。

唐朝为了平定安史之乱，从河、陇、西域抽调了大量部队赴中原作战，直接削弱了西北的防御力量。

河西、陇右兵在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的当月就被征召入援，先后抵达长安的部队，连同朔方兵和诸部蕃兵总计有超过十万人。

而安西、北庭的兵马最初并没有被征召。唐玄宗或许是想迅速击溃叛军，但安史之乱最终还是演变成了漫长的拉锯战。长安失守之后，肃宗即位，便立即征召安西、北庭及西域诸国兵。

入援的李嗣业安西兵有五千或七千人，马璘等北庭兵有三千人。安西、北庭入援的总兵力可能有将近一万人。而此时河西、陇右兵也依旧在中原战斗。

可见，唐朝自其西北诸节度使征调的兵力是相当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唐朝在西北地区的兵力部署。

据《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安西节度使管兵24000，北庭节度使管兵20000，河西节度使管兵73000，陇右节度使管兵70000，朔方节度使管兵64700。

可以看出，唐朝在河西、陇右、朔方囤积了重兵，其总兵力实际上远超安西、北庭。

这也决定了河、陇、朔方的入援兵会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力。从比例上看，河西、陇右、朔方的总兵力是200000，入援兵达到了100000，已接近半数，当然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蕃兵。

安西、北庭总兵力有44000，入援兵10000，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显然，河西、陇右的兵力损失是相当大的，安西、北庭的情况稍好一些。

可以看出，无论从绝对数量上来说，还是从占总兵力的比例上来说，安西、北庭的入援兵在西北诸节度使中都是非常少的。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安史之乱爆发之初，河、陇镇军及诸部落尚能积极勤王，但在长安失守、安史之乱陷入僵持之后，西北诸军的入援便不再坚定。

这或许多少可以反映出安西、北庭的一种可能的想法，即留下尽可能多的军队驻守，只派出一小部分人马入援。

无论如何，河、陇、西域兵的入援还是造成了唐朝西北边疆兵力的空虚。唐朝与吐蕃的战略形势逆转，吐蕃于是抓住机会侵入河、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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