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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爆发后，伊、西、北庭与河西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也更加微妙，自凉州蔓延至北庭的一系列事件最终促成了河西的全面陷落，北庭也就此断绝了与中原的联系。

面对着中原的战乱、吐蕃的进攻以及回纥的威慑，在国家大义和自身存亡面前，风雨飘摇之中的西北诸州官民又是作出了怎样的选择呢？

先后任伊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的杨志烈之死，就是这一时期最关键的问题。

说到安史之乱后的西北边疆，必须要提到的就是河西、北庭的诸位杨姓节度使，从杨预到杨志烈、杨休明、杨袭古，他们在河西节度使与北庭节度使之间的迁转与兼任，是认识整个西北边防状况的关键。

先来看看第一个登场的杨预。《文苑英华》卷九一七载杨炎撰《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神道碑》，此碑是杨炎为四镇节度副使杨和撰写。

杨和天宝十四载五月卒于镇西（即安西)，但一直没有归葬中原，直到其子杨预出任“伊西北庭都护”，即伊西北庭节度使，才将其父迁葬河东。

从碑文看，杨预曾以武卫郎将的身份于行在觐见天子，这里显然是指安史之乱后在灵武面见肃宗，所谓“西聚铁关之兵”当是指向西北征兵。此后杨预被耀任瓜州都督、关西兵马使，又从瓜州迁任伊西北庭节度使。

从《杨和碑》的内容来看，杨预在安史乱前似无显赫官职，但他“宣慰四道”之后就被拔耀为瓜州都督兼河西节度副使、关西兵马使，很快又升任伊西庭节度使，其升迁可谓迅速。

而且在他专任北庭之后，瓜州更是为其立此德政碑。杨预如此炙手可热，除了他是四镇勋旧子弟外，更主要的是他受到了皇帝的信任。

长安被叛军攻陷后不久，河西就出现了动荡，肃宗将入援的河西兵马使周泌派回河西任节度使，但在至德二载正月周泌，即被兵马使盖庭伦勾结胡商安门物杀害。

而安西在被征兵入援之时，也显示出了迟疑。面对西北诸州的动摇，肃宗无疑会选择更值得信赖的将领来镇抚西北。

根据碑文，杨预正是在安史之乱的危机时刻，于行在受肃宗之命，完成了“宣慰四道”、征兵西北的使命。

从时间上看，杨预极有可能就是在至德元载(756)肃宗即位之初，随节度使周泌返回河西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杨预一举跃升为瓜州都督。

值得注意的是，《杨公纪德颂》中有“有诏诏公入朝，列郡居守，独□□曰除伊、西、庭节度等使，摄御史中丞”。虽然中间有缺字，还是可以推断出大致文意，即肃宗是将杨预招至长安任命为伊西庭节度使的，而且“列郡居守”亦即诸州长官，只有杨预得到了入朝的殊荣。可以推测，肃宗是对杨预寄予了很高的信任和期望。

杨预自瓜州都督、河西节度副使迁伊西庭节度使，是河西与北庭更紧密联系的开端。此后不久，河西出现了一位杨姓节度使。

敦煌P.4698文书有：

副使太常卿兼侍御史知留后事李秀璋；使太常卿兼御史大夫杨；大使彭王在内。

这里的“大使彭王”，即是时任河西节度大使的彭王仅。

乾元三年(760)四月，肃宗以亲王遥领诸道节度，彭王仅出任河西节度大使。不过彭王仅于同年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肃宗乾元三年四月所委任之诸道节度大使中，有河西、陇右、北庭，而无安西。这似乎表明西域的边政中心已从安西转到了北庭，四镇也移隶北庭节度大使统辖。

肃宗征兵之时，尚且以安西为主，而在此后肃、代时期的历史中，更多看到的是北庭的活跃。这至少表明北庭具了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二个出场的杨姓节度使是杨志烈。

吐鲁番出土《唐宝应元年(762)五月节度使衙榜西州文》（以下简称《榜西州文》）有：

使衙榜西州；诸寺观应割附充百姓等；右件人等久在寺观驱驰，矜其勤劳日久，遂与僧道；商度，并放从良，充此百姓。割隶之日，一房尽来，不能有愧；于僧徒。更乃无厌至甚，近日假托，妄有追呼。若信此流，；扰乱颇甚。今日以后，更有此色者，当便决然。仍仰所由；分明晓喻，无使踵前，榜西州及西海县；以前件状如前；建午月四日；使御史中丞杨志烈。

这里的“使衙”当是指伊西北庭节度使之办公机构，而署名的杨志烈便是伊西北庭节度使，他的宪衔与杨预任伊西北庭节度使时一样，都是御史中丞。

可知，宝应元年五月前后的伊西北庭节度使是杨志烈。不久之后，杨志烈又出现在了河西。代宗即位后，吐蕃大举进犯河、陇地区，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更是攻陷长安，但旋又退出。

当时河西很可能也受到了吐蕃的攻击，遥领镇西（即安西）节度使的马璘赴河西援救杨志烈。那么此时杨志烈应当就是河西节度使。

从杨预到杨志烈，两人都是先后自伊西北庭节度使迁任河西节度使。

河西与北庭之间节度使的频繁迁转，显示出河西与北庭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在面对肃宗时期安史之乱尚未彻底平定，以及吐蕃表面平和却威胁仍在的情势下，加强西北诸道的联系，选任可靠的节度使，也是唐朝稳定西北诸道的一种举措。

不仅杨预曾两次面见肃宗，备受信赖，从《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看，在杨预与杨志烈之间主政河西四载的节度使吕崇责，也曾经贯彻肃宗朝的和平政策，利用外交手段，延缓了吐蕃的进犯。杨志烈也没有辜负朝廷的厚望，一心报国救难，但面对内忧外患终究无力回天。

宝应二年(763)正月，史朝义身死，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

然而唐朝未能彻底抹平叛乱给国家带来的伤害，不仅姑息史朝义部下诸将以致留下河北藩镇割据之遗祸，亦未能阻止吐藩对于河、陇的蚕食。

是年，陇右诸州尽皆被吐蕃攻陷，占据朔方的仆固怀恩也出现了反叛的迹象。河西与北庭也被卷入了随之而来的风暴之中。

广德二年(764)十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大举入寇，长安震骇。

广德元年前后马璘对河西的救援可能是起到了一定作用，此时河西受到的攻击有所缓解。面对仆固怀恩的南寇，杨志烈想出了“围魏救赵”之计，出劲卒五千攻击仆固怀恩盘踞的朔方，以解长安之困。

果然，仆固怀恩在得到消息后，只得分兵二千回援。最终，突袭奉天的回纥、吐蕃联军面对郭子仪的布阵不战而遗。

可以说杨志烈此次出兵完成了救援京师的战略目标。然而河西军却为此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死者殆半。

监军柏文达率众返回凉州时，竟是“哭面人”。杨志烈“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的一席话，引起了士卒的怨恨。

在此时，杨志烈与凉州士卒的利益产生了冲突。杨志烈虽然自身困在凉州，却心系长安和天下，随时准备尽己所能来挽回唐朝的颓势。

但凉州的士卒却没有这种觉悟，他们更关心自身和凉州的安全。在他们看来，为了救援长安而将凉州历经劫难所剩无几的精锐消耗殆半，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没有被杨志烈的大义所激励，反而怨恨于他的无情。

于是就在当年，凉州便失守了。凉州城陷落之时，杨志烈似是只身跳出城外，逃往甘州。

《资治通鉴》也提到，广德二年吐蕃再次围凉州时，“士卒不为用”。这似乎暗示我们，凉州有相当一部分士卒已经不再听从杨志烈的指挥。

这样看来，除了吐蕃的围攻以外，杨志烈出兵朔方也是凉州失陷的一个导火索，这次事件折射出的是节度使的救国方略与当地士卒的自保利益产生了冲突。凉州的陷落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最终造成了北庭与中原的隔绝。杨志烈也在逃到甘州后不久被沙陀杀死。

杨志烈在逃到甘州后不久，又亲赴北庭。杨志烈此行的目的，就是以河西副元帅的身份赴北庭、安西征兵。此时凉州已然失陷，征兵的目的恐怕就是要一举收复凉州，或者至少借北庭、安西兵抵御住吐蕃的进一步攻势。

作为河西副元帅、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以河西安危为己任，亲自征兵，以图力挽狂澜，不想却换来了悲剧性的结局。

唐代安西、北庭的总兵力不过44000，安史之乱已有近万精锐入援中原。

肃宗征兵5000之时安西节度尚且犹豫不备发兵，河西节度想要征兵万人，更是难上加难。

故而杨志烈要亲巡征兵，或也是要借助其曾任伊西北庭节度使的威信。但是对于同样面临吐蕃威胁的北庭来说，并不愿意为了救援河西而损害北庭的地方利益。

在国家大义和地方利益面前，北庭还是选择了自保。

另一个促使北庭决议害死杨志烈的因素，或许就是北庭与仆固怀恩的沟通。

北庭最大的利益就是地方安全，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在唐朝无力西顾的情况下实现自保。而回纥可汗即是仆固怀恩之婿，当时仆固怀恩有能力联合回纥、吐蕃两大势力来侵扰长安周边，具有强大的政治资源。

而河西的杨志烈曾经偷袭过仆固怀恩盘踞的朔方，对其形成了牵制。

周逸与仆固怀恩的交换，就是用杨志烈之死为筹码，来换回仆固怀恩及其背后的回纥势力对于北庭安全的保护或承诺。在此后北庭与中原隔绝的时间里，北庭就是依附回纥来对抗吐蕃。

杨志烈在宝应元年(762)末、广德元年(763)初任河西节度使，至永泰元年(765)十月去世之间，曾被任命为河西副元帅，即以河西节度使身份兼统北庭和安西。

这可以称作是河西、北庭、安西三道的联防。

杨志烈领河西副元帅的名号，标志着河西、北庭，安西已合并为统一的军政单位，实行三道联防。

河西副元帅的实质是，河西节度使以副元帅的身份兼统安西、北庭。这样一种联防的形式，无疑是唐朝力图加强河可西、北庭、安西三道联系，巩固边防的一个重要举措。

同时应该注意到，副元帅之设并非只是针对河西，而是全国性措施。

肃、代之际出现的副元帅有河南副元帅，河北副元帅，关内、河中副元帅，山剑副元帅，等等。

这种地方性副元帅，最初是为了适应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而设立的，乱后又出于种种军事和政治需要而陆续增设或保留。

所以，河西副元帅的设立，是唐朝整个军事战略及体制调整的一部分。然而，唐朝努力构建的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在危机时刻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面对凉州的失陷，西北诸州力图自保，所谓的联防体系也就随之崩溃了。

总之，杨志烈之死的实质，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唐朝虽然设立河已西副元帅以构建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但面对凉州失陷的突发事件，北庭还是选择了自保而置河西于不顾。

朝廷对于杨志烈遇害也是无可奈何。《新唐书》仅是简单地记载：“沙陀杀杨志烈”，《资治通鉴》亦仅载其“为沙陀所杀”。可见朝廷最终的认定结果是杨志烈死于沙陀，大概没有追究周逸。

《新唐书·沙陀传》载：“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那么沙陀就是居住在北庭附近的处月部落。

《旧唐书·地理志》，沙陀在此后很长段时间里，一直与北庭共同抗拒吐蕃。由于地域上的相近和长期以来的共存关系，北庭与沙陀有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之间才是真正的联防。

在杨志烈事件中，沙陀配合周逸出面杀死杨志烈，周逸再将责任完全推到沙陀身上在杨志烈遇害之后，朝廷也并非全无动作。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永泰元年(765)”载：

闰十月，乙已，郭子仪入朝。子仪以…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

代宗听从郭子仪的建议，希望通过派遣长史的方式来控制河西诸州，以稳定局势。

杨休明也出任河西节度使，继杨志烈之后统领河西。

建中三年(782),朝廷曾追赠杨休明为司徒，根据《册府元龟》卷一三九所载当时的追赠诏书，杨休明的官职为：

“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赠太子少保。”

可知杨休明在任河西节度使时，同时兼任了伊西北庭节度使，兼统两镇。由此看来，朝廷还是想以河西来控制北庭。只不过杨休明并没有河西副元帅的头衔，似乎表明副元帅已经随杨志烈之死而撤销。

不过朝廷的努力并没有挽回颓势，凉州失陷后的严峻局势使河西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凉州失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河西诸州都面临着军粮极度匮乏的情况，位于最前线的甘州更是如此。

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甘州于永泰二年(766)陷落，肃州于大历元年(766)失守。两州的迅速失陷使得河西节度使只能固守瓜、沙二州。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元年”载：夏，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

杨休明将河西节度使的使衙移到沙州，应当就是在甘州、肃州失守的时间段内，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也是在同一年，西州出现了河西兵。

广德二年(764)凉州失守后，西州就一度与朝廷断绝了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从西州大量征收刺柴来供其使用的情况看，来到西州的河西军将数目不少。

当时河西节度使驻守的沙州尚在坚守，不知这些河西兵来到西州是为了援助西、庭，还是有其他目的。

单从河西兵出现在西州来说，虽然发生了杨志烈遇害事件，河西与伊西北庭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军事关系。

随后，周鼎接替杨休明出任河西节度使。根据颜真卿所撰《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宋璟之子宋衡以河西节度行军司马的身份随周鼎固守沙州“十余载”，后陷于吐蕃，又于大历十二年(777)被护送回长安。

如此推算，周鼎接任河西节度使可能是在大历二年(767)。

根据《册府元龟》卷一三九所载建中三年(782)追赠杨休明、周鼎等人的诏书，周鼎最后的官职是“河西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侍御史大夫”。

同样的诏书里，杨休明的官职是“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可知，周鼎任河西节度使时，或已不再像杨休明那样兼任伊西北庭节度使。那么名义上的河西、北庭的联防也不存在了。

王小甫先生认为，周鼎接任河西之后，杨休明就专任伊西北庭节度使了。

大历十一年(776)瓜州陷落。大致在此前后，阎朝杀周鼎，又率领沙州固守十年。至贞元二年(786)沙州才开门出降，河西诸州便全部归于吐蕃了。

总之，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一直在试图依仗并控制西北诸镇。

河西元帅的设立，也标志着正式出现了所谓河西、北庭、安西的三道联防。

然而安史之乱陷入持久战，不仅极大地消耗了唐朝的国力，更使得西北诸镇面对吐蕃的威胁出现了动摇。

尤其是凉州的失陷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在出兵讨贼、为国尽忠和拥兵自守、稳固地方的选项中，北庭选择了自保，并杀害了前来征兵的杨志烈。

唐朝苦心构筑的三道联防也随之瓦解。可以看到，在唐朝出现动荡之时，地方势力的选择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实际上这种地方抗拒现象在安史之乱后曾经多次发生。

例如永王璘妄图窃取江南以及仆固怀恩据朔方的叛乱。而在广德元年(763)长安被吐蕃攻破之时，时任河南副元帅的李光弼竞然迁延不救，代宗也只能尽力安抚。

德宗朝更有泾原兵变及李怀光的叛乱，等等，藩镇拒命也愈演愈烈。

这种现象或许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在边将拥兵自重的情况下，节度使逐渐掌握了更多的地方资源，围绕军将就会形成各种地方利益群体，当朝廷的利益与地方军将的利益出现冲突时，地方有可能会选择反对中央。

唐代的藩镇割据也由此逐渐形成。无论如何，唐帝国的西北防线因中原板荡而崩溃，河西全部陷落之后，伊、西、北庭也彻底成为了一块飞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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