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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勒斯·万斯之所以被卡特所看中，接替大名鼎鼎的基辛格出任新政府的国务卿，除了在竞选期间他曾经担任卡特竞选总统班子里的外交政策顾问小组主要成员之外，还因为他在美国政坛享有“美国头号麻烦处理专家”的美誉。出任美国第57任国务卿这一年，他刚满60岁。

他这个“美国头号麻烦处理专家”的雅号，确是得之不易！

他早年在纽约担任律师。50年代后期开始到国会担任一些委员会的法律顾问。60年代初，他进入了肯尼迪内阁，先后担任国防部首席法律顾问、陆军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在任期间推动了美国陆军的现代化，为提高陆军打击力量的灵活性作出了贡献。60年代后期曾代表约翰逊总统赴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越南处理一些十分棘手的事务。

1968年5月，关于越南战争的第一次正式谈判在巴黎召开时，约翰逊又挑选他作为美国代表团首席副代表。由于他的谈判经验丰富、表现出色，他才被誉为“头号麻烦处理专家”。他自己也十分自信，认为能调处那些国务院一般专家难以解决的矛盾。

他曾经在朋友聚会中私下说过，他之所以能够处理一些麻烦，完全是得益于他的母亲。

他幼年丧父，日子很苦，全靠母亲将其抚养成人。母亲经常耳提面命地教育他，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必须做得出色。这对万斯影响很大，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做事执著，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以这种不懈的进取精神，先后在著名的耶鲁大学经济系、法学系成为优秀生。后来在政府中任职，也因处理困难问题的毅力与能力成为佼佼者，获得了国家首脑人物的青睐。

但是，他出任卡特政府的国务卿后，处理头号麻烦的能力就在挑战中受挫。当时，卡特政府将处理对苏关系视为“头号麻烦”。卡特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遏制苏联的扩张，同时又要努力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1977年初，如何继续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就成了美苏关系中最迫切的问题。

因此，他就任国务卿后的第一次出访，就是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就谈判问题进行商讨。他提出了卡特的全面削减洲际弹道导弹方案，但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断然拒绝。他的莫斯科之行碰了钉子，空手而返。

从莫斯科回来不久，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他又开始了北京之行。他率领的一行人是于1977年8月22日下午飞抵北京的，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到首都机场迎接。

车队进城，在前往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只见各处红旗飘扬，还有挥舞小旗的队伍，有的地方还像唐人街过节似的燃放起鞭炮，情绪很热烈。车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更是人山人海，鲜花如浪旗如潮。望着车窗外的这些情景，他想起在准备此次访问时研读尼克松、福特访华的记录，上面称只有有关领导人与少数群众在机场欢迎，场面冷清，尼克松更说根本看不到类似访问布加勒斯特时的夹道欢迎、万人空巷的热烈场面。

万斯想着想着，未免有些喜出望外。中国人如此热烈地欢迎自己，超过了过去对美国总统的欢迎，说明中国人有求于美国，此次在台湾问题上美方采取强硬立场必有所获。

他脸上的表情是洋洋得意的。

当他不无欣喜地向黄华问起这些欢迎群众时，黄华这才坦然地告诉他：

“这是北京城里的市民欢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闭幕，群众高呼的口号是欢呼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他这才知道群众的热烈欢呼与他的来访风马牛不相及，他的心骤然冷了下来。他望了望黄华那张没有表情的脸，突然间意识到即将开始的谈判将是极为艰巨的。

8月23日上午，黄华与万斯举行了第一轮会谈。

寒暄过后，万斯将精心准备的一叠材料拿到桌面上，直奔主题地说：

外长先生，只要我们双方能够寻求一个基础，不致危害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前景，并使美国方面同台湾的非正式接触得以继续，那么，卡特总统就准备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因此，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即将终止，美国将从台湾全部撤退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是，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的人员继续留在台湾。

黄华用冷竣的目光望着万斯。

万斯按照所准备的方案，继续解释说：

为了确保美国与台湾在诸如贸易、投资、旅游及科学文化等领域正在开展的交流活动，美国政府官员以非官方的形式留驻台湾是必要的。这种驻台人员不具有外交官性质，没有国旗、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或权利。美国政府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表达它对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和兴趣。希望中国方面不发表反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也不要重申使用武力解放台湾。

万斯刚刚说完，黄华即明确表态说：“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黄华还重申了中国关于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三个原则性的条件。会谈陷入了僵局。

8月24日下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万斯。为了活跃气氛，邓小平拿起熊猫烟盒，递给万斯一支香烟，随和而幽默地对在场的美方人员说：“吸烟的请自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气氛活跃了，紧张感消除了。邓小平还以其特有的政治家风度对万斯说：“阁下，我们上次见面恰在我第二次被撤职以前。你是知道我是惟一两次复活过来的人哟。”

玩笑说过，言归正题。

万斯简短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后，邓小平就摇摇头说：“阁下讲的美国立场，从上海公报后退了。”

邓小平随手拿出一份文件，念了一段中美会谈关于台湾问题的备忘录之后，强调说：

“基辛格博士曾经承认贵国欠了中国的债，并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将按照中国的条件实现。福特总统1975年12月访华时曾说，在1976年美国大选后，他将处在较好的地位，可以按照日本的方式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多数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是‘日本模式’。阁下提出的所谓的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是一个没有标志或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

据外交部档案馆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中，记述了邓小平对万斯谈话的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三个条件：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我们也多次说过，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如果你们美国人还需要台湾的话，我们也可以等一等。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前年国务卿访华时，我曾讲过，事情要干干脆脆解决，何必拖泥带水。至于解放台湾，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准备在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但不排除通过军事、武力解决。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在那里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要看到民族感情。

接见过后，邓小平设宴招待万斯国务卿和夫人一行。在杯盏交错之间，在陈年茅台酒的芳香中，邓小平对万斯说：“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10天后，9月6日下午，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社长兼总经理基恩·富勒为团长的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指出说：万斯之行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倒退，他从其前任的立场上倒退了。

当时，随团的一个美联社记者评述万斯访华之行说：万斯没有审时度势，过于自信，使这位号称解决头号麻烦的专家在北京遇到了麻烦，碰了邓小平先生的硬钉子。

但是，万斯去北京之前，因为不急于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早就打算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持尽可能强硬的立场”；这样，他碰上邓小平的硬钉子，是在所难免的。他的北京之行虽然没有就美中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但有助于卡特政府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万斯这次访华之后，仍然热衷于搞美苏缓和，美中关系正常化在其心目中仍然处于“次要地位”。

1977年11月3日中午，白宫一楼西端的宴会厅里热闹非常。正中云石大壁炉上方的林肯总统坐像，标志着这是美国的国宴厅。金色的灯饰、四壁的英国橡木镶板、精美典雅的餐具使宴会厅显得很豪华，遗憾的是它只能容纳140名宾客进餐，使得好些很有身分的人都没能出席欢送黄镇的宴会。

黄镇在奉调离开华盛顿前参加这个难得的宴会时，还接受了离任前最后一个重要使命。

这是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设宴为即将回国的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践行。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卡特总统也赶来了。卡特向黄镇同时也是向在场的记者们说：“中国派了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作为联络处第一任主任，使美国深感荣幸！白宫为一位即将离任的外交使节践行是没有先例的。”

在宴会刚开始，黄镇就用目光在纷至沓来的赴宴者中寻找一个人。

黄镇要找的这个人就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政府中的“鹰派”领袖，力主对苏持强硬政策，因而还获得了一个“北极熊克星”的绰号。

他在卡特政府中是力主联华反苏的一个，在万斯对美中关系正常化采取拖延战略的时候，他却在积极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尽快发展。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所长。他对基辛格甚为崇拜，说过要当“卡特时期的基辛格”。他认为“美中关系本身就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因此极力主张在批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之前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

近年来他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就是建立同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对话关系，并认为或许这种对话关系就是某种战略关系的基础。他常与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定期会晤，在一起喝咖啡或是饮茅台，进行外交政策的探讨。这些讨论及时地被传送至北京的最高层，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布热津斯基还游说美国国务院支持美中关系正常化。他同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及霍尔布鲁克举行了多次政策评估会。

在万斯访华回来不久，他觉得自己需要对北京进行一次私人访问，觉得访华将使他在制定对华政策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并在实现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发挥作用。

布热津斯基授意奥克森伯格向韩叙提出：他希望中国领导人邀请他去北京访问。北京了解布热津斯基的情况和想法，意识到奥克森伯格转达这一信息的重要，并立即作了回应。

黄镇接到北京的指示后，就在这次饯别的宴会上当面向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的口头邀请。黄镇后来回忆说，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是自己在担任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五年半期间完成的最后一个重要使命。布热津斯基在与黄镇碰杯时，高兴地说：“祝你卓越地完成了在美国的任务，祝你回程一路平安，很高兴将在北京与你再次见面。”

布热津斯基愉快地接受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却受到了国务卿万斯的强烈反对。万斯一直在美苏缓和的复杂背景下制定对华政策，对苏强硬的布热津斯基访华将会干扰其对华政策。万斯最担心布热津斯基可能利用这次访问，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夺取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权，削弱国务院对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影响，并有可能不顾损害美苏缓和的危险，加速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于是，万斯就极力阻止布热津斯基访华。

欢送黄镇的午宴刚结束，万斯就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明确反对其访华。两人在电话里展开了一番舌战，为此引发了激烈的争吵。万斯发问道：是否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可以到中国去？如果可以去，应该由谁去？万斯偏爱的可去中国的人选是副总统蒙代尔。与布热津斯基不同，蒙代尔没有对外政策制定权，不会对万斯控制的对华政策构成挑战。

两人只好吵到了卡特总统面前。当时，卡特对应当派谁去中国以及对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一时还不能作出决定，但在其考虑之中。1978年2月间，卡特在同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的一次谈话中，重申他有兴趣建立与中国的关系，但他表示合适的时机是在1978年11月国会选举或是1979年底总统竞选时期开始的某个阶段。

至于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和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卡特认为可以并行不悖地前进。由此看来，在万斯与布热津斯基的争论中，在1978年初的时候，卡特事实上是支持了万斯。

卡特既不对关系正常化进程采取行动，也不派使者前往中国。可以说，在卡特执政的第一年，布热津斯基在与万斯的争论中败下阵来了。

到了1978年春夏间，苏联在世界各地咄咄逼人的扩张攻势，在中东、非洲及阿富汗等地区性冲突中的激烈干预，以及不断部署的战略性核导弹，促使卡特总统重新评估他原来所青睐的美苏缓和，重新认识苏联的威胁。这也相应地使他降低了对其首席外交顾问万斯国务卿的信赖。

这个转变的标志是1978年3月17日卡特在威克·弗里斯特大学发表的演讲。他强调说：美国现在是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中国在1978年间解决了坚强睿智的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问题，并决定加速发展中国经济，卡特这才逐渐感到早日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布热津斯基所主张的政策就逐渐获得了白宫的重视。

卡特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再三，最后拍板支持布热津斯基，批准了他在适当的时机应邀访问北京。访问的时间，由总统最后确定。为此，布热津斯基为访华召开了专门会议做准备，与会的有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等部门主管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

万斯见无法限制布热津斯基访华，就给卡特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是对美中关系正常化在程序上加以限定的框架。万斯想使布热津斯基在北京与中国官员的会谈只局限于战略对话的范畴内，而不讨论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质问题。

5月12日，卡特同布热津斯基作了有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的专门谈话。卡特表示“希望加快步伐”，并指示说要是布热津斯基“看准了”，就“可以见机行事”。

卡特说，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但是中方也须同意美方的两项基本条件：

其一，美方公开声明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中方不要加以驳斥；其二，美方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谈话后，布热津斯基请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将总统的这次谈话整理成书面指示，呈交卡特审阅。5月17日，卡特在此份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书面指示上略作修改，然后签字。这样，布热津斯基就获得了总统的书面“授权”。这样，布热津斯基的访华之行，就被赋予了洽谈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使命。

布热津斯基格外重视这次访问，为了表示友好，他特地准备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取回的岩石标本和一面带到月球上又带回来的五星红旗作为礼物，并请卡特给华国锋主席写了一封信。

卡特在信中写道：

致华主席：

特备月岩标本一份赠送给您和中国人民，作为我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象征。

万斯对布热津斯基的行动有些耿耿于怀。在布热津斯基访华的计划确定后，万斯就和布热津斯基商定不提前向苏联打招呼。

但后来，布热津斯基得知，国务院有人未经白宫准许就擅自向苏联驻美大使馆打了招呼，以致苏联在布热津斯基抵达北京之前就匆匆忙忙将离任已久的苏联驻华大使伊利切夫派回北京来。

在布热津斯基即将成行之际，万斯又去向卡特建议，在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前应该邀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美国，他想以此来削弱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战略意义。布热津斯基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据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实力与原则》一书中记述，为了不让苏联因素干扰其访华之行，他劝说卡特拒绝了万斯的建议。这样，邀请葛罗米柯访问美国的计划就经卡特同意被推迟至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之后。

1978年5月19日，布热津斯基一行人终于乘专机飞离华盛顿，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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